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的一天，中央办公厅给毛主席送来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上面写着“请毛主席辨认照片上的人。”毛主席阅读过信件之后，拿起照片仔细端详，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男人：

“这不是赵宝成吗？在瑞金的时候，我与他一起工作过。”

烈士身份无人证明

给毛主席写信的这个人，名叫石毅，是赵宝成和妻子石澹峰的独生子，由于父母早年投身革命，石毅从小由外祖父母一家抚养。

1936年，石澹峰从中央苏区回到老家山西翼城，自此石毅开始跟着母亲辗转各地生活。一直以来，石毅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长什么样子，每每提到父亲的时候，母亲总会告诉他：

“你父亲到外国留洋去了。”

图丨赵宝成烈士造像

1944年秋天，为了躲避阎锡山的怀疑，石澹峰带着孩子来到国统区，并在自己学生李仲毅的介绍下，进入宜川中学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李仲毅问起石澹峰，他的丈夫赵宝成去了哪里？石澹峰这才说出了实情：

“赵宝成已经在红军长征时牺牲多年了。”

当问起赵宝成给她们母子留下什么遗产时，石澹峰遗憾地说，哪里有什么遗产，这些年战乱抄家，自己连丈夫的一张照片都没有。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过多久，李仲毅就带着一张照片找到石澹峰，原来是赵宝成和石澹峰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合影，更为难得的是，在照片的角落里还写着“1929.4.13，摄于沪，虹口公园。”

石澹峰见到照片喜出望外，希望李仲毅将照片留给自己。从此这张照片伴随了石澹峰的后半生，随身携带形影不离，直到石澹峰去世。

图丨赵宝成夫妇唯一合影

全国解放初期，石澹峰被选为陕西朝邑县人民代表，并继续在中学任教，由于身体不好，1950年她回到老家翼城养病，待身体恢复一些后，组织上安排她到临汾师范的担任政治辅导员。

两年之后，石澹峰再次因病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组织上批准她回家长期休养。看着新中国的建设一天比一天繁荣，石澹峰的心里十分高兴，也更加怀念丈夫赵宝成。

1951年初，山西省委征集关于山西省党员烈士传略的稿件，石澹峰闻讯写下《赵宝成烈士略传》寄给省委，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由于赵宝成牺牲情况无人证实，他的烈士身份不被承认，《赵宝成烈士略传》不能入编。

石澹峰听说这样的消息顿时懵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自己从来没有因参加革命时间早而居功自傲，也从来没有向党和国家，索要过任何关于丈夫牺牲的补偿，如今连赵宝成烈士身份都得不到确认，石澹峰心绪难以平静。

趁着到北京治病的机会，石澹峰找到革命时期自己的直接领导赵品三，赵品三听说石澹峰的遭遇后，建议她找找当年分配她和赵宝成工作的邓颖超。

图丨邓颖超在北戴河海滩留影

当时邓颖超正在北戴河疗养，听说这件事之后告诉石澹峰，自己只能安排她治病、疗养，但为赵宝成证明烈士身份，只能毛主席发话才能办理，这其中的一些事情，一般人不太清楚。

无独有偶，石毅因为父亲赵宝成烈士身份不明，在入党的问题上也遇到了困难。

毛主席亲自作证批示

1956年9月，石毅在丹东举行婚礼，由于身体患病，石澹峰无法出席儿子的婚礼，便写了一首贺词，连同那张自己与丈夫的合影，一起寄到了石毅所在的部队，请部队首长代为宣读贺词，与会人员传看照片，相当于父母参加了婚礼。

这是石毅第一次见到父母的合影，婚礼结束之后，他将照片翻拍，放大悬挂在家中卧室。

关于自己父亲赵宝成的情况，早在前几年母亲的一次来信中，石毅就已经知晓一二。部队文工团组织得知石毅的具体情况后，团长蒋俞华、分队长马坚介绍石毅入党。

图丨赵宝成儿子石毅（左）

原本部队已经做出安排，石毅入党申请获批后，担任炮兵团宣传队队长，没想到两个月之后，指导员找石毅谈话，说他的入党申请未获批准，批示意见是“需要再考验一个时期”。

此后石毅又连续多次填写入党志愿书，都是同样未获批准的结果，指导员传达了团政委的解释：“对待知识分子就是要严格。”

后来一个支部委员悄悄向石毅透露，他入党未获批准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严格要求知识分子”，而是他父母的历史不清。

弄明白了原因，石毅不得已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但由于相同的原因，直到超龄退团，石毅也处在“不具备入党条件”的阶段。因此从1952年开始，石毅走上了漫长的寻父之路。

