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乔治•凯南谈冷战的时候，他在说什么？

本文转自作者 | 金庆锦

“冷战”这个历史话题在当下似乎又重燃火星。谈起冷战，凯南是绕不开的人物。美国今日很多外交政策中仍能看到凯南的影子。

国际局势风云变化，“冷战”这个肇始于70多年前、终结于30多年前的历史话题在当下似乎又重燃火星。历史会重演，但不会简单重复。作为“前全球化”时代统治了全世界无数人命运的时代话题，冷战时代到底是什么？又有哪些教训？谈起冷战，乔治•凯南是绕不开的人物。他在美国冷战最关键的三大支柱工作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长电报、X文件、马歇尔计划。从二战行将结束、美苏重新评估战后世界格局的关键时刻开始，凯南的思路就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决策。到冷战局面完全确立，乃至冷战发展的大体方向和结束方式，都没有偏离凯南勾勒的框架太远。在冷战政策形成的前后，凯南几乎是最了解苏联的美国人。从小旅居俄罗斯多年，甚至在相当长一段人生历程中，他居住在俄罗斯的时间和对这个国家的了解，都远远超过美国。他的俄语不能用流利来形容，而是“优美”，他深切地热爱着俄罗斯文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但1934年12月1日，亲身经历了斯大林对列宁格勒党政系统的大清洗，令凯南从此将自己对俄罗斯文化的情感与对苏维埃政权的判断截然分开。他当时不无悲伤地说：“（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反噬己身。”虽然凯南的冷战思想屡有调整，职业后期也逐渐远离美国决策层，但说他是冷战战略的架构师并不为过。更重要的是，美国今日很多外交政策中仍能看到凯南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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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强调的是“冷”，而不是“战”

“冷战”一词带给世人最大的误导就是它的名字，对凯南来说，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之一恰恰是通过“冷对抗”，即遏制策略，来防止战争的发生。至少从1944年开始，美国就已经考虑如何在战后与苏联相处，这关系到世界格局的重新塑造。当时二战战事还在收尾阶段，美苏仍然面临共同的敌人——法西斯政权。无论是罗斯福政府还是杜鲁门政府，一个普遍的思路是战后美国和苏联都退出欧洲，重新恢复欧洲的独立性，并在欧洲建立集体安全。这一观点在凯南看来根本行不通。他在1944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俄罗斯：七年之后》中提到，二战的胜利使得苏联陷入一种对过往荣耀近乎沙文主义的狂热。西方世界的集体安全概念对他们来说是“幼稚且不现实的”，因为对苏联来说，共产主义与否并不重要，他们看重的是苏联的掌控力。这些判断后来逐步发展成冷战策略的底层逻辑。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宣布自己在战后第一次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获胜，并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讲。斯大林的讲话在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纽约时报》甚至悲观地认为，苏联与西方世界的战争正在拉开帷幕。当时凯南是美国驻苏联使团的二号人物，躬逢其盛。他在几天之后便写出了举世闻名的“长电报”，而后世也一直公认“长电报”最终促使美国下定了进行冷战的决心。凯南的“长电报”其实并没有太多新意，基本承接了《俄罗斯：七年之后》中的判断，特别是他一直坚持认为的苏联与美欧之间无法实现共同安全的判断。但是，与西方世界普遍的悲观情绪不同，凯南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凯南认为与纳粹德国不一样，苏联并没有一个时间表，也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去行动。除此之外，在沙俄时期四处的吞并也极大地削弱了苏联的力量，尤其是和美欧相比，它其实非常脆弱。所以凯南不断强调，与苏联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美国并不需要做军事动员的准备。在与美欧的对抗上，斯大林更多会借用代理人和意识形态。所以，在凯南的论述中，美国更应该采取遏制策略，即在尽可能不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基础上，对苏联的影响力进行控制和防御。（有趣的是，凯南当时并没有使用“冷战”这个词，而是与他熟识的美国著名学者兼记者李普曼在阅读了他的文章之后，将凯南的遏制策略形象地概括为“冷战”。）凯南后来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次讲座中曾明确提到，美国确实拥有更强的实力，但美国永远无法“解决”苏联问题。“我们只能让他们（苏联）退回到我们希望他们退回去的边界内。”凯南说，“我们只能学会与他们共存，并且避免巨大灾难的爆发。”遏制策略的底色是一种防守姿态，这种防守姿态源自于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非常强调心理因素在对抗中的作用，最好的胜利是“让敌人意识到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或者代价特别大”，从而赢得胜利。克劳塞维茨的这个思想对凯南的影响极大，他甚至这样描述冷战中美欧应该采取的策略——“我们必须像刺猬一样，逐步地让捕食者认识到，不要攻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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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不是意识形态之争

无论是斯大林在1946年的讲话，还是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在大众话语体系中，冷战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但在凯南看来，并不尽然如此。首先，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是苏联阵营真正的纽带。尽管这个阵营戴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帽子，但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强纽带，把这些国家聚集在一起的，往往是面对盟国，苏联制造出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利益或者是压力。凯南认为，这样的结盟会遭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二战后兴起的更为强大的民族自决浪潮。很快，他的这个判断得到了验证。1948年6月，苏联领导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铁托和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提出了批判，并将南斯拉夫开除出了苏联阵营。凯南随即在一份内部文件中写到，比起一个国家内部的特征，它在国际上的表现对美国来说更重要。他建议美国不要将苏联阵营看成是铁板一块，而是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他还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所以他认为莫斯科更不太可能掌控中国。“只要共产主义不是被莫斯科所控制，不采取进犯的动作，美国就不需要对共产主义感到恐惧，”凯南在一次讲座中说。这个建议使得美国在整个冷战期间，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表现出了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从凯南的角度来说，美国不需要在意一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而应更在意其在国际舞台上是否对美国利益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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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决胜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1945年6月，凯南坐火车在苏联境内旅行，在访问工业矿业中心斯大林斯克—库兹涅茨克的时候，凯南非常震惊。一方面，这座15年前几乎被战火摧毁的城市重拾活力，建起了全苏联最大的钢铁厂，展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力和组织力。但另一方面，凯南发现，苏联人建设和运营工业的成本高到超出理性范围。他还观察到，附近“集体农庄的农民们完全依附于单位，就如同解放前的俄罗斯农奴一样。”这种观察其实也贯穿了凯南的外交策略——如果美苏之间的冷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之争，那么这种竞争的本质是什么？凯南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苏联的挑战本质上是对我们社会质量的挑战，也就是民主社会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底有多好。”凯南并不认为苏联的制度可以保证其长期的强大和繁荣，也正是因此，他一直坚持认为，美欧并没有必要和苏联发生战争冲突，遏制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时间来实现战略目标。他认为虽然表面上苏联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显得非常强大，但苏联经济在很多方面仍然非常原始，而且苏联政府也并没有形成一整套制度去实现权力的稳定交接。这些都让凯南坚信，两大阵营的竞争，本质上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竞争。苏联人民最终会精疲力竭。他曾经预言“苏联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大的国家跌落成最贫弱、最可怜的国家。”这也是凯南积极参与并推动马歇尔计划的原因。他希望能够通过马歇尔计划让欧洲尽快走出战争阴影，但更重要的是，凯南希望马歇尔计划对欧洲不是输血，而是让他们能够获得自我发展的原始动力，只有一个独立、富裕、有活力的欧洲，而不是一个被美国控制下的藩属，才能保证美欧能够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占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