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黄维被俘后,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他刚到功德林时身上患有五种病,医护人员对他精心治疗,最后得到根治。
改造期间,黄维的桌子上餐餐大鱼大肉,哪怕是三年自然灾害也没有供应过肉类的供应,刚开始是猪肉,后来是牛肉,再后来是羊肉。
但俗称“硬骨头”的黄维对此全然不知,直到1975年被特赦以后,他才知道原来当时国家是多么的困难,还给他们吃肉。
图 | 黄维晚年
他也终于明白当年监狱的管理人员身体越来越胖,是因为缺乏营养造成的。
日后每每提及此事,他都特别感动和愧疚。尽管被释放时已经70岁高龄,但他还是怀着无比敬重的心情,感恩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关怀。
毛主席亲自下令:都放了算了
1974年10月中旬,已经81岁的毛泽东乘坐专列抵达湖南长沙,住进了省委九所。
在这里毛泽东住了近4个月,期间毛泽东做了著名的两大决策。
一是长沙决策,二就是特赦最后一批战犯。
1975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已经82岁了,他的身体不容乐观,面前有个巨大的问题就是释放国民党战犯,从1959年释放第一批战犯开始到现在,还有293名在押战犯。
根据新中国的特赦规定,在这293名战犯中,大部分是满足释放条件的,当时有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认错态度良好。
第二,纠正反动思想。
第三,积极接受劳动改造。
但是其中有13个人是不满足释放条件的,其中著名的就是邱沈钧等人。当时公安部的决定是:继续关押,以观后效!
这年,华国锋把最后一批名单呈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感慨万千。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5年之久,这些战犯老的老病的病,所以毛主席认为,我们不能区别对待人家,更何况,人家已经放下武器25年了。
毛主席思考了很久,然后亲自做出批示:
都放了算了,我们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之前土改,我们杀恶霸地主,因为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我们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
既然毛主席决定要释放战犯,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改造战犯思想。
实际上,在华国锋向毛主席递交这份名单前,黄维也是在这份“不符合标准”名单之中的,周总理考虑大局,早就对其中的一些战犯做了思想工作,尽可能把“不符合标准”的人数减少。
最让周总理头疼的莫过于黄维。
1975年3月,已经81岁高龄的李仙洲被安排回京参加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
原来是国家在特赦最后一批战犯时,黄维的思想仍有点顽固,周总理想让李仙洲以黄埔老大哥的身份看望黄维,并和他谈谈心,尽快帮助黄解决思想问题。
李仙洲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在他的认真劝导下,黄维这颗“顽石”也终于在真理面前点头。
图 | 黄维
莱芜被俘
1946年,李仙洲被任命为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司令官是他黄埔第三期的学弟王耀武。
1947年2月,蒋介石出动了30万的兵力分兵两路夹击鲁南的解放军,王耀武命令李仙洲率军南下,和他一起夹击临沂的解放军。
但实际上这是粟裕和陈毅的迷敌之策,粟裕在临沂大造声势,让王耀武以为粟裕要攻打临沂,实际上粟裕早已经带领北上,打算吃掉李仙洲的部队。
此时的李仙洲全然不知,等他发现情况不妙,早已经来不及,粟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咬住李仙洲,李仙洲好几个师被困莱芜。
王耀武这边想救李仙洲早已是天方夜谭,李仙洲知道大势已去,决定穿上普通士兵的衣服逃跑,半路上因为跑不动,让士兵背着跑,结果被解放军一眼认出。
1947年2月23日,李仙洲被解放军包围,十几把机关枪对准了李仙洲,李仙洲乖乖放下了武器。
他的几个精锐之师被粟裕在一个小时内全部消灭,其余部队全部被俘。
李仙洲被俘后,虽然没有对共产党表现出很大的敌意和仇视,但是他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于天意,而不是自己不行。
所以在改造中,他很少发牢骚,干什么也很积极,尤其是和陈毅见面后,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触动。
