章义伍:用教练体系赋能团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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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义伍:用教练体系赋能团队成长

现代企业是基于“制度信任”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它意 味着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由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等 客观条件决定的,而不应该是由个人的好恶、情感上的需要 等非理性因素影响的。但是,事实却并不是这样。很多现 代组织依然在重复着几千年前的封建帝国的老路:组织领 导者个人穷奢极欲,对规章制度漠视;组织制度不完善,组 织层级关系不确定;组织自我定位偏差……种种“亡征”导 致了组织的最终崩盘。

韩非在几千年前提出的47条亡征并没有随着封建帝 国的消亡而消失,其中很多现象屡屡出现在现代企业组织 中,并给这些组织带来致命伤。所以,重提“亡征”是必要 的,希望现代组织领导者警醒并自检。

《黄帝内经》上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 已乱治未乱”,“夫病以成而后药之,乱以成而后治 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现代企业 领导者也应该这样。现代企业要想得到真正的长远发 展就必须具有独特的可持续的竞争力做保障。这就要 求企业领导者能够对市场作出很准的预测,能够洞察 可能的危险,从而作出准确的判断,使企业很好地规 避市场风险。

行为学认为,在处理人的积极性和惰性之间的关系时, 整体的他律和局部的自律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具体到公司 管理上,应该是原则上的集权与具体事务上的分权相结合。 任何一个组织的领导,在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 面临集权、放权的问题。那么,怎么“集”,怎么“放”,这是领 导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里,韩非子特别强调了领导者一 定要把持的三个原则,即君术、君威、君权,否则领导者就有 面临三劫之臣的危险。三劫对君主是很大的威胁,大臣专权 而为自己谋利益,国家就危险了。秦二世时丞相赵高就是典 型的“三劫”之臣。

赵高最有名的名例子就是指鹿为马。他为了测试左右 人对他的态度,公然在朝廷上指鹿为马,并对于那些没有顺 从他说法的人施以刑法,群臣没有不害怕他的。当反秦势急之时,赵高干脆让女婿阎乐去杀二世。秦二世震怒,唤左右 护驾,但左右都战战兢兢,不敢拼杀。于是阎乐走上前去,手 拿利剑数说二世骄恣暴虐无道的罪过,勒令其自杀。二世无 奈,只得自杀。

 讲求高度集权、严密控制是中国固有的一种文化传统。 这种传统在现代管理中依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美的集团 董事长何享健就对现代企业的集权与放权有自己的体会: “集中关键权力的同时,要有程序、有步骤地考虑放权。对于 授权给什么人、这个人具体拥有什么权力、操作范围有多大、 流程是什么样的,都应该有章可循。这种对于权利的制衡既 能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又杜绝放权后的权利滥用和失控。”这应该就是对“三守”的现代释用了。

集权则不专权,放权而不放任;一手软,一手硬, 一手放权,一手监督;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以校统 人,调动部属,这就是对“三守”的现代释用。

“自利”的人性论是在当时的一些个案的基础上 得出的,他将这些特殊历史时期具有个别性的案例无限夸 大,并将之上升为理论的形态,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其中合理的一面。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有三个基本假设:理性人假定、资 源稀缺假定、保护个人产权假定。正是这三个假设,才形成 了后来的福利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而理 性人假设也是将人看成是利己主义者,、也就是说人的任何行 为都是为了追求其福利的最大化。当然,我们尤其要注意的 是,这个最大化不但指物质,也包括精神,即理想、感情、信 仰、荣誉感、正义感等的获得。这也正是韩非所言的:“医善 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 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 人之死也。”而这,也正是现代领导者管理的基础。

当然,韩非子的出发点是防奸,所以,他没有仅仅停留在 对现象的揭发上,更为国君提出了防范之策,即“备其所憎, 祸在所爱。”这是对内的防奸术,可以看成是《八奸》篇的细化 与延续。

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是当代企业成功必 备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许多企业的失败不是由于市场 的因素,而是组织内部的混乱、无序造成的。“祸起 萧墙”,加强内部控制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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