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多数人以为敢对洋鬼子说“不”的只有林则徐，事实并非如此。
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先后发布过四份宣战诏书:
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
1860年9月12日(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对诸国宜战。最后这次宜战的“诸国”，包括英、俄、德、法、美、奥、意、日、荷、比、西，共十一国。
如果以简单的敢不敢说“不”来诠释历史，该怎么解释呢?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声说“不”的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上台后，看到朝风颓败，民风颓败，力图重整朝纲。他当时规定“宫中岁入，不得超过二十万”，他节约开支，就是要支援前方的禁烟，要备战，要和英国人打一仗。
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正式下诏对英宜战，要求“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迅赞肤功，懋膺上赏”。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大声说“不”始，却以屈辱称“是”结束。1841年1月27日的激昂宣战诏书，演变成了1842年8月29日无奈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五口通商，赔款白银2,100万两。从此，开近代中国割地赔款之先河。
穿带补丁裤子的道光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他签的，中国近代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人就是他。
道光皇帝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后来者说“不”。最突出的是他的第四子，即继承其皇位的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登基时刚刚20岁、血气方刚，立志为父报仇、给父亲雪耻。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道光年间的主和派全部撤职，重新起用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全部被重新起用。
咸丰皇帝不但敢撤投降派的职，而且敢向洋人开炮。
1859年6月25日，英法舰队向大沽口炮台进攻，清军还击，激战一昼夜。13艘英法军舰中，4沉6伤，官兵伤亡S00余人，舰队司令何伯的腿也被炸断，联军竖白旗狼狈而退。
敢向洋人开炮的咸丰皇帝，还敢扣押洋特使。1860年9月9日，巴夏礼代表英法联军在通州与清政府谈判。咸丰皇帝恨透了巴夏礼，认为一切坏事皆由其策划，遂下令将巴夏礼扣留在通州，传谕各海口一律闭关，断绝贸易，准备决战。
1860年9月12日，清廷对英法宣战，声称“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要求“整顿师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
咸丰皇帝在北京一直坚持到英法联军即将兵临城下，然而坚持不住时跑起来又比谁都快，眼见“禁兵不足恃，京城不可守”，便不顾臣下的劝阻，天不亮就从圆明园仓皇出逃了。
在大沽口出过一口恶气的咸丰。一年零四个月后不得不吞下“恶果”——签订了《北京条约》，落到比他父亲更加狼狈的境地，不但导致了更大面积的割地和更多的赔款，而且英法联军将150年间用无数能工巧匠的辛苦血汗建造起来的圆明园洗劫一空，付之一炬。
龟缩于热河的咸丰皇帝在那里连发数道谕旨调兵遣将，只为保卫他的身家性命。待英法联军签约退兵后，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说:“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
那个当年大声说“不”，又是扣人又是宣战的皇帝，已经无踪无影，最终命丧热河。
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同样演变成了后来的《马关条约》，更是空前地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庚子年间向十一国宣战的慈禧太后，最为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变成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全被外人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
一次比一次败得惨，一次比一次损失大，一次比一次割地赔款规模大!
史籍记载、嘉庆、道光年间、朝风日坏。当时财政开支有一重要项目，即治河，但每年治河之费真正用于工程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会皆被挥霍。官吏饮食衣服、车马玩好，无不斗奇逞巧，一次宴请常常三昼夜而不能毕。自元旦至除夕，各厅道街门机关无日不演剧。“新进翰林携朝臣一纸拜见河督，万金即有;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拜见道库，千金立至”。
道光皇帝继位后，尽管拼命节约，励精图治，但这对整个大清局势来说都无济于事。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负手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
《北京条约》签订后，那个终日流泪不已的咸丰皇帝在向热河逃跑时，却不忘记喝鹿血，非要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经大臣苦劝，他才勉强作罢。
许多研究近代史的学者讲，”大清无昏君，大清无奸臣”，某种程度上是在说清朝败亡是非常特殊的，它跟中国过去历朝历代不一样，过去都是皇帝太昏庸腐朽了，房子都被白蚁蛀空，最后大厦轰然倒塌;清朝不是这样，从道光、威丰、同治到光绪，没有一个皇帝不想励精图治，保住大清江山;清朝的那些朝廷重臣，不管是主和也好，主战也好，也基本都是从维护朝廷利益出发，没有里通外国、跟敌人串通一气的。
至于慈禧的若干历史细节，更能说明问题。
不可否认，不论慈禧太后还是同治、光绪，都意识到了海防对维护统治的意义越来越重要。慈禧曾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固非寻常庶政可比。"清廷既然如此重视海军，后来为什么又挪用海军经费去修建颐和园了呢?岂非咄怪事?
对慈禧而言，这一切并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承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所以她既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对阻止她修园的大臣“喝滚出”，予以痛斥。清末政治舞台上，利益决定立场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
在从安宁迅速转向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仅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盘成性的帝国主文是推手，我们长期沉湎于安逸稳定而对风险与变局一片把然的精神状态、对对手缺点分析详尽而对对手优点一无所知的思维习性、以眼前享乐和手中权势为主要追求而不管明天血雨腥风的利益格局，同样是灾难的来源。如“戊戍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描述的:"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面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面不镇静。”
参考文献：金一南著《为什么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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