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被解除指挥权后，周总理和他彻夜长谈：你和我都不适合当领袖

1935 年1 月7 日早晨，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在进入遵义之后，时任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博古，与周总理商量：“现在大家的思想比较混乱，我看有必要统一一下思想，研究一下下一步的战略部署。”

“这样很好！”周总理表示赞同，并说道：“大家要求开会的呼声很高，高级将领中不少人有牢骚，如果大家思想不统一，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就很难开展。”

博古，原名秦邦宪

很快，周总理就和博古商量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由博古在会上作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总结报告，由周总理主持会议并作军事问题的专项报告。

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即1935 年1 月15 日，在遵义老城子尹路上的一幢两层花园洋房里，会议正式召开了，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之时，博古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造成的。

紧接着，周总理就军事问题在会上作报告，他直言不讳地点明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在作报告的过程中，周总理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

在听完周总理的报告之后，博古非常紧张并且深感不安，他担心周总理过分强调军事指挥上的主观错误，会降低“三人团”（博古、李德和周总理）的在军事指挥上的领导威信。

更让博古没有想到的是，在周总理作完报告之后，接下来发言的张闻天胸有成竹地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发言提纲（这份发言提纲是他与毛主席、王稼祥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后写成的），严厉地批评了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

此后，毛主席在发言讨论的过程中，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三人团”犯了军事路线上的严重错误。

毛主席将这个严重错误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第二个阶段，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第三个阶段，犯了撤退中的逃跑主义错误。

毛主席的发言，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聂荣臻、刘伯承、陈云等同志的赞同与支持。当时，唯一表示不同意的，只有何克全（又名凯丰，时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政委）。

就连一向谦逊温和的朱老总，也在会上心情沉痛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朱老总的这句话，犹如一把利刃戳在博古的心头上，让博古顿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委屈、沮丧和震惊的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使他喘不过气来。

委屈的是，虽然说打了败仗，可那是军事顾问李德指挥的，怎么大家一股脑把责任全推到自己头上！沮丧的是，大家的批评意见条理清晰，有理有据，自己确实要负责任！震惊的是，老同学、老战友王稼祥此时也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最终，经过三天的讨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被解除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不过博古仍担任临时中央负责人。

秦邦宪故居

当时，博古才28 岁，他原名秦邦宪，1907 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博古9 岁丧夫，从此家境衰落，艰难的生活让他在求学道路上更加勤奋刻苦。14 岁时，博古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学校读书，并开始接触进步刊物。

后来，思想焕然一新的博古又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他在这里结识了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等人。在此期间，博古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还如愿加入了党组织。

1926 年10 月，19 岁的博古突然遭到国民党淞沪警察厅的逮捕。在凶残的敌人面前，博古始终坚贞不屈，保守住了组织的秘密。由于查不出任何证据，敌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得将博古释放。

获得释放之后，博古听说中央要选送一批同志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便立即写了申请书。不久之后，经过考试考察，博古获得了到苏联留学的机会。正是在赴苏联留学期间，博古结识了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这个人就是王明（原名陈绍禹）。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博古为自己取了一个苏联名字，叫“博古诺夫”。后来回国之后，博古就索性使用苏联名字的前两个字为自己的化名。博古在苏联学习工作了4 年，于1930 年5 月回到国内，最初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负责编辑《劳动报》等工人报纸。

由于有苏联留学背景，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支持，博古和早他一年回国的王明地位扶摇直上，王明担任政治局常委，博古出任团中央书记。时间到了1931 年10 月，在白色恐怖之下，王明秘密离开上海到苏联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

在离开上海之前，王明将博古安排进了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时候，博古才24 岁，由于非常年轻，所以他被同志们称为“中央的小伙子”。

那时候，身在苏联的王明非常器重在国内工作的博古，他将共产国际指示只传达给博古一人，从而帮助年纪轻轻的博古提高地位。而博古也没有让王明失望，他盲目机械地贯彻执行王明从苏联发来的指示，而从不考虑符不符合国内实际。

1933 年初，因斗争环境日益复杂，博古秘密离开上海前往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不久之后，博古被推选为临时中央负责人。这一年，博古才25 岁，一副重担压在他的身上，让他茫然不知所措。

当时，博古考虑到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所以将李德（本名奥托· 布劳恩）调到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本来，李德作为军事顾问，他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更没有指挥权。可是，由于博古不懂军事，所以李德的权力水涨船高，最终掌握了主管甚至领导军事的权力。

这样一来，最终的结果是非常严重，在不考虑国内实情的李德的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了，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此时，年纪轻轻的博古已经感到了不堪重负、力不从心。

红军长征影视剧照

在湘江战役之后，望着江面上漂浮的和遍地横卧的红军战士尸体，博古悲痛万分，一种难辞其咎的恐惧感和愧疚感使他举起手枪，指向了自己的太阳穴。就在博古将要扣动扳机的时候，正朝这个方向走来的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立刻喊道：“你要干什么？”

