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8日，湖南长沙。
刚刚经历一场火厄、差点送了命的周恩来，刚刚休息几天恢复了精神，突然接到叶剑英报告，那人被判死刑了。周恩来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
周恩来急忙再问详情，得知此人因为长沙大火事件，被扣上一个无令纵火的罪名，被蒋介石亲笔改为枪毙立即执行。
此人多年前对周恩来有救命之恩，周恩来一直铭记于心，因此立即想办法去营救他。
周恩来当年遭遇了什么样的危难？救他的人又是谁？我们一一细细说来。
一、私放周恩来始末
这人的名气不大，说起来可能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叫酆悌(读音：fēng-tì)，湖南湘阴县人，生于1903年，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陈赓、左权、曾扩情等是同学。经同乡宋希濂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
酆悌虽然加入国民党，但对共产党并不仇视，不像陈诚、胡宗南、贺衷寒这些人从骨子里反共。
这就是黄埔一期学生的特点，那一批学生是全国青年中的精英，智商高，有革命热情，尤其可贵的是许多人有独立思想，特别是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许多人都保持着客观而冷静的观察，并不因为政党不同而大事攻伐。
相反，中共党员中有许多才华溢、志向不凡的人物，如蒋先云、陈赓等，共同的出身（都是湖南人），共同的救国救民的抱负，让酆悌对中共的魔力产生了好奇和向往。
许多国民党左派都是在这种思想认识下产生的。如果国民党多一些酆悌这样的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中共在信仰层面的力量源，后来他们也不会败得这么快、这么彻底。
酆悌虽然称不上左派，一直还是忠于蒋介石的，但他并没有对蒋介石盲目跟从，没有对中共始终没有形成深仇大恨，对蒋介石极端反共很不理解。
就是他的这种想法，埋下了私放周恩来的伏笔。
1926年酆悌毕业后分配到薛岳的第一师当代理政治部主任，第一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酆悌以新毕业之学生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可见蒋介石对酆悌的信任度。
酆悌当时非常能干，会说会写，擅长政治工作，蒋介石对其青眼有加，赠他一张戎装签名照，以示笼络。
按说如此礼遇，该当效死。不过酆悌始终保持了独立思想，没有卷入反共浪潮之中。
1927年“四·一二政”变，当时驻扎在上海的第一军一师和二师、第三十三军等部都卷入了这一血腥大屠杀之中。
有一天第一师的军官匆匆找到酆悌报告，说抓了一条大鱼。
酆悌心里一动，一问，竟然是周恩来。
当时身为中共领导人的周恩来，没有预料到蒋介石突然下黑手，一时没有防备，不幸被第一师七团的士兵抓住，关押在闸北宝兴里一座天主教堂里。这也是周恩来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
天幸当时薛岳称病住院，不知是真病还是假病，反正不在。几位留守的长官们围绕如何处置周恩来发生了争论，副师长主张先行拘押，待请示过师长之后，再作决定。
酆悌保持了沉默。在黄埔军校，周恩来做过他的老师。他在内心里很钦佩周恩来，认为此人才华出众，是中国的一流人才。他实在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周恩来被杀害。
考虑再三，酆悌决定去宝兴里天主教堂，劝说周恩来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性命。当他匆匆赶到了戒备森严的教堂时，团长鲍靖中等几位军官见他到来，神色紧张。鲍靖中等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十分敬重周恩来。他们已商定以押解周恩来去师部的名义，在中途将其释放。鲍靖中以为他们的计划已被酆悌觉察，惊恐不已。见此情形，酆悌心中也明白了几分。他决定装作什么也不知道，问了问团里分片“清共”的情况后，就离开了。他走后不久，周恩来被秘密释放，脱离了险境。
二、义释华克之
酆悌不光放过周恩来，还放过另外一位中共党员，华克之。
华克之，常用化名胡云卿，江苏宝应人，1902年生，是我党地下斗争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
华克之与酆悌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声气相投，那时酆悌对政治工作、情报工作很有兴趣，华克之亦如之，两人同好相协，气味相投，结成了好友。
