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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趋势及其内在动因。中国 的历史之所以是今天这样的面貌,与历代统治者的决策活动紧密相连。在 历史的开始阶段,全新的决策实践奠定了中国战略的大致走向。

夏、商、西周是我国历史上三个不同时期的奴隶制王朝。这一时期的 战争,以中原角逐为主,同时波及四方。它反映了农耕民族内部的矛盾斗 争以及华夏古老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夏王朝的建立,是我国 奴隶社会的开端。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禹确立了王权统治,周边的众 多部落首领,开始对禹朝贡,行服臣礼节。禹死后,子启继位。夏启打破 了传统的“禅让”制度,确立了世袭制度,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家天下” 的局面。即在众多邦国之上,王室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 这就是奴隶制国家的组织形式。

在夏之前的“禅让”制度下,推举首领的政治民主派生了最早形式的 军事民主。议事会上的商议成为当时决策的主要模式之一。除此之外,对 天地的祭拜也成为决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夏王朝建立后,世袭制度改 变了过去的决策模式,国王在决策中的权力增大,“慎乃在位的传统对 决策者的约束力消失,从而使夏王朝的统治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其后的 内部斗争中,以“王权”为核心的决策模式逐渐成熟,夏代在后期的统治才 相对稳定下来。商代的决策体系相对成熟,文献记载,汤用伊尹为右相,仲 虺为左相,他们的用兵思想,对于商汤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仲虺认 为,对于衰落的国家,先辱而后取之;对于内部混乱的国家,要乘乱取之。 推亡固存,这是客观的道理。仲聰的思想,成为商对外开拓战争的指针。在周文王、周武王时期,周已建立了一套辅助决策的机制。文王在贸然伐商失 败后,广招贤士,在其周围云集了很多人才。《国语》中记载了文王决策时 主动“询于‘八虞’,而谘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 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邵、毕、荣,亿宁百神,而柔和万民”①的史实。 这里的“八虞”是指8个虞官,“二虢”为虢仲、虢叔;其他也都是著名的 谋士。而著名的大师姜尚还不在其中,可见文王的决策队伍多么庞大。正是 这些“智囊团”协助文王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使周邦日益强大。

中国古代战略决策机制的运行,是以决策信息为媒介、决策主体为枢 纽,受决策制度的规范并在诸多因素的制约下完成决策的过程。

信息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从古到今,决策过程无时不在紧紧地围绕信 息而展开。公元前627年,秦越晋攻郑之所以没有成功,就在于商人弦髙 给秦军送去了假信息。它之所以能骗过秦军,是因为它伪装得好,从而起 到了退兵的作用。可见,信息在决策机制的运行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它从某种意义上左右着决策者的决心。

决策者是决策机制运行的枢纽。无论是君臣还是将帅,他们是决策过 程的组织者。如史书中“王召”、“议”、“复议”等词,就是决策者组织 决策的代名词。在决策过程中,由于决策主体拥有决断权,整个决策过程 均围绕决策主体而展开。公元前251年,赵孝成王将尉文之地封给相国廉 颇,封他为信平君。燕王派丞相栗腹送500金到赵国表示祝贺,并为赵王 祝酒。栗腹回国还报燕王说:“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 王召昌国君乐闲商议。乐闲说:“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伐。”燕王 说:“吾以五而伐一。”乐闲说:“不可。”燕王怒,群臣皆认为可伐。最 后栗腹率军伐赵失败而归®。在是否伐赵的决策过程中,燕王倾向伐赵, 即使乐闲的分析很符合客观实际,也动摇不了燕王伐赵的决心。当然,很 多战争也常因决策主体的英明而大获全胜。由此可见,决策机制的运行, 受决策主体个人意志的影响很大。

决策机制的信息反馈是进行再决策的重要依据。这种修正机制称为驳 议。“举贤以自辅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谏”,直谏的目的在于“恐不得闻其 过也公元前204年,刘邦在荥阳被项羽包围,他感到无计可施,郿食 其建议他仿效商周,以仁德得天下。他认为:“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其 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刘邦从善如流, 决定封六国之后。此后张良发现此事,指出:“谁为陛下画此策者?陛下 事去矣。”接着阐述了复立六国之后,汉王不仅无力驾驭六国,而且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汉营会分崩离 析,更何况眼下军务紧急〗还不是 “偃武修文”的时候。刘邦立即收回 授印,骂道r “竖儒几败乃公事! ”①

