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授衔的战将——“谭老板”

作者 董保存
来源 作家出版社《谭老板外传》

中国革命史中人物，有别名、绰号者甚众。细细考证，别名绰号的来源大致来自两个方面——
以形象牲特征得名者居多。周恩来当年蓄有漂亮的络腮胡子，人们便称之为美髯公。
朱德的胡子也颇茂盛，因而红四军将士也称他为“朱胡子”、“胡子军长”。
他当时的妻子伍若兰，英姿勃勃，脸上有浅白麻子，人们干脆叫她“麻部长”（她曾当过妇女部长），甚至编出顺口溜儿：“麻子胡子成一对，麻麻胡胡一头睡。”他们听到了不急也不恼，露齿一笑了事。
罗瑞卿的个子高，年轻时消瘦修长，便得了一个“罗长子”的绰号。
李作鹏眼睛不好，戴了墨镜，便被人们喊为“李瞎子”……

有些绰号别名与职务分不开。称叶剑英为“参座”或“叶参座”，是因为他当过八路军的参谋长。称彭德怀、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人为“老总”，是因为他们总管过一个地区。一个方面的党政军事工作。

谭震林却得了一个与形象和职务都有无关的绰号——“谭老板”。他身材不高，大约不足一米六0；面色不白，甚至还可以说有点黑；肚皮不大，还不如跟他多年的警卫员老沈肚皮大。这些，都与“老板”的形象相去甚远。要讲职务，他当过司令员、政治委员、省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这些都与“老板”不搭界。
然而，“谭老板”的名声却是人们公认的。上至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下到新四军的普通战士都如此称呼。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称赞他“谭老板，你这一炮放得好哇！在另一个会上批评他：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

谭震林分管的农林口，人们更是把“谭老板”挂在嘴边，汇报工作时，开口便是：“遵照老板的意见……”“文革”期间，“红卫兵”对“老板”的称谓也的了兴趣，经过多方调查写了一篇《 绰号“谭老板”的考证》刊登在《新农大》报上……
《新农大》报上说，“老板”之称，来自浙江杭州，杭州解放后谭震林出任省委书记，搞家长作风……这显然是胡扯八道，八杆子打不着。想必是当时报纸凑不够版面，东拼西扯起来的，当然不足为凭。

那么，“老板”到底来自何时何地？
“老板”的战友、亲属以及党史、军史厂家专家的回答各异，以至大相径庭。
有人说，叫他谭老板，是因为毛主席叫起来的。在一次政治局会上，毛主席叫他：谭老板，说说你的意见。毛主席还说：唱京戏的有个谭老板，我们也有个谭老板。主席带头叫，别人跟着叫，老板老板的，很快叫顺了口。

有人说。因为他是店员出身，开店嘛，自然有老板。演译而来，叫着顺嘴，所以“谭副总理”就成了“谭老板”了。
有人说，叫他谭老板，起初是开玩笑。他不激烈反对，反而笑呵呵，所以越叫越响，叫得快把原名都取代了。
还有人说，老板的名字，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四军工作时，因执行任务，化装成老板模样，对外称老板。以后就沿袭下来，习惯成自然，大家都称他谭老板。
经过一番认真考证，笔者认为，这后一种说法的真实性最大。他的部下、战友多数以为些种说法有道理。
一九四0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发电给中共江苏省委称：

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

这份只有几十字的电报，引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当时，谭震林正在安徽省的泾县。他的妻子田毛秉秀（葛惠敏）已经怀孕九月有余，眼看就要临盆。军令如山倒。妻子一边为他整理行装，一边抹眼泪。他只能安慰说：“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
妻子理解他，他也很为自己不能在妻子身边而感到内疚——这毕竟是新婚刚一年，而且是自己第一次做父亲啊！
“你身体不好，自己要注意。”妻子嘱咐他。他患肺病尚未痊愈，还不时咳嗽。
谭震林没有时间、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儿女情长。他告别妻子，连夜上路了。

