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6日，陕西省甘泉县，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甘泉县这个坐落于大西北的一个偏远县城，却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后一步，与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胜利会师。尽管寒风呼啸，尽管红军将士们衣着单薄，但是会师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热在每一个人心里。
然而喜悦归喜悦，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队伍并没有完全摆脱险象环生的困境，作为每一个高级指挥员都心知肚明。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该何去何从，更是摆在每一位指挥员面前重点和难点！
有一天，红十五军团军团部来了一位客人，军团长徐海东急忙出来接待。来人自报家门，说是中革军委采办处主任杨至诚，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条子，递给徐海东。
徐海东
徐海东接过一看，几十个龙飞凤舞、雄浑有力的草书印入他的眼帘：
“海东同志：请你部借二千五百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的问题。”
看了落款，徐海东知道这是毛主席的亲笔信，突然沉默了下来。
窑工出身的徐海东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后就参加革命，长期战斗在鄂豫皖苏区。1934年11月17日，继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不久，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率领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25军2980人也踏上了漫漫征途，成为红军长征的四大战略方向之一。
经过十个月的艰难转战，红25军于1935年9月16日在陕北永平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下辖3个师，共7000多人。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在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领导下先后取得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为三大主力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对于毛主席的亲笔信，徐海东之所以沉默是因为他对长征的艰难困苦有着切身体会！
中央红军始终是数十万国民党军一路围追堵截的主要目标，从江西一路走来，经历了九死一生后，原先8.6万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8000人左右。
两军刚会师的时候，徐海东生平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红军领导人，就发现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着单薄。
当时由于张村驿战斗即将打响，徐海东只安排人送了一些棉衣，但没想到应该拨一部分款子过去。如今让毛主席亲自写条子找他借，颇感不好意思。
看到徐海东沉默了，杨至诚以为他为难了。刚要开口说话，只听徐海东转身问军团供给部部长查国祯：“现在我们手里还有多少钱？”
查国祯回答说：“还有7000元。”
“中央红军刚到，困难比我们多，我们要勒紧腰带，多为中央红军解决困难。这7000元钱，留下2000元，5000元交给中央。”
“我这就去办！”查国祯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转身走出了徐海东住的窑洞。
不多时，5000大洋和一批武器弹药、布匹药材交到了杨至诚的手上。
徐海东的这一举动在毛主席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毛主席还对人说：“那时候，多亏了徐海东的5000元钱哪！”
但是，5000大洋能够解决的仅仅是燃眉之急！
两军会师后重新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全军1.1万余人，这还不包括地方干部这些非战斗人员。当时陕甘苏区只有20多个县政权、人口不过40万左右，物资极为匮乏，1万多人的红军队伍要在这里生存谈何容易？更不用说在苏区四周还有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晋绥军近40万人虎视眈眈地盯着。
此时蒋介石正把注意力放在川南堵截红四方面军，却也没有忽略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
一年来，蒋介石不知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思在中央红军身上，从江西到陕西，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无数次即将大功告成却又无数次功败垂成。
中央红军前脚刚进入陕北，蒋介石后脚就指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发动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但是兵强马壮的东北军严重低估了红军的战斗力。直罗镇战役，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这两支从未打过交道的队伍却密切配合，干脆利索地消灭了东北军1个师。
