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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的最底层经过奋斗才走向权力的巅峰。对 于一个从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草根皇帝，江山得来不易，岂容他人共 享权力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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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 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偷偷给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 都给举报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常见的特 务统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 还存在反向特务和密探，是臣子们用来打探皇帝情报的，这些特务和密探， 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为逆向特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宦官穿的“权力马甲”
明朝的宦官之所以最后会闹腾得鸡飞狗跳，主要还是因为明朝极端专 制的皇权。在封建官家制度中，皇帝始终高踞于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在一 大批曾经跟他一起赴汤蹈火的开国元勋被清洗之后，整个官僚集团陷入了 一种信任危机。连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都不值得信任，还有什么人能够值得 信赖？
开国之初，朱元璋虽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但最后他本人带头违 反了禁令。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平日喜欢结交儒生，在家中养了不少门客。 有一次，李文忠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愤怒道：“若 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门客教之。”于是一怒之下将李文忠家中的门客都 杀了，随后李文忠也神秘死亡。朱元璋在这里居然视宦官为自己不可缺少 的“羽翼”，这种前后态度的转变让人费解，但却给那些重用宦官的皇权 继承者们一个理由——谨遵祖训O
宦官本来只不过是宫廷里的服务生，身上不应该披有正式权力的外衣。 但另一方面，宦官又是最接近皇帝的人。最接近权力的人，却被正式制度 挡在权力的大门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他们中间有些宦官就会想尽 一切办法从皇帝手中分得权力，就算不能穿上权力的正装，也要捞一件“权 力马甲”穿在身上。世上的“马甲”千千万，这么多人热衷于“权力马甲”， 是因为可以借着权力的光照亮自己的前程。一旦穿上“权力马甲”，又没 有被人识破。那么穿“马甲"者不光可以获得正式权力的待遇，更能享受 到官场利益的分肥。
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势 的两大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他们也刻意规避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在 权力的运行中，对于那些接近权力核心层的辅官阁臣，他们可以说是防备 再防备。比如说在章奏的批示上，两任皇帝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 只让那些文臣在其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不放权于他们。但是等到 洪熙、宣德以后，这种局面就被完全打破了。尤其是票拟制度应运而生， 更是增大了宦官专权的可能。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 大臣们的奏章都不去批阅，然后就令内阁大臣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 的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然后再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审 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这就是改变明朝宦官命运的票拟制度。
这种票拟制度为宦官专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得到票拟之权的是司礼监 和文书房。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的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 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为宦官建制中的两大权力要害部门，司礼监“掌 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而 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 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在 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司礼监成了权力最大的机构。
按照两大部门的职责分工，他们等于是卡在皇帝和大臣权力通道中间 的障碍物。对于大臣们而言，不管是六部进呈还是内阁票拟的奏章，或起草 的诏令，在交到皇帝手里之前，都要经文书房的宦官们过目；而对于皇帝 来说，他所下的命令，也不能直接送达大臣，必须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 这就是说，所有的奏章在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们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
能预先知道其中的内容，而且内阁大臣们的票拟，只有通过司礼监的审阅 后，认为可以操作，才能送达皇帝的案牍之上。其间，司礼监太监还在章 奏中做下记号，即“凡有要紧处，即铃阔一寸许白纸条，覆于本上下空纸 处，用指甲捏一痕”。由此可见，司礼监对于皇帝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 而太监享有的批红大权，更是明朝宦官得以窃弄权柄的关键。
明朝末年的权宦魏忠贤，或乱批，或假传圣旨，更是到了为所欲为的 境地。杨涟在《劾魏忠贤疏》中说：“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 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 勒逼喧嚷，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 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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