华克之当时还是国民党员，与酆悌一样不支持蒋介石反共，区别是，酆悌嘴上从来不说，也没有做什么实际反蒋的事。华克之不一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华克之公开发表文章愤怒讨伐蒋介石，还召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党员大会，南京6000余名国民党员和左派人士赶到城南女师大操场集会。华克之在会上揭露和声讨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遗训、清党反共、分裂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行。
蒋介石下令将华克之被捕入狱。后经国民党元老吴稚辉、蔡元培等人的努力，华克之被释放了出来。
华克之威武不屈的品格，赢得了许多人的钦佩，酆悌对其勇气和刚骨十分佩服。1927年夏，酆悌调到南京中央军校任政训处长。他设法让华克之在处里挂个秘书的空职。这样，华克之既可以领一份干薪，维持生活；又可以得到他的庇护，以免遭到不测。
1928年春，中统特工逮捕了华克之，将其秘密关押于南京羊皮巷陆军监狱。酆悌为了营救好友，不惜同CC系闹翻，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系，暗中将华克之保释出来，又将他介绍到总政治部副主任陈铭枢手下，当了一名“中尉录事”。
酆悌虽知营救华克之会得罪蒋介石，但仍义不容辞，足见也是一位有古仁人之风的好汉。
1935年，华克之对蒋介石余恨未消，参与策划了一场针对蒋介石的刺杀案。当时华克之的同党孙凤鸣持枪进入蒋介石、汪精卫将要参加的一次合影大会现场，万事俱备，只待蒋介石现身。汪精卫和其他大员已经到位，蒋介石却迟迟不现身，孙凤鸣等不及，便向汪精卫连开数枪，孙凤鸣也当场被警卫打死。
蒋介石非常恼怒，命人查办，很快搞清楚是华克之主谋，于是通缉之。
这时，酆悌已是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兼训练总监部军教处长，被蒋视为亲信。“刺汪案”发生后，他得知华克之参与其中，内心惴惴不安。因为他担心陈果夫等人会利用他当年保释过华克之一事，向他发难。
果不其然，蒋介石很快召来酆悌，询问详情。酆悌知道躲不过去，就承认自己确实帮助过华克之，但动机是想争取他转变立场，“为领袖效力”。酆悌还说，当年华克之在广州中央党部受训时，蒋介石、汪精卫等人都当众称赞过他是个人才，因此他才施以援手。结果，酆悌挨了蒋一顿痛骂，被撤去力行社书记之职，“闭门思过”一周写检查。
三、谋刺张群
如果酆悌就此改换立场，甘心做一个狗腿子，像戴笠、陈果夫等人一样坚决追随蒋介石反共，或许这些事做了也就做了，不一定会招致杀身之祸。
酆悌骨子里似乎是一个非常执拗的人，认定的事必须做。又是一个颇有正直之心的人，对党国大计有自己的思考，不肯同流合污。因此遇到看不惯的事总要发作出来，这使他在蒋介石的心腹圈中显得格格不入。
谋刺张群事件，就是这种心态和做派的一次体现。
当时国民党内分了几个派系，像CC系，政学系，军统，陈诚土木系，还有孔宋家族等等，这些高官们不仅互相提防争斗，政治作风特别腐朽。
就以政学系大佬张群来说，身居高位，不思提醒蒋介石改革政风，惩治腐败分子，却还带头结党营私，大贪特贪。
酆悌深以为忧，担心长此以往国民党的声望将一落千丈，丧失在人民中的威信。
酆悌和复兴社几位骨干，如邓文仪、康泽、刘健群等人商议，决心惩治张群。
酆悌找到一个叫叶蓬的人，此人被张群、杨永泰合力从武汉警备司令之位赶了下来，彼此结有深仇。酆悌请他出面找杀手干掉时任外交部长的张群。
叶蓬考虑再三，同意了酆悌的请求，并收下了酆悌等人提供的一大笔钱。叶蓬用钱收买了程亦鹏、李德荃这两位失意的湖北籍退伍军官，指使他俩伺机对张群下手，并提供了两支手枪。
程、李两人匿藏于南京的一小旅馆里，天天去丁家桥中央党部、国府路外交部等处转悠。便衣警探对这两人很快产生了怀疑，程、李两人还没来得及下手，便被抓住。
经审讯得知，两人系受叶蓬指使，准备杀张群。蒋介石闻知此事，下令将叶蓬抓捕，交给宪兵司令谷正伦看管。
酆悌、刘健群等人都担心被牵扯进去，遂央求汪精卫出面，向张群疏通。张群圆滑世故，深知叶蓬背后有复兴社“十三太保”插手，也就不想深究了。但他对酆悌还是耿耿于怀，在蒋介石面前又告了他一状。
惯于搞权术的蒋介石倒是乐于看到黄埔系、政学系、复兴社等大小派系间互相牵制。当然他也不允许他们闹得太凶。酆悌等人利用叶蓬刺张群，就做得太出格了
正是这次事件后，蒋介石对酆悌有所疑惧，认为此人不好控制，慢慢将其从核心圈子划了出来，不再交给他核心敏感的事务。
蒋介石的手下们，也敏感地察觉到蒋介石的态度，对酆悌开始有所疏远。
私放周恩来一事后来也暴露了出来。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已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的酆悌没有料想到，他当年在上海“清共”中知情不报、纵容部下放走周恩来一事，竟被他的一个刘姓好友密告给军统头子戴笠。
此事已过去十年，早没有人说，偏偏这个时候泄露出来，可想而知，是有人顺风承旨，故意整酆悌。