有了母亲写成的《烈士赵宝成略传》，再加上父母在革命时期的合影，石毅的寻父之路有了更多凭据。但是无论他将这两件东西寄到哪里，要么信件石沉大海，音信全无，要么回复说不知道。

图丨石澹峰旧照

终于在1965年，事情出现了转机。当时石毅的老战友到家中做客，见到那张被放大的合影之后，立即鼓励他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帮忙作证。这个想法和邓颖超的意见不谋而合。

在那个年代，一个一般干部，又不是党员，给毛主席写信可不是一件小事。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斗争，十几次的改写重写，石毅终于下定决心，将信件和父母的合影寄给毛主席。

在信中石毅是这样写的，自己从1954年开始，多次给各地民政部门写信，请求查询自己父亲赵宝成的下落，最终没有结果。因此不得不求助于毛主席，请毛主席辨认，为自己的父亲作证。

毛主席看过这封信和照片之后，当即表示自己可以作证，并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赵宝成在中央苏区担任过中央政府总务厅长，我与他一起工作过，请中组部找有关人员分段作证明，转告其家属。”

图丨毛主席旧照

有了毛主席的确认，中组部立刻组织人进行调查。两个月之后，中组部办公厅复函丹东市委组织部：“你市振兴区文教科石毅，曾给毛主席来信要求查询其父赵宝成下落。经向有关同志调查，赵宝成早年入党，1932年到瑞金，担任过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长，后到贸易局工作。红军开始长征时，随机关游击行动，以后形势恶化，赵宝成同志的下落不知。请你们将上述情况转告石毅同志。”

父亲的身份得到一定的证实，石毅再次向有关部门去信查询，终于得到了正式答复：“赵宝成同志可按失踪人员处理，按照革命烈士待遇。”

1966年12月，赵宝成烈士抚恤会在山西翼城县举行，“赵宝成烈士永垂不朽”的牌匾，终于挂到了石毅家的门楣上。自此赵宝成烈士的革命经历，被更多人所熟知。

领导修建瑞金六大建筑

赵宝成原名赵成壁，父亲是清末年间的秀才，赵宝成自幼跟着父亲在太原读书，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赵宝成眼看着民不聊生的景象，立志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1923年赵宝成考入北平京都大学，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思想，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高居宇和黄日葵的介绍下，赵宝成成为为数不多的的早期共产党员。

读书期间，赵宝成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与家乡的进步青年创办“夜光学社”，组织青年阅读进步书籍，启迪当地人民的革命思想，为消息闭塞的五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大学毕业之后，赵宝成奉命回到山西开展地下工作，并很快建立起党的外围组织，新学术研究会太原分会，吸引了一大批先进青年。他们利用这个组织广泛传播了党的基本知识，培养了一批青年革命人才。

图丨阎锡山、蒋介石与冯玉祥

阎锡山紧随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山西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赵宝成坚持留守太原，继续地下斗争，后来赵宝成奉命前往上海，继续地下秘密工作。

由于顾顺章等人的先后叛变，上海的机关组织遭到破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赵宝成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与妻子石澹峰来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起初赵宝成被分配到工农通讯社工作，负责苏区交通线的安全以及重要领导人的进出，刘少奇、陈云等重要领导人，就是在工农通讯社的保护下，安全到达苏区。

由于成绩突出，赵宝成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在毛主席的具体领导下，赵宝成的总务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确保了中央政府机关的高效运转。

为了迎接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召开，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建造能够容纳2500人的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略亭（纪念黄公略）以及博生堡（纪念赵博生），共计六座建筑。

这六座建筑后来被称为“中央苏区六大建筑”，是苏维埃红色政权的重要标志。

图丨中央政府大礼堂

经过研究决定，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梁柏台担任施工总指挥，赵宝成全盘负责，并将建筑施工任务交由赵宝成领导的总务厅负责。

赵宝成接受任务后，一刻都不敢懈怠，立刻投入了紧张有序的工作中。他召开紧急会议，进行思想动员，并迅速组建了“苏大工程筹建处”由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负责，下设工程所，左祥云为主任，配备工作人员20多名。

毛主席对于大礼堂的修建非常重视，听说工程开工了，先给赵宝成打电话询问情况，然后亲自前往工地察看。赵宝成陪同毛主席一边看一边介绍情况，当听说大礼堂四周设计了14道大门时，毛主席问道：

“为什么要开14道门呢？”

“这样设计能使礼堂内有较好的通风和采光，而且方便人们进出，遇到紧急情况能迅速疏散。”