直罗镇战役对西北各路敌军是一个极大的震撼，短期之内谁也不敢单独闯进苏区跟红军叫板，只是远远地在苏区四周修碉堡，对苏区进行封锁。
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清楚，敌人这是故技重施，把在南方时的“乌龟壳”战术搬到了北方。
红军的应对之策就是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然后各个击破，这也是红军在多年的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百试不爽的一招！
但是选择突破点是一个颇为困难的过程，这既需要领导人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要团队协作的精神。
对于红军的下一步行动，领导层一度出现了分歧。
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曾回忆说：
“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早就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归结起来讲，就是如何处理好巩固与发展的关系。有人讲，目前我们刚到陕北，刚站住脚，是巩固一段时间再往前发展呢还是马上去发展呢？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在发展中也可以巩固。至于向什么方向发展，瓦窑堡会议之前，许多同志提出过不同的建议。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发展；有的主张往北、向内蒙发展，以便背靠苏联；也有的要先往南，打击东北军、西北军的力量，以求巩固陕北根据地。”
从战略态势上看，陕甘苏区的东、西、南三面皆有敌军重兵防守：西面马家军加中央军一部；南面东北军、西北军加中央军一部；东面是晋绥军。只有风沙肆虐的北面，目前还没有多少敌人。
对于红军的生存来说，南面的关中、陕南和东面的山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符合创造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北面的绥远和西面的宁夏、甘肃虽说经济条件弱一些，却可以直通新疆和外蒙，取得国际援助。
众所周知，我党在创建之初很长一段日子里，工作经费大多数是从共产国际获得的，直到20年代末红色根据地的创建，“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的实施，才逐渐实现经济独立，红军也得以一步步发展壮大。
但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绝不仅仅是过去农民起义那种“劫富济贫”的方式，而是一整套科学的经济运行体系。因为从地主、土豪手里夺来的钱财再多，终究是有限的。
钱再多如果不流通终究也只是废物。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如果没有货币发行权，终究也无法取得经济独立。经济上仰人鼻息的国家政权，其命运也就只能受人操控了。
比如蒋家王朝，其经济基础本质从根本上上来说是由一个个受帝国主义势力豢养的国内财团组合而成，银元和外币是硬通货。尽管也曾发行过法币和金圆券这些独立的货币，终究也是在人家的监督之下运行，很难有自主权。最终随着法币和金圆券相继失去信用，蒋家王朝也就随之崩塌。
红色根据地创建之初，我党我军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做出应对之策。 那就是以粮食、盐巴、布匹这些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作为信用基础创建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内还有钨矿，作为和白区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
事实证明，红军时期创立的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在遵义短暂停留的13天里发行“红军票”兑换银元，不仅让当地穷苦人民得到了大量生活紧缺的食盐，还为红军筹集了大量生活、医疗用品，极大地改善了自长征以来极为窘迫的生活环境。
因此，我党我军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领域自始至终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终赢得了民心。而任何一个科学而又高深的理论、政策，离开人的因素，哪个也不能成功实行。
如今红军所处的陕北苏区，连粮食都十分匮乏，钨矿砂这类矿产资源更是为零，在国民党军四面封锁的情况下要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让自己的货币独立流通发展苏区经济，谈何容易？
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主席找徐海东“借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条件建立经济体系发行独立货币，为了保证不与民争利，只能使用流通全国的银元。而要确保经济体系的运转和自发货币的稳定，离开银元这个硬通货也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军摆脱眼前的困境，制定战略方针的根本着眼点在于摆脱经济危机。