李仙洲和陈毅见面后,陈毅笑着说:“你别着急,你福大命大,子弹没有伤到骨头,好好养伤。”
陈毅和李仙洲算是老相识了,李仙洲虽然心里佩服陈毅,可是和陈毅交谈时总是笑而不语,陈毅告诉他,好好改造,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对你们好的。
1956年,李仙洲被集中从哈尔滨迁到了北京功德林。
实际上在和陈毅见面后的第三天,华东解放军曾召开了一次被俘军官的座谈会,李仙洲主持。李仙洲说:是我指挥无能,愧对各位,但是这战场早就该结束了,更何况这场战争本身就是极大的错误。
大家都纷纷同意李仙洲的发言,觉得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不应该骨肉相残。
然而刚开始最让李仙洲不舒服的就是,昔日在战场上同台竞争的高级军官,现在在同一个操场上做早操。
到了功德林后,李仙洲见到了黄埔一期的同学,杜聿明、黄维、范汉杰和宋希濂等人,还有自己的老长官王耀武。
除了日常的学习,在闲暇时间也会娱乐一下,打打牌,看看书,低头不见抬头见,以前觉得很不适应,见得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尽管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但李仙洲最拿手的就是吃饭了,他认为自己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所以把每一天都当做临死前的最后一顿。
据和李仙洲一个小组的沈醉回忆,他刚开始不服气一个老头子比自己吃得多,等到后来吃面食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佩服了,因为李仙洲一次可以吃好几个馒头,窝窝头五六个,吃肉包子的时候可以吃10几个。
李仙洲这样无所事事,实际上是有原因的,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他自认为自己自己手上沾满鲜血,所以平时除了吃饭就是干活,打水扛东西写文章,他希望在被枪决前可以做一点好事。
可是有一件事让李仙洲十分震惊,那就是功德林传来了毛主席的《特赦令》。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在14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提交的建议:
在庆祝伟大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犯。
那天,这个好消息传到功德林的时候,战犯们都震惊不已,王耀武拿着一份报纸跑过来喊着:好消息,好消息!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盯着王耀武手上的报纸看。
王耀武读了起来:
在庆祝伟大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犯,关押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人予以释放。
这是真的假的?突然一群人一哄而上,都在抢那份报纸,在功德林改造了这么多年的李仙洲愣住了,他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
这几年,他越来越发现解放军对他们很好,有病了带到医院看病,全程不戴手铐,平日里监狱的管理人员都没肉吃,却给他们吃肉。
今天,他突然看到了希望,自己会不会被特赦呢?
从9月份到12月特赦大会开始那天,李仙洲心里一直忐忑不已。特赦的名额有限,他多想在第一批特赦,但是他自己深深明白,和王耀武他们比起来,自己改造得还是不够。
果然,12月4日,第一次特赦大会终于来了,他们被带到了大礼堂,他们看到主席台上的横幅“特赦战争罪犯大会”,大家都激动起来。
不一会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首席法官开始宣读名单。
“杜聿明。”
“有!”
“王耀武。”
“有!”
“曾扩情。”
“有!”
……
被点过名的人都在嚎啕大哭,李仙洲左右看看,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当法官读完几个名字后,换了一口气,然后接着说:“以上人员,改造10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法官的声音停止了,李仙洲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完了!
美好的前景像海市蜃楼般地在眼前消失了,他只觉得眼前发黑。
散会后,我们这些没获赦的战犯,连中午饭都不想吃,脾气暴躁的徐远举最沉不住气,有人嚷道:“我也流汗水,写材料,哪件事不如人家……”
他的话像一颗火星,使沉闷的空气爆炸起来。是啊!我们哪点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能获赦,我们却不能呢?