此行的目的地是“东路”——即津浦路东段的“苏太常”“澄锡虞”地区。坚持苏南抗战、是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它西有日本侵华派遣军事家司令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南京、东临已沦陷于敌人手的上海市，中间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要在这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坚持抗日斗争，确实责任重大。
为了确保安全，，谭震林和所有随行人员都有进行了一番伪装，他化名林俊，身份是是国民党“三战区上校参谋主任”。
“从今以后，谁再叫出谭司令，我就不客气 ！”谭震林这样说。
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化装为马夫，一个是挎盒子枪的。而随行的廖海涛，是林俊的“秘书”，俞炳辉化名张德标，职务是“侍从副官”。
他们用特殊手段，制作了通行证。堂堂正正写好，去东路“检查工作”。——这个“国民党三战区”的“检查小组”，行色匆匆，奔走在皖南到江苏的路上。
行程是异常艰辛的。从皖南到苏南，本来不算远的路程，走了整整十八天。到达新四军江南总指挥部水西村后，他们稍事停留，又匆匆赶路。
此时，谭震林的衣着打扮已经是“ 枪换炮”了。——雪白的衬衣，毛料西裤，外披哗叽长衫，头顶黑色礼帽。走路时前呼后拥，俨然一派“大老板”的神气。这不够，他还借用延陵镇一家绸布店老板的名字，打了良民证。证上的名字是：李明。
谭震林甩甩衣袖，对同行者们说：“我走几步，你们看看，像不像老板！”
说完迈起四方步，把肚子挺一挺，摇摇晃晃，逗得人们大笑不止。
“笑什么？像，还是不像？”
“像是像，就是有点太摆架子。”
“不摆架子怎么行，我看很像。”
……
同行的人吵吵闹闹，谭震林却说：“像不像三分样。我尽量摆出老板的样子，有什么破绽，你们替我弥补着点。”
“老板”的正式称谓，自此开始。
“良民证”上是李老板，实际姓氏应为谭老板，按照化名，应该为林老板，姓氏上容易出错，人们干脆把姓略去，一律称“老板”。
几天以后，老板出现在常州街头。
到了常州，住进一了家“萃昌豆行”。老板的“买卖”越做越大， 经营起豆类来了。——他的由日本人签发的通行证上，又变成了豆行老板。
不要小看这张通行证，有了它，在苏州一带活动就畅行无阻。谭震林能够得到它，全凭“萃昌豆行”的小伙计，我们的地下交通员张建林同志。他买通各种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了这个证件。
虽说有了证件，谭震林依然十分谨慎。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到了苏州以后，住进一家旅馆，“老板”对他的“伙计”们说：“累是累了点。可今晚都去看电影。”
有随行者不解其意，谭老板又悄声告诉他们：“小心为好，看电影比在旅店更安全。”
这伙商人连看两场电影，虽然电影上无声的，看起来仍然挺新鲜。因为老板的随行人员没有几个进过在城市，更不要说看电影了。
无声电影时间很短，看完后天还早，老板掏出一把钱，说：“谁愿下馆子就去饱餐一顿。”几个嘴馋的“伙计”接了钱就跑。谭震林和戴克林等几个同志拐进一个小巷往旅店走。
谁知“老板”的行动，惊动了花柳巷的风尘女子，她们跟在后边直喊“先生！”“先生！”戴克林不知底细，想过去看看，他问谭震林：
“老板，这是干什么的？”
“花柳巷嘛！妓女！”
吓得戴克林赶忙跑开。谭震林哈哈大笑。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他们一行登上去常熟的轮船。谭震林招呼大家坐下，叫人去租来一副麻将牌。“来，咱们开局。”
商人嘛，就要有个商人的作派。搓着麻将，三条八万七饼地吆喝着，的确可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也可以蒙蔽船上的汉奸。
谭老板打开一罐“美丽牌”香烟，递给他们的牌友和围上来看热闹的人。“伙计’们也在一旁让烟，说“我们老板请客了，不抽白不抽哟！”
一路哗啦哗啦骨牌响，日偏西时他们的船靠上了常熟的码头。
在常熟，大老板遇到了一对小老板。
董浜镇的“涵芬阁”茶馆，是我党秘密交通站。店老板是陈关林、陈二妹夫妇。他们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讲湖南话的老板。
对此，谭震林记忆颇深刻，直到晚年，他还说：“1940年，我到东路，一来就到董浜的陈关林茶馆店，这位关林嫂，就是茶馆店的老板娘，曾经接待过我们。”
至于京剧《沙家浜》，取材于这个小茶馆，那是另外的事了，我们不在此处赘述。
谭震林在常熟没有停留，连夜前往徐市“民抗”司令部驻地。
第二天，太阳初升的时候。老板以很不协调的衣着，出现在“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和中共东路特委、常熟县委等同志的面前。
不几天，队伍里便传出了这样一句话：
“上级派来了个老板！”
按理说，事情结束了，“老板”的称呼出就该结束了。谁知这称呼不仅没有结束，反而越叫越响了。
这其中，有人叫着好玩，有人觉得他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叫“老板”也合适。他自己也没有及时宣布该结束这称呼，所以就叫下去了。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老板”的称呼会伴随他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