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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有一种出口转内销的现象，就是一个语言系统中的语言符号 去到另外一个语言系统，而后又回归到原来语言系统中的情形。比如汉 语的“福晋”是从满语搬过来的，而满语中的这个词又是从前从汉语的 “夫人”搬过去的；汉语的外来词“台吉”是从蒙古语搬过来的，而蒙古 语中的这个词又是从前从汉语的“太子”搬过去的。

当然，“福晋”“台吉”除了“外来人口”的身份外，语义上和“夫 人”“太子”相差不大。不过，词语在语言系统间的转移往往还会带来词 义上的变化。比如“劳动”一词始见于《三国志》,原指体育运动，没有 今天指生产性工农业劳动的意思。

据《三国志 · 魏志 · 华佗传》记载，华佗告诉广陵人吴普和彭城 樊阿：“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 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

“劳动”一词也见于白居易的诗：“劳动故人庞阁老，提鱼携酒远相 寻。”这里的“劳动”有“有劳了”和感谢的意思(吴晗1960:58)。

这些意思与现在我们说的“劳动”都有所区别。原来，

可见，同一个词由于先后经历了不同的语言系统而获得了新的意义。  类似的例子还有：文学作品中多以“胴体”指称女性魅力的躯体，可是   很少有人想到这个词在汉语中原来特指“牲畜屠宰后的腔体”。“胴体” 进入日语后，获得了指称“人的躯干”的含义，而后借回汉语，简直完   成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转变。再比如，“台风”来自英语typhoon 的音译，  而 typhoon 原是汉语粤方言“大风”的音译。我们知道，“台风”跟“大风” 的意义并不一致。

亲属关系是基于婚姻和生育关系建立的，所以人们往往认为，亲属 关系是自然存在的。然而你会发现，亲属关系这种人类现象，同其他与 人类有关的事物一样，并非只是自然属性，

中国人对亲属关系划分的细致程度显然是中华文化家族观念浓重的  外在表现， 一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单单是“姨表孙女儿”和“姑表孙  女儿”就得把外国人弄得晕头转向。在家族观念不再那么强烈的今天， 很多中国人也未必清楚它们究竟指的是谁吧。

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化意识有可能偏向某种亲属关系，而轻视亲属网  络中的其余部分。研究发现，有些文化会把孩子同父母双方的关系同等  分配，有些文化会更看重孩子同母亲及母亲家族的关系，而有些文化则  重视孩子同父亲及父亲家族的关系。拿那一长串的“祖婆婆、太婆婆、 婆婆、媳妇、孙子媳妇、重孙子媳妇、亲孙子、侄孙子、重孙子、灰孙  子、滴滴搭搭的孙子、孙女儿、姨表孙女儿、姑表孙女儿”为例，说话  人完全以父系家庭成员为标准，指称对象中的女性要么是“婆婆”,要么 是“媳妇”,再要么是“孙女”,尽管她们同时也是“外婆”“女儿”和“外  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