只有李仙洲在一边安安静静地坐着,他知道,只要好好改造,也一定可以特赦的。
周总理点名特赦
一年后,李仙洲迎来了他毕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第二批特赦大会在功德林召开,本来也没有抱有太大希望的李仙洲第一个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将近65岁的李仙洲泪流满面,他事后才知道,这是周总理专门点了他的名字。
原来,当时改造不错的战犯很多,周总理在百忙之中专门抽出空来审查名单,在最初的第二批名单里是没有李仙洲的,周总理看后,专门加了两个人的名字。
一个是黄淑,一个就是李仙洲。并说:一定要加上李仙洲的名字。
原来,周总理和李仙洲有师生之谊,早在李仙洲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时候,周总理就是政治部主任,并对李仙洲影响很深。
如今李仙洲已经60高龄了,想到李仙洲一直表现不错,周总理便特地加上了李仙洲的名字。
李仙洲说:得知周总理点名特赦了我,我又悲又喜,喜的是周总理对我的关怀,让我重新做人,悲的是,我这个学生不仅没有给老师争光,反而曾经和老师是敌人。
李仙洲被特赦后,周总理专门召见了李仙洲,周总理说:“在黄埔第一期一百多名学生中,我就记得你和曾扩情,因为你两的年龄都比较大,所以我一直记得你。”
李仙洲笑笑说:“学生过去不争气,做了不少错事,不过您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做人,多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但对李仙洲而言,福是双至了。
特赦后,有关部门便找他谈话,说是准备将他安置在全国政协和即将成立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但李仙洲谢绝了政府的好意,说他喜欢家乡的风土人情,想回到家乡去。
于是,带着周总理的嘱托,李仙洲回到了山东老家。他被安排到济南,任山东省政协秘书处专员。平日里,李仙洲除了参加些集体活动外,便是养花习字,含饴弄孙,生活很是幸福和平静。
这就是新中国对李仙洲最大的关爱。
不曾想,1975年,周总理再一次召见了李仙洲,这次是交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去劝说黄维。
李仙洲和黄维相遇
黄维曾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2兵团司令长官,颇受蒋介石的器重。
1948年11月6日,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严令黄维兵团快速向徐州集中。黄维遂率第12兵团于8日由驻马店出发,经蒙城、宿县向徐州靠拢。
但是解放军早已经沿浍河占领阵地,黄维突然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还没有3天的时间,黄维就被四面包围。
如今他们的第12兵团几乎被全歼,黄维被俘后,进入北京功德林改造。
但是黄维在改造期间,牢骚不断,对解放军有很大的意见,特别是在第一批战犯被释放后,黄维更是牢骚不断。
甚至说:我是陈诚最得意、最亲信的部属,而且与蒋经国同过事,为什么我不特赦?
不仅如此,黄维还打过人,甚至辱骂过管理人员。这些污点让黄维一次次错过特赦,等到1975年毛主席特批全部释放前,黄维已经70岁。
李仙洲得知周总理的意思后,专门去劝说黄维,最后经过李仙洲的不懈努力,终于让黄维低头,他这颗“顽石”也终于改恶从善。
在华国锋给毛主席上报最后一次战犯名单前,周总理把黄维的名字从“不符标准”的十几人中拿了出来,剩下的人有: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杜超群、沈勤康。
最后经过毛主席的特批,全部释放了,这些曾经和解放军对抗的人现在都变成了新中国的公民。
毛主席曾对华国锋说:这些战犯被释放后,生活有困难的,可以适当照顾。
1975年3月24日,华国锋和叶剑英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最后一批特赦的战犯,李仙洲应邀参加。
黄维见到李仙洲后笑着说:“哎呦,这是谁呀,你老头子怎么这么能活啊。”
李仙洲摆摆手说:“我才81,早着呢!”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在这场别开生面的宴会上,这些战犯像是多年不见的好友,都相互诉说。在发言阶段,黄维说:
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
这些人从战犯变成中国公民,看似不能实现,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这项伟大的“工程”最后圆满成功。
一如李仙洲一样,这些战犯在特赦后,写了很多关于曾经经历的文章,为当年的历史作着补充。
当然,这其中,最特殊的人还是黄维,黄维被特赦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任文史专员。
当时周总理和毛主席都已经病重,但还是批准了他可回家看看,和其他战犯一样。
在黄维看来,他在新中国获得了重生,从他艰难曲折的改造历程中,可以看出改造一个人的不易,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智慧和耐心。
这一年,毛主席已经82岁高龄了,但他的高瞻远瞩和博大胸怀,依然散发着永恒的魅力,不免让人赞叹和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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