主张向西、向北发展，取得国际援助的同志主要以当时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为主。
早在大革命时期，苏联就曾通过外蒙古、新疆向盘踞西北的冯玉祥输送了价值上千万卢布的军火，使得冯玉祥一度称雄塞外。留学苏联的张闻天等同志对这段历史自然格外了解。
主张向南发展的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林彪时年28岁，担任军团长职务已经三年。在那个战火纷飞、生命随时定格的年代，弱冠之年就担任高级将领的林彪少年得志，凭借的还是个人能力。
从南昌起义一路走来，中央红军进行过的重大战役林彪无役不予，游击战、运动战战术对于林彪来说更是熟稔于心。
由毛主席、朱总司令亲手创建的红一军团更是红军中声威显赫的王牌部队，在长征中担负着开路先锋的角色，一路斩关夺隘，无一败绩。
和大多数同志一样，到达陕北的林彪并没有因为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而产生丝毫的悲观，反倒是比任何人都多了一份乐观。在他看来，长征中几十万敌军都没能拦住红军，苏区附近这些杂牌军在血与火中铸就的红一军团这支铁血雄师面前，能有多大作为？
因此，林彪的建议是离开陕北，到物产丰富的陕南去发展。
目前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当时有多少人和林彪有同样的看法，但是林彪曾经两度给中央写信，力陈向陕南发展的意见，并且罗列一个红一军团中基层干部的名单由他指挥去陕南。
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组织内部出现意见分歧是正常的事情，更不是坏事，这充分说明红军内部浓厚的民主政治氛围，大家无论意见如何，都是本着为红军的生存与发展而献计献策。
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调动并保持住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民主政治氛围。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备两面性，关键时刻的群策群力必不可少，议而不决却是大忌。如何凝心聚力、统一思想，这是作为一个优秀领导人最为难能可贵的素质。
这就是毛主席的第二个伟大之处，博采众长之后又能择善而从。
对于向西、向北发展的建议，毛主席原则上不反对，因为这并没有脱离“巩固陕甘苏区”这一主题。对于红军来说，争取外援也是一个相对重要的任务。早在几个月前的沙窝会议、俄界会议上，红军也曾确定过这一目标。中央红军北上最初的目标也曾定在靠近苏联的外蒙边界。
但是任何会议最终只是对胜利的一种展望，并不能完全替代胜利。红军长征一路走来，前前后后进行了无数次会议，单是战略目标就修改了13次。
原因无他，形势使然！
因为最终的胜利是靠千千万万的人用行动甚至是生命去实践后才能获得的。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之所以没有选在国境线，是因为到达甘南的哈达铺后，毛主席从一张缴获的敌人报纸上获悉了陕甘苏区的存在。
毛主席对向西、向北发展的建议没有直接否定，只是提出两个前提条件：
1、4个月内扩大红军1万人。
2、不能脱离陕甘苏区。
就陕北的状况来说，4个月内扩大1万人，谈何容易？
自觉自愿是我军自建军以来最根本的一条政治原则。而要人民群众凭自觉自愿去当兵，在过去经济条件较好的南方苏区相对容易实现，如今的陕甘苏区根本不具备这一条件。
不能脱离陕甘苏区意味着红军不能一下子全拉出去，要留下相当的力量保卫苏区，毕竟周围还有几十万如狼似虎的敌人。而当时红军满打满算只有1万人左右，既要保卫老区又要开辟新区，力量显然不够用。
对于离开陕北去陕南的意见，毛主席则直接予以否定，因为这背离了“巩固陕甘苏区”的原则。
既然上面两个方案都不可取或暂时不可取，那么红军该何去何从呢？
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是：东渡黄河、击破阎锡山主力，开辟靠近黄河一侧的山西西部5个县作为新的苏区。
众所周知，毛主席考虑问题历来是立足实际、把握全局。
红军的实际情况不言自明，那么全局又是什么状况呢？
随着日寇的铁蹄踏向华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犹如惊涛骇浪，各地的抗日行动犹如野火燎原。红军要想有所发展，首先就必须要加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投身于抗日烽火之内！
毛主席讲的“在发展中求巩固”，正是这个道理！
对于抗日的问题，毛主席在长征后期就逐渐考虑成熟，中央红军从四川北上陕甘，也正是基于对日作战！
而要从陕甘苏区前往华北抗日前线，山西和绥远则是必经之地！
相比两省的物质条件，山西要比绥远优越得多，而红军在山西开创根据地，既可以向绥远发展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目标，也可以向东发展，争取直接对日作战。
不得不说，毛主席的这一主张既为红军指明了发展的道路，又最限度的处理好了内部分歧，堪称高明！
1935年12月中旬至下旬的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红军东征山西的战略目标！
瓦窑堡会议在漫长的国内革命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会议对革命的胜利只具有指导作用，没有决定作用。胜利最终还是要靠千千万万的英雄用鲜血和生命进行百折不挠的奋斗与实践。
会议描绘历史蓝图的笔墨，而实践则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实现瓦窑堡会议的战略目标、完成扩大苏区的任务，最终还是要靠英勇无畏的红军指战员身体力行的去创造！
但是东征山西，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阎锡山麾下的晋绥军，相对于红军来说并不是等闲之辈！