张良的直谏,使刘邦改变了原来的 计划。这种驳议的方式,是保证决 策机制健康运行的外在条件。但在 皇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下,驳议的制 约作用微乎其微。古代的“死谏”

就是典型的例证。屈原曾是楚国的 左徒,负责起草国家政令和外交工 作的是非功过。面对战国时期复杂 的战略形势,他主张与齐联合,增 加与强秦对抗的筹码。但秦用张仪

的离间计,诳骗楚怀王,屈原强谏,但楚怀王利令智昏,加上听他人邪 说,断然与齐绝交,同时还把屈原降为三闾大夫,只管一些教育贵族子弟 的事情。屈原并未因此而止谏,楚怀王被秦俘后死于异乡,继位的顷襄王 更是昏庸无道,面对耿直的屈原,在政敌的教唆下,将其流放。屈原看到 国家和人民的危机,不得不发出“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 醒”的无奈之言,最后在悲戚的叹息声中投于汨罗江自杀屈原的爱国 情怀,集中通过死的抗争,欲唤醒君王的明智,做出符合楚国大利的决 策。但在君主权限过于膨胀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明智难以改变决策制度上 的缺陷。秦统一中国之后建立的大一统政治制度,也未从根本上解决决策 制度上的科学程序。科学决策的实施,常与帝王是否圣明息息相关,这就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大决策皆系于一人,从而大大增加了决策的风险。

中国古代决策机制的运行,主断与众议是其基本的运行模式。在王权 时代,决策机制中有主观迷信色彩的介入,但已形成了基本的运行方式;

皇权时代,决策机制的制度化更趋完善,但随着政治制度的没落,决策机 制的消极方面也很突出。如在汉唐时期,皇帝的决断有一定的制约因素,

特别是宰相体制,一方面分担了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任务;另一方面形成 的决策建议,对皇帝决断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明清以后,政治制度的独 裁化,极大削弱了健全的决策机制。皇朝的内府,变成了皇帝的秘书府。 如果遇一个贤明的君主,还能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否则,皇帝的专断,往 往变成了对权利的滥用。特别是在各朝代的末期,更是如此。因此,从此 意义上讲,各代皇朝的败落,与远离现实的皇帝决断能力骤降密不可分。 为确保皇位,皇帝常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左右摇摆。小集团既得利益的膨 胀,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从而加剧了国内矛盾,农民成了矛盾斗争的 牺牲品,他们以自己的巨大牺牲,催生了新的政权。因此,在皇权至高无 上的前提下,中国古代决策机制常受制于最高决策者,决策机制运行的高 效性和高风险性同时并存。

使者除了传递信息、了解军情外,还是贤明的将帅常常利用的对象。 借助使者制造一些有利于己的信息,往往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战国时期,秦国打算讨伐楚国,以观看楚国宝器为借口,派使者去楚国探 听虚实。楚王听说后,召见昭奚恤商量拿什么宝器给他们看。昭奚恤指出 他们看宝物是假,探听军情是真,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宝物而在有没有贤 臣。最后秦国使者在楚国看到的不是宝器而是贤臣:治理百姓使其丰衣足 食、安居乐业的是令尹子西;出使诸侯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是太宗子 敖;守卫边疆、保卫国家的是叶公子高;掌管军队、指挥作战是司马子 反;继承先王的遗愿、整顿治乱的是昭奚恤。秦国使者回国复命后,秦王 感到楚国贤臣居多,难以图谋,于是放弃了进攻楚国的想法®。楚汉战争 中陈平离间范增,故意以亲亚父使者的举动给项羽使者看,导致项王怀疑 范增与汉有私交,对其大权稍加限制。最后范增大怒而直言:“天下事大 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范增离开项王还未到彭城,疽发 于背而死。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使者的使命重大,扮演的角色多彩。君王将相 从他们身上,既得到了有价值的信息,但也因所传虚假信息而失策。说到 底,还是一个洞察力和如何用谋的问题。这依然要归结到决策者本身。

在国家的行政信息体系中,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具体方式外,还有其他 临时的政策。如“广开言路”。统治集团通常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征集朝 内外以至于民间的各种信息和意见,作为中央决策时的参考。如在唐代, 武则天在朝堂设立四个铜匦,“以收天下表疏”③,从而为低级官吏和平民 提供了下情上达的机会。这一举措在武则天之后一直沿用,并形成一种 制度。

