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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制的产生自然有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一是贫民岀身的朱元璋心 底对官员们总有一种仇恨的潜意识，他不希望这些人被自己养肥。二是因 为开国之初，财政困难。三是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入仕，出发点应 该是行孔孟之道，并不应为一己私利。所以，薄俸正好有利于他们砥砺节操， 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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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官万能， 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 障碍。通过加收摊派收取行政费用，支撑政府运转，是历代政治中的一个 正常现象，也是低薪制得以维持的基础。问题是加收多少，摊派多宽，并 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暗箱操作。对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也从来没有建 立过有效的审计制度。官员们往自己口袋里放钱，就象吃饭夹菜一样容易。 这种制度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 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清官，不取一分一毫，结果 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另一种就是遵照官场惯例，通过土政策 来维持开支，支撑关系网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往往一发不可收。 贪污就象遇到了适合环境的细菌，不可抑止地疯狂生长。
对于制度性腐败，历代以来，对付的办法只有两种：一是“杀”，从 肉体上消灭贪官。二是“教育”，通过树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确的导向， 来感动人、教育人和转化人。这两种办法都如水中捞月，难以达到实际效果。
在朱元璋看来，别的罪过都可以饶恕，唯有贪污是制度的红线，触及 则死。在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下，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九年，两浙、江西、 两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或者任中被杀，或者任中被罚，竟然没有一个做 到任满的。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居然没有一个人办公。为了政 府运转，朱元璋只好开恩，叫那些官员“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 徒、流刑在职”，叫他们死刑缓期执行，带着镣铐在公堂办公。
治理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朱元璋胡子都白了，贪污案件仍然层出 不穷。朱元璋连声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 治愈重而犯愈多。”前边的死尸还没有收走，后边的继任者又贪污上了。 治理越重，贪污的反倒越来越多。“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 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对于这个死结，海瑞与朱元璋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两人的解决方案就 是：加强皇权、严刑峻法。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儒学原理出发，把腐败定义 为道德问题，认为解决的方法只有教化和屠杀。他们往往考虑的是皇帝和 官员之间的利益博弈，天真地以为只要让贪腐的官员付出惨重代价，那些 尚在局中之人就会抽身而出，准备入局者也会知难而退。一个新王朝开创 时，以前的小团体被暴力横扫一空。新生的官僚集团还是个雏儿，皇帝们 往往容易操纵它。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官僚集团的独立性越来越强， 也会变得越来越坏，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朋比胶固，牢不可解” o皇 帝可以诛杀其中的成员，但无法改变其运转模式。一般来说，到了王朝中 期以后，这个集团就成了铁板一块，撕不破，扯不断。
在一个相对封闭完足的文化体系里，一切现象都有着现成的正统解释， 人们已经丧失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丧失了用自然的方式思考的能力，
只能在一种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平心而论，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本身确实也有诸多行不通之处。比方说， 朱元璋的祖制提到了禁止高利贷，海瑞当巡抚时也就按此执行。但是高利 贷的根源是银根紧，老百姓借贷困难。不解决货币供应问题，光禁止高利 贷，老百姓又从哪里去借钱呢？祖制拒绝考虑这个问题，海瑞也有样学样， 不知变通。
我们要理解海瑞的困境，还要考虑更大的时代背景。海瑞挂在嘴上的 祖制，根本上来说是这个样子的：皇帝都像朱元璋一样，大权独揽，对官 僚集团严刑峻法，让他们严格遵守规则，不敢侵害百姓。但这套东西在当 时已经无法操作。
我们就拿海瑞在当教育工作者的时候就关注的驿站制度来说，海瑞质 问那些不遵“祖制”官员：为什么洪武时期按制度办事，驿站可以顺利运转， 现在你们怎么却说不可以？
朱元璋曾经明确规定：“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明确禁止州县 官吏参与招待所工作，其目的则无非是防止官员们借口招待，公款吃喝， 贪污腐败。朱元璋时期，法定的驿站开支标准相当低，官员们出差期间、 旅途期间，有着极为严格的标准。另外驿站的物质供应，也就是马匹、船轿、 饮食等，朱元璋通过迁徙、高税率等手段从地方富户身上刮下来的。一年 中的供应量没有上限，路过的官员越多，地方大户的负担也就越重。
洪武年间是朱元璋凭借着自己的刚猛手段在治理国家，通过高压政策 维持制度的运转。在高压政策下，富户们没办法规避这种变相的盘剥。但 随着朱元璋的去世，政治空气趋向缓和，富户们逃避这种不合理盘剥的本 能也日益暴露出来，政府己不再能够通过这种程序上缺乏正义的方式，来 筹措到足够的驿站运转经费。
洪武年间的县官们都不兼职做招待所所长，朱元璋的禁令固然是原因， 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驿站经费充裕，不必求助于当地政府。富户们早已通 过各种方式，将驿站躲得远远地，驿站经费的极端拮据，自然而然会促使 那些来来往往的官员们，去责成地方政府给自己提供所需的马匹、人夫、 饮食等等。到了海瑞所处的时代，朱元璋当初定下的“祖制”己经形同虚设， 各地官员可以越过兵部，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动用驿站的公共资源来达 到以权谋私的目的。
根据明朝的相关制度，使用驿站的全部费用，都是由政府来买单。官 员们不用掏一分钱，就可以享受到驿站所带来的诸多便利或者灰色利益。 地方财政吃紧的官府衙门往往会将数额巨大的财政支出与驿站捆绑在一起， 用驿站得来的国家专项经费填补官员大肆挥霍后留下的财政黑洞。海瑞到 淳安作知县之前，当地每个成年男丁需要摊派驿站费用4到5两银子，邻 近的建德县则高达9两之多。而经过海瑞的压缩之后，淳安每丁摊派到的 驿站费用就只剩下2钱多银子了。前后对比之大，可以窥见腐败的严重程度。
如此一来，用于官家事务的驿站就这样成了官员私人化的加油站，他 们搬家要用驿站，宴请宾客也将账单挂在驿站头上，总之国家的钱不花白 不花。长此以往，驿站就成了一条输血管道，地方官员不光可以将权力管 道插进民间来吸食民间油水，也同时可以将权力管道插进驿站来吸食国库 的利益琼浆。如此以来，驿站的存在反而造成了明朝国库收入的大量流失。
朱元璋的这些规定，在正常环境下，显然不存在长期被严格执行的可 能性。可是一个制度在运行了将近200年，还指望它保持当初的新鲜度是 不可能的。海瑞在南直隶改革驿站制度，恢复祖制的战绩是：当地过往的 官吏们陷入无人理睬的境地，既找不到轿夫，也找不到驿马，往往需要自 己掏钱去雇请，可谓苦不堪言。官员们出差，本来应该经过南直隶，干脆 绕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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