主要原因在于红军对阎锡山这个统治山西30多年，纵横捭阖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之间不落下风的地方军阀缺乏足够的了解。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古训，“不打无准备之仗”更是我军自建军以来一直遵循的基本原则。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不可能随时随地让交战双方都准备妥当后再拔枪相向。获取情报、把握战机，很大程度上在于进入战场以后的动态工作，而不只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对一大堆文件材料搞分析报告。
红军长征一路走来，正是在身处战场的环境中一路艰辛、一路胜利！
根据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回忆可知，东征前红军对晋绥军的掌握情况如下：
“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他从清朝末年在山西当都督到民国当省主席和绥靖主任，统治山西几十年，他有他的社会基础。阎锡山当时有部队8万人，有自己的兵工厂。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着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高碉暗堡，在山西普遍推行闾甲制度。这都会对红军东渡造成很大困难。”
聂政委这段回忆至少折射出来3个信息。
一是阎锡山军事实力强大，除了8万部队外，关键还有兵工厂。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当时全国拥有兵工厂的地区，除了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苏浙地区和奉系军阀盘踞的东三省外，也就只有山西有兵工厂了。
众所周知，重工业程度是衡量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同时侧面反映出山西的经济条件确实比较优越，不然怎么能搞出来重工业和千里河防？
仅此一点，连一向骁勇善战的彭老总也颇有担心。30多年后，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曾说：
“我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
二是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根基相当牢固。千里河防工事的大工程，显然不是仅仅靠几万部队的劳动力就能完成的。而阎锡山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理论高度，只能靠强征民夫这种极为残酷的军阀手段，必然大失民心。
三是阎锡山部队兵力分散。山西、绥远两省皆是他的地盘，又有千里河防工事，单靠8万人的部队无论如何是做不到处处设防的。
对于闯过了重兵防守的湘江、乌江、大渡河的红军来说，眼下的黄河哪里挡得住骁勇善战的红军指战员？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红军过了黄河，将在富饶的三晋大地上纵横驰骋。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精神移植过来，必然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
对于这些潜在的有利条件，一向视人民群众为“活菩萨”的毛主席自然心知肚明。他在回答彭德怀“能不能保证红军撤回陕北”的问题时说：“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短短一句话，折射出来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那种战略家的气魄与自信！
前文说过，红军长征期间经过了13次战略目标的更改。
比如遵义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目标，但是由于土城之战的失利被迫放弃，从而造就了四渡赤水的战争奇迹。然后红军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盘桓两月之久后，一路向西，过金沙江北上，穿越人迹罕至的川西地区，最终实现了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标。
任何环境下的瞬息万变也不如血火交织中的战场来的诡异，把握战场主动权、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不仅需要技高一筹的智慧，更需要脚踏实地的毅力。不仅需要少数领导人的运筹帷幄，更需要团队的群策群力。
因为只有在结合实际后的想象力才能称得上智慧，而要做到结合实际，团队的群策群力要远比领导人的一己之力强得多。
我们常常说历史选择了毛主席，还应该明白毛主席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整合了顺应历史甚至是改变历史的力量！
四渡赤水中先有毛主席决策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英明决策，接着又有彭德怀、林彪主动配合痛击黔军王家烈部和中央军吴奇伟所部的辉煌胜利。
如今彭德怀和林彪这两位在长征中敢打硬仗、善打巧仗的元帅级指挥员又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东征战役，再加上第一个走完长征路的大将徐海东，滔滔黄河还能挡住闯过无数激流险滩的红色狂飙吗？