“这样设计好，有战争观念和群众观点。”毛主席听完赵宝成的回答，满意地点了点头。

图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1933年底，经过短短四个月时间，千余名施工人员的加班加点，六大建筑先后竣工。六座设计新颖的苏维埃标志性建筑呈现在人们眼前，尤其是大礼堂和红军烈士纪念塔，更是成为红色政权的重要标志。

六大建筑提前竣工，赵宝成在其中功不可没，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却让赵宝成的政治生命遭到了重大挫折。

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

中央政府颁布“反腐倡廉”的措施之后，根据群众举报，中央人民委员会查实了徐毅和左祥云等人，利用公款吃喝近千元的行为，左祥云还从工程款项中贪污246元，并私自借款给别人收不回来。

徐毅和左祥云的行为受到严厉的惩治，徐毅被撤销全部职务，判监禁6年，左祥云被处以死刑。

总务厅出现如此大的问题，赵宝成自然难辞其咎，被处以撤销职务的处分，并判罚做苦工一年。1934年1月，赵宝成离开瑞金，来到中央兵工厂一个修械站做工。

图丨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26号训令

赵宝成在修械站的刻苦表现，受到工人们的一致赞扬，在梁柏台的建议下，中央将赵宝成从修械站调出，安排他担任红军被服总厂副厂长。正当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时，苏区的军事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让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当时红军干部的去留，还必须经过博古等人的批准，不少和毛主席关系密切的人，都被留了下来进行敌后游击斗争，和毛主席交往甚密的赵宝成自然也不例外，但博古等人考虑到各种情况，还是对赵宝成做了组织安排，任命他为兴国县委书记。

尽管心理上有着深深的担忧，赵宝成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决心领导全县的干部群众，打好坚守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红军主力突围之后，中央苏区的局势急转直下，很快国民党军就占领了苏区的所有县城，将苏区分割成十几大块，极力搜剿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赵宝成所在的兴国县，留守人员有700多人，经历过几次战斗之后，红军人员锐减，只剩下不到200人。

赵宝成安排其中的老弱病残潜回家乡，自己带着70多人的精干队伍，和敌人打起了游击战，面对四面八方围拢来的敌人，赵宝成的队伍一退再退，最后扼守在铜钵山这块最后的阵地。

图丨中央红军兵工厂旧址

在层峦高耸的铜钵山中，白天赵宝成和游击队修筑工事掩体，随时准备迎接恶战，晚上和队员们轮流警戒。他们依靠山上的各种野菜，整整坚持了半个月的时间。

占领苏区的敌人知道，这种深山老林是游击队绝佳的藏身之处。1935年6月，敌人派出4个营的兵力，对铜钵山进行搜剿，他们一进山就封住了所有小路，严禁老百姓上山，准备将游击队困死、饿死。

敌人的阴谋果然得逞，十多天过后，赵宝成他们的粮食吃完了，野菜也都挖完了，得不到一点补充，有几个饿得受不住的战士，偷偷脱离队伍跑下山去。

敌人知道游击队已经弹尽粮绝，便将包围圈越缩越小，最终将赵宝成和剩下的四五十人围困在一个山头上，他们先放火烧山，然后对失去隐蔽的游击队发起了以活捉为主的进攻。

眼看着敌人越来越近，在这最后关头，赵宝成什么都没有想，吩咐战士们用石头和敌人拼，当最后一颗子弹打光的时候，敌人扣动了扳机，赵宝成和战士们扑倒在岩石上。

图丨铜钵山

曾经红军中的一级领导干部赵宝成，在33岁这个未来大有作为的年纪，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央苏区的土地上。

时至今日，赵宝成所领导修建的六大建筑，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标志性建筑，它们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主政权的创立，见证了新中国从这里走出的光辉历史。

2009年，在赵宝成的故乡山西五寨县，召开了“赵宝成在中央苏区”理论研讨会，弄清了当年的具体情况，编著出版了《红都管家赵宝成》，全面展示了赵宝成“红都管家”的历史面貌。

2010年5月，在赵宝成牺牲75周年之际，石毅来到瑞金，寻访当年父亲的战斗足迹，瞻仰了父亲领导修建的六大建筑，实地踏看了父亲的牺牲地铜钵山。为了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瑞金市政府斥资200万元，在铜钵山修建红军烈士纪念亭。

图丨赵宝成烈士纪念馆

在《红都管家赵宝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完美地诠释了赵宝成的一生：

“76年过去了，赵宝成烈士的血肉已化为巍巍青山，先烈的精神与日月同辉，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学习和弘扬。今天，我们缅怀赵宝成烈士，就是要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学习他顾全大局、听党安排、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优良品格，学习他忠诚于党、忠于人民、无私无畏、为党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