中国古代的决策信息系统,具有多元、多层次的特点。不同的信息渠 道和传递方法,相互补充,在冷兵器时代,已做到了及时、全面、准确的 要求。特别是决策者对信息重要性的重视程度和各种信息收集制度的建立 完善,对于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古代的行政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文书行政。一般群臣对天子 的上报文书有四种章、奏、表和驳iSl。这些不同类型的上书文书,一方 面向上提#各种信息,,另一^方面提供反馈信息。像驳议,就是封还皇帝失 宜的诏命,驳正臣下有违误的章奏是对决策失误或不当的一种修正建 议。有关军事方面的上书,也是章奏疏报文书中的簞_成部分,是朝廷 实施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考。

公元俞心汉宣帝接到义 渠安国关于棄人叛乱和求救的奏章 后,拜^^充国为平羌元帅。四月, 赵充国统领大军远征西北。他针对 宪人内部的矛盾,恩威并施,打击 先零,争取罕、开,分化羌人,待 到敌入军心涣散的时候,再发动强 大的攻势。但这种以政治为主、辅 以军事进攻的办法,没有得到西汉 政府的支持。他们认为这个方案过 于持久,同时先零兵强,不宜先 攻,而应先击罕、开等弱部,方可 速决。汉宣帝急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赵充国出征之后,又连续派出大量 的增援部队,合计6万多人,以加强军事围攻的力量,并令赵充国急装前 进,“匆复有疑!”赵充国仍然坚持首先打击先零羌的策絡,并取得初步胜 利。之后他把军队开往罕、开羌的居住区,实行安抚和争取的政策。这 样,罕、开羌人没有用兵就平定了。这年秋天,赵充国又接到汉宣帝的诏 书,派辛武贤为赵充国的副将,命令他们在冬天向先零羌进攻。这时先零 羌经过军事打击,再加上招抚,已有一万多人投降,剩下的七八千人马, 久居异地,缺乏水草,内部矛盾重重。据此,赵充国不主张用兵进剿,而 计划撤走骑兵,留下步兵,一面屯田,一面防守,使敌军不战自溃。可 是,赵充国屯田的奏章还未上报,汉宣帝又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如杲拒不 执行,“抗上”之举,就有被“赐死”的危险。但赵充国以国家和民族的 得失为己任,一连上了三个屯田的奏章,向朝廷陈述屯田的主张。赵充国在第一个奏章中说:明德除害,不可不慎。他算笔军队开支的项目:“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 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如此浩大的开支,国力 难以承担。因此,他建议撤走骑兵,只留下一万步兵屯田,这样既可“益 积蓄,省大用”,又可安抚人心,巩固边防。这个奏章上达后,汉宣帝交 给大臣们讨论,有十分之八九的大臣们不同意赵充国的屯田计划,只有十 分之一二的人赞成。大臣们关心的是平羌战争何时可以结束。因此,汉宣 帝在玺书中,对屯田仍表示怀疑,并问他战事何时可以解决,要他明确 复奏。

赵充国深思熟虑之后,又上了第二个奏章。他首先谈了用兵谋略,强 调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而又详细陈述了屯田的十二条好处,指出:“留屯 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汉宣帝再次把赵充国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 论,结果支持与反对的意见各占一半。汉宣帝很佩服赵充国的胆识,但还 想进一步听听他详细的意见,又让他“熟计复奏”。

赵充国于是上了第三个奏章,进一步陈述兵以计为本,多算胜少算不 胜的主张,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中强调屯田的优越性,并进而指出:“匈 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应当从战略高度决策西部边患,不能把力 量全集中到羌人的问题上。宣帝又一次把赵充国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

十分之八九的大臣都表示赞同。汉宣帝遂决定按照赵充国的建议,罢兵 屯田①。

以上所举,是典型的军事章奏的范例。在军事通信无法实现直面商议 的冷兵器时代,军事章奏便成了连接千里之外的有效媒介。从汉宣帝的 “急攻”,到赵充国的文武并用的全胜之策,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 最后汉宣帝批准了赵充国的计策,三次奏章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以后各代,章奏文书依然在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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