蒋介石接报后，深感震惊，对酆悌的忠诚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认为此人有才，但不可再重用。鉴于酆悌知道国民党高层机密太多，蒋介石先稳住他。
半个月后，酆悌被调离侍从室，改任军委会第六部总务厅长。酆悌以为这只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而已，况且总务厅长还是个肥缺。他没有觉察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已对他开始进行秘密监视。更没有察觉到，他已经彻底掉入政治冷宫，再没有政治上的豁免权了。
四、仓促的死刑
全面抗战爆发后，酆悌调出中央，到湖南出任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后又改任长沙警备司令。
酆悌慢慢知道了蒋介石对他的冷落，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长沙竟会成为他的毙命之地。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日军逐渐向湖南发起进攻。
长沙城一夕数惊，蒋介石飞抵长沙后，与一众军政高官商议，认为武汉会战一大失误，就是没有提前把武汉城毁掉，以致大量军民资源沦入日寇之手。蒋介石秘密制定了一个焦土抗战计划，准备在日军进攻长沙前夕，把长沙城一把火烧掉。
当时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陈诚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也在长沙，两人都是蒋介石的爱将兼心腹，自然是支持这一政策的。
在决定最终放火前，长沙城已经进行了紧急疏散，大批居民向四周搬迁，军政机构也纷纷向南岳撤退，城中原有50多万人，经过疏散，只剩5万多居民，这5万人大多是前线转送来的伤病员，以及城中老弱。
按张治中的本意，是通知城中居民后，有序地组织焚城。但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11月13日凌晨2点，正当全城军民在熟睡之中，大火突然燃起，迅速遍及全城，由于是仓促行事，并不知情的市民争相出逃，拥挤践踏，造成很多死伤。
据事后统计，烧死者达2000余，湖南省政府、高等法院等机关，湖南大学、南华女中、省立长沙高中等学校，湖南省银行、交通银行等银行以及工厂、医院、民房等建筑物几乎全部被毁，建筑物完好保存的所剩不多。无论是公有财物还是市民的私有财产，带出火海的寥寥无几，损失极其惨重。
这场大火史称文夕大火，是长沙建城史上一桩沉重的悲剧。
文夕大火惨剧发生后，国内舆论哗然，令重庆当局极为被动。
蒋介石不得不再次飞赴长沙，坐镇于此，命令彻查真想。查来查去，其实他心里明白，祸根在他蒋某人身上，但这层意思怎能言明？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引咎辞职。负责长沙城防的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被追究责任。
起初只判了酆悌10年徒刑，文、徐二人亦各判徒刑。但蒋介石来长沙视察，接到判决报告后，他早对酆悌看不惯，已动了杀心，此时正好借刀杀人，于是提笔加上“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八个字。
周恩来此前一直对酆悌救过自己晦莫如深，怕说出来连累了他的性命。此时酆悌已遭杀身之险，周恩来不能再沉默下去。于是找到蒋介石，主动表态说可以联合张治中一起发一个通告，说大火不是主动所为，而是形势混乱导致，为国民党开脱责任。
蒋介石非常高兴。
但当周恩来提到宽免酆悌之罪责时，蒋介石摇头否定，说总要有人出来承担罪责。
周恩来反复求情，蒋介石只是不允。
正当周恩来求情时，宪兵已经执行了死刑。
据抗战时期担任陈诚部情报处长的张振国，在上世纪末撰文回忆：长沙大火发生之后，他是处决酆悌等三人的监斩官。
行刑前，他单独提审过酆悌。酆悌坦言，大火已烧起时，他正在家里睡觉，被随从唤醒后，他深感惊疑：怎么这么快就匆匆撤离。
也正因为如此，酆悌在接受特别审判委员会审判时，似有难言之隐，一再长叹。
但他没把责任推给张治中。在口供笔录中，他还写上“一切责任由我全负”一行字。
在这之间，张治中曾单独见过他，谈了些什么话，张振国不得而知。张振国在回忆录中称酆悌“不失为一位英雄好汉”。对他的死，张深表惋惜与同情。
酆悌刚到长沙时，外出时总有一个身穿蓝色旗袍的美貌少女跟从，曾经引起不少人议论，编排各种段子，说此女是什么什么人。酆悌从未对人说过此女身份。
酆悌被枪毙后，那个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美貌少女抚尸嚎哭不止。她究竟是酆悌的什么人？1949年，张振国去台湾后，一次无意中听在台北一出版社工作的湘籍友人左曙萍说，那少女其实是酆悌的侄女儿，这个谜才算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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