在博古的惊愕之际，聂荣臻快步来到博古面前。聂荣臻比博古大8 岁，经历的事情也要比博古多，他语重心长地对博古说道：“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博古看了看聂荣臻，然后想了想，慢慢放下了手枪。

当时，军事顾问李德仍一意孤行，他坚持按照原计划行军，想要尽快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博古对此听之任之。可是，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先不说中央红军能否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就单说敌人提前在沿途设下重重埋伏，中央红军都凶多吉少。

怎么办？毛主席提出的向敌人力量最弱的贵州进军，得到了包括周总理在内的许多同志的认可和赞同。军事顾问李德见大家都支持毛主席的建议，于是气愤地离开了会议现场。

此刻，博古的心情十分复杂，军事上惨重的失败使他痛心疾首，血的教训使他清醒了许多。博古平心静气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放弃原计划，按照毛同志（毛主席）的提议办。”

就这样，博古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中央红军大举向贵州进军，不仅突破了乌江天险，还成功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红军长征乃至革命事业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遵义会议。

话说回来，博古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最高军事指挥权，不过他仍担任临时中央负责人。由于这个原因，中央的印章和文章都还由博古保管。从内心来说，沉默寡言，情绪低落的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 天之后。

1935 年2 月5 日，中央红军转战至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水田寨花房子村。进村住下之后，张闻天就找毛主席说：“博古在遵义会议中受到大家批评，思想上并没有想通，还有抵触情绪，恐怕再领导下去会有很多困难，大家也会不服气。”

毛主席对此表示赞同，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找周总理交换了意见。当时，周总理提议，博古下去以后由毛主席领导比较合适。可是，毛主席却表示，应该让洛甫同志（张闻天）做一个时期。

可以说，毛主席的考虑是非常周全的，因为共产国际方面更信任留苏学生，而且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更能团结一大批留苏归来的干部。

周总理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当天晚上他就来到博古的住处，准备和博古彻夜长谈，好好沟通一下。虽然以往周总理与博古经常来往，但是周总理这一次登门拜访，却让敏感的博古非常惊讶。

遵义会议旧址

周总理刚走进屋子，博古就敏感地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博古这么一问，周总理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作答，于是便拉起了家常。周总理对博古说：“听说你最近吃饭少，睡得也不好，人也瘦了，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

博古心里明白，周总理找他有事而且不是小事，于是便爽快地说道：“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此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博古说道：“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接触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这个人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想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

博古认真地听着周总理的话，周总理顿了顿，看了博古一眼，然后继续说道：“我考虑了很久，觉得这个人就是毛同志（毛主席）！”

听到这里，博古若有所思。此时，周总理说道：“你和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指在国外留学），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咱们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国内的情况不是那么了解。”

博古默默点了点头，周总理继续说道：“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我就知道革命要想成功，只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国内情况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国内的革命！”

此刻，博古的心情五味杂陈。周总理又说：“你和我都不适合当领袖，我看毛同志行，我们共同辅助他，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把革命搞成功！”

在和博古彻夜长谈过程中，周总理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而且完全是推心置腹，现身说法，这让连日来情绪低落的博古非常感动。

博古边听边思考，周总理的一番话，最终让他半个多月以来的心理阴霾一扫而尽。当时，博古还对周总理表态道：“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去干！”第二天早上，为大局着想的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全都交出来了。

从此之后，革命事业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那么，交权之后的博古后来的境遇如何呢？

右一，博古（秦邦宪）

此后，博古仍保留着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职务，后来又出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里要多说的是，后来在张国焘觊觎领导权的时候，博古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毛主席的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批判和抵制。

红军长征胜利之后，博古内心喜悦，曾说道：“（在我的领导下）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导致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幸亏毛主席，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延安时期，博古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兼中央组织部长，做了大量具体的政府工作和组织工作。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博古又协助周总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历任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南方局组织部部长。

对于宣传工作，博古也是非常熟悉和在行的，他声音洪亮，演讲时总能很好地调动听众的情绪，使听者随之热血沸腾。另外，博古通晓马列著作，能著能译，是办报刊的最佳人选。因此，知人善用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由博古负责筹办《解放日报》，并担任报社社长。

全面抗战胜利之后，博古作为我党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当时，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急需向中央报告和请示，所以博古与王若飞于1946 年4 月7 日由重庆坐飞机返回延安。

然而，让人悲痛的是，博古和王若飞搭乘的飞机因事故坠毁在山西兴县境内。当时，博古年仅39 岁，被安葬在了延安市区以北7 公里处的四八烈士陵园！

最初，人们怀疑这起事故是国民党特务密谋为之，不过后来调查发现是因为飞机在西安加油起飞后，由于浓云密布在途中迷了路，当飞行员看到面前的大山时，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

秦邦宪墓

1946 年4 月19 日，为了悼念博古、王若飞等遇难同志，延安各界举行隆重公祭大会。周总理在讲话之时，用低沉的声音说道：“（秦）邦宪同志（博古）来渝从事宪草起草工作，为民主宪法的产生而努力，此次因宪草问题回延安报告，竟以身殉……”

4 月20 日，《解放日报》刊发毛主席为博古等烈士所写的题词：“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尤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