1935年12月下旬，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方面军改称“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主席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下辖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和徐海东、程子华指挥的红十五军团，全军共1.27万余人。
战略目标确定、指挥机构诞生、领导人就位，东征战役的战鼓隆隆敲响！
对于红军东征行动，阎锡山并非一无所知。唯独没想到红军会来的如此迅速、打得如此猛烈！
在阎锡山看来，刚刚走完长征路的红军极度疲惫，再加上陕甘苏区附近的几十万国军和自己重兵防守的黄河防线，红军东征谈何容易？
在军阀世界里混了半辈子的阎锡山自然只会按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常规思维去揣度，却不知经历了长征的红军已经练就了“后勤在前方”的独门绝技。须知，红军东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筹集粮饷。
1936年2月20日晚8时，东征战役正式开始。晋绥军的千里河防只一夜功夫就被神勇的红军戳了个透心凉。短短两天时间，1.27万多名红军健儿仅仅付出了数十人伤亡的微小代价就全部渡过黄河，踏上了素昧平生却又人杰地灵的三晋大地。
红军成功强渡黄河不得不说是我军战史上又一个奇迹，站在高山大河之巅的毛主席望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和山河之间浩浩荡荡的红色大军，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以他那伟人般的豪迈气概和诗人般的浪漫情怀，挥笔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沁园春·雪》。
此时的阎锡山则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之下将原先部署在陕北的4个旅撤回来，加上晋西地区的1个旅，兵分四路向正在包围石楼、中阳县城的红军杀来。
从阎锡山的部署来看，他的确不了解红军的战法。红军包围石楼、中阳的意图正是为拿手好戏“围点打援”作的热身运动，这也正是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这些红军战将的拿手好戏。
2月24日，彭德怀下达作战命令。
彭德怀
25日，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在隰县西北地区的蓬门地区将孤军冒进的晋绥军第203旅先头部队的两个营歼灭。
林彪的红一军团也不甘落后，于27日在关上村将绰号“满天飞”的晋绥军旅级王牌部队独立第二旅大部歼灭。
短短一周不到，晋绥军三战三败，令阎锡山十分狼狈，又极度尴尬。
早在红军东渡黄河之前，早就觊觎山西又苦无机会的蒋介石随即祭起了在红军长征期间屡试不爽的“一石二鸟”这个吞并地方实力派的“法宝”。
红军前脚刚踏过黄河，蒋介石后脚就让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向阎锡山提出派中央军入晋作战的意见。
狡猾的阎锡山怎会上当？自恃有8万大军在手，当即一口拒绝。
蒋介石倒也心平气和，“一石二鸟”的前提是地方军阀扛不住、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再进行，这才有事半功倍之效。于是，蒋介石只是将10个师的兵力部署在山西东面的正太路方向和南面的陇海路方向，并没有强行进入山西。
领教了红军的厉害，阎锡山万般无奈之下才向蒋介石求援。
而蒋介石却气定神闲，直到3月上旬晋绥军的主力在兑九峪战斗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这才命令以陈诚为总指挥的10万大军不紧不慢地开进山西。
纵观红军长征的历史，红军之所以能够无数次绝境逢生、化险为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因素在于敌人的内部矛盾。蒋介石借机吞并军阀的野心不死，军阀割据一方的决心不灭。一来一往的斗法，在瞬息万变的战场和机动性极强的红军面前，一个个天赐良机悄然丧失。
正如毛主席《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第一条讲的那样：“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红军长征从江西到陕西，再到陕西，“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一路如影随形的跟着。
尽管红军在兑九峪战斗中没能将晋绥军主力打垮，却将其打疼了，更重要的是阎锡山把全部家当都调到了晋西地区，同蒲铁路沿线的山西腹地极为空虚。而这一地区正是山西最为富饶的区域。
趁着晋绥军集中到了晋西，中央军还没到的有利机会，审时度势的毛主席再度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那就是兵分三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主力一南一北，沿着同蒲铁路南下北上。一方面打击敌人，摧毁反动政权。另一方面扩大队伍、筹集粮饷、宣传抗日主张。中路军由两个军团各一部外加新组建的红30军组成，由毛主席、彭德怀、叶剑英直接指挥，继续留在晋西地区牵制晋绥军主力，策应南北两路大军的行动。
气急败坏又利令智昏的阎锡山自以为在兑九峪发现了红军主力，一厢情愿的将主力部队往晋西填，对红军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分兵北上、南下的决策浑然不觉。
就这样，数万晋绥军在仅有千把人的红军中路军的牵制下在山峦重叠的晋西地区转来转去。南下和北上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犹如两把利刃，在上千里的汾河谷地长驱直入，所向披靡。
筹集粮饷、扩大队伍、宣传抗日主张的工作搞得如火如荼，数以千计的青年加入红军队伍，数以万计的大洋进了红军的账户，数以十万计的群众了解了党的政策。
直到3月下旬红一军团占领吉县、逼近运城，红十五军团兵临太原郊外的晋祠时，阎锡山这才如梦初醒，大呼“上当”。
情急之下，阎锡山也顾不上自己的老脸，专门找到小自己15岁的中央军总指挥陈诚，制定了一个全面围堵红军的作战计划，企图集中中央军和晋绥军主力与红军决战。
蒋介石看到战场局势逐步恶化，也急忙命令陕西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从西面封锁黄河，策应中央军和晋绥军作战。
指挥中路军在晋西山区与敌人打转转的毛主席密切关注着战场局势。
此时的战场态势已经十分明朗，彼此心怀鬼胎的蒋介石和阎锡山开始并肩作战了，数十万敌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红军逐渐形成合围态势，尤其是黄河沿线，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军东征前确定的“开辟吕梁山根据地”的设想此时已经很难实现，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摆脱敌军的包围，回师陕北。
正如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先后放弃北渡长江和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创建苏区的计划一样，都是领导人们根据审时度势后做出的决策。
四渡赤水不是目的，而是摆脱困境的措施过程。同理，红军东渡黄河和回师陕北，也是摆脱困境的措施和过程。
而决策的制定和实践，都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我党我军数十年革命斗争中凝结和提炼出来的智慧精华，正是来源于一个又一个相当艰苦的实践过程。
针对来势汹汹的几十万敌人，毛主席和彭德怀很快做出决策，一方面命令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迅速向晋西集中，一方面命令在陕北地区攻城略地的红28军迅速东渡黄河。
红28军东渡黄河可谓是整个东征战役中的神来之笔。
这支仅有1200人的新部队不负众望，军长刘志丹指挥下，迅速摧毁晋西北地区的敌军河防工事，为满载而归的主力红军向晋西地区集中进而回师陕北创造了条件。
而陕甘苏区的创始人之一，被毛主席称之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刘志丹军长，在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鉴于各路敌军日益逼近，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了红军回师陕北的决策。
从5月2日至5日，东征的红军满载着打土豪得来的30万大洋和分田分地后入伍的8000新兵，全部渡过黄河回到陕甘苏区，标志着历时75日天的东征战役落下帷幕。
损兵折将近8个团的阎锡山还得应付鸠占鹊巢的10万中央军，再也不敢向陕北派去一兵一卒。
促使毛主席决策红军回师陕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周恩来副主席自红军东征以来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积极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并且取得显著成效。
尽管在东征战役后期，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派兵向黄河西岸挺进，做出一副封锁黄河西岸渡口的样子。
也仅仅是做做样子而已。
红军长征包括东征，令蒋介石有了收编、吞并地方军阀的机会。然而历史的诡异之处就在于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滚滚前进的历史巨轮从来不随少数人的意志行动，无论哪个个人或个体想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将给历史，在历史潮流、历史巨轮面前最终荡然无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起点正是来自被蒋介石“一石二鸟”算计和威逼的地方军阀。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给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留下了初步印象，红军东征的胜利更加深了这一印象。因为在军阀眼里，实力才是第一位，红军东征的所向披靡，向军阀们证明了实力。
张学良、杨虎城派兵挺进黄河西岸对蒋介石来说是做样子，对于红军来说却是带来了又一个发展机遇。
因为陕甘苏区的西部变得空虚起来，毛主席为红军制定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西征。而这一决策最终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
战前曾向毛主席提出红军过河后能不能保证回来的彭德怀，后来也满怀感慨的说:“东征战役是红军长征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版权声明：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和用户投稿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