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陈毅文学天赋极为出色，却立志工业救国，老校长深感可惜

陈毅十二岁那年，父亲和伯父叔父们分家。

分家后，陈毅的一家有六口人：父亲陈昌礼，母亲黄培善，哥哥陈孟熙，妹妹陈世芳，弟弟陈季让和陈毅。

陈毅胞兄陈孟熙

陈昌礼只善诗书琴棋，农工商都不在行。全家的生活重担几乎全由陈毅的母亲挑了起来。黄培善虽是富家闺秀，却没有富家小姐的娇气。她善良、温厚，能吃苦，有心计，持家教子都很有方。

她一方面多方托人为丈夫谋事，另一方面亲自种田，补贴家用。分得的少量银元，既要开支衣食住，又要供孩子们上学，就只能极度地精打细算，苦度苦熬了。

不久，陈昌礼在重庆盐务局谋到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做抄写之类的工作，每月挣几块钱，尽管自己的吃用尽量节省，但按月也只能汇三五元回家。

虽然如此，母亲还是让陈孟熙和陈毅进“华德高”（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季让进法华寺小学读书。“华德高”是成都有名的小学，教师学问好，而且每个班的前三名可以免费。

母亲颇有根据地希望两个儿子都能做免费生。

从上华德高开始，陈毅正式使用“陈毅、字仲弘”的名字。孟熙和季让也是如此。放弃了陈家的谱系排辈命名，这也可说明当时陈家的封建性已进一步减少，个人奋斗、独立发展的观念已占主导地位了。

华德高名不虚传。教员多，学生多，有楼房，有大操场。教师队伍阵容整齐，出过洋留过学的也不在少数。有个姓曾的体育教员就曾留学东京，为人热情活泼，对于培养陈毅的体育兴趣颇起作用。

校长冯湛恩是成都有名的举人，不但长于教学，而且字俊文美，是当地有数的古文写作家，被推为成都的“五老七贤”之一。

据说有一次，冯湛恩与徐子休在望江楼进行作文比赛，写八股文，题目是“子路宿于石门”。

冯湛恩转眼间写了十几篇，徐子休才写了六七篇，还没有冯湛恩的文章精彩。评议的朋友当场给冯湛恩起了个“冯刷把”的外号，比喻他写文章如石印刷子刷制那么快捷清正。更使陈毅高兴的是，陈孟熙在一班，他在二班，而他们的国文老师正是冯校长。

严师训导的陈毅，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浓厚，如今有了这样好的条件，当然要发愤读书。因此，尽管从家里到学校有七里路远，尽管他们的中午饭经常只有两个“锅盔”（就是烧饼），尽管早出晚归，回家还要参加些农业劳动，却不以为苦，学得十分努力。

然而，穷学生常会遇到的屈辱也落到陈毅兄弟身上了。学校里一批有钱人家的子弟奚落他们是“山那边来的”、“吃红苕长大的”，经常找岔子。起初，他们忍让，可是对方反以为可欺，侮辱更甚。

陈家祖上出过武秀才，脾气自然好不到哪儿去，陈孟熙先和他们干起来，随即兄弟一起上，用一顿狠狠的拳脚作出了回答。

这一来，那些人反而老实了。到后来，又发现陈毅功课好，有些人倒转过来讨好陈毅，求他在午休时间帮助做做功课。

有一次，冯校长出的作文题是“业精于勤荒于嬉”，陈毅的作文很受冯湛恩的赏识，当众称赞他的文章主旨鲜明、比喻贴切，深入浅出、发人深省，并指示在课堂墙上贴出供大家观摩。

这一来陈毅可招架不了了，在又一次作文测验之前，有不少人请他帮忙，要求捉刀代笔，陈毅又作难又得意，再三推托的结果，答应只帮这一次。测验的两小时内，他先一口气帮别人写了六篇文章，冒着被查觉的危险递走了，然后才写自己的。

不料测验一完，陈毅马上被冯校长叫去了。冯湛恩看着陈毅，又是摇头又是点头：“你知不知道这是舞弊行为？你呀你，你这个陈刷把比我冯刷把还厉害！”

第一学期终了，陈毅和孟熙在各自的班级里都赢得了第一名，为操劳的母亲争来了欣慰的微笑。后来在华德高读书的其他三个学期中，他们也都获得了前三名免费生的资格。

就在陈毅兄弟发奋苦读的两年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激烈斗争，时时撞击着少年陈毅的心灵。

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北京的《亚细亚日报》透露了袁世凯和日本正在商订“二十一条”的惊人消息，并揭露了一部分条约内容。二月份，法国驻华公使馆又透露出条约内容的第五号。

“二十一条”骇人听闻！其要求之苛刻，比鸦片战争以来任何一个卖国条约更甚！全国震动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巨浪立刻在全国各地掀起，成都也立刻卷入了激流。

陈毅又气又急，上街去参加了游行，喊了口号。但这时是他们在“华德高”的最后一学期了，毕业的名次十分重要。陈孟熙劝说陈毅：报上透露的只是日方提出的要求，袁世凯不一定肯同意。

三月十日，孙中山发表声明，指出袁世凯准备承认“二十一条”是与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的。紧接着“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也传来了。陈孟熙张口结舌。

袁世凯剧照

在陈毅的催促下，他也顾不得温习功课，和陈毅一起急急忙忙奔上街去。

成都街头已是一片沸腾。反对“二十一条”的大幅标语下，到处有人在演说，在呼号。而街巷中最激烈的反抗行动是成群结队抄查日货的学生和市民。他们到处封闭日货商店，当街烧毁日本商品。陈毅和孟熙立刻投身到焚烧日货的行列中去了。

接着，陈毅又四处奔走起来，不断地参加国耻纪念会等等活动。

但是，当他热烈地呐喊一阵回来以后，他又沉默了。革命，表面看来不是胜利了吗？共和了。

可是这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带给全国百姓的是和革命前一样的贫弱，一样的无能。

据陈孟熙回忆，陈毅和他都开始怀疑这样的道路了。陈毅他们第一次有意识地考虑起了中国的出路。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中国的出路和他们自己的出路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不但积贫积弱，而且将被瓜分、被灭亡，“皮且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那么，出路在哪儿呢？

当时救国的主张很多。“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工业救国”……还有人认为在中国只有靠抓枪杆子当“有枪阶级”才能救国。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是自觉地或半自觉地走上最后这条路的。

在一九一五年，二十九岁的朱德已经是云南蔡锷部下的上校团长，二十三岁的刘伯承已是川军中的中华革命党的骨干。而十四岁的陈毅却相信“工业救国”、“科学救国”，他和孟熙商议，毕业以后就去学工业，学科学技术。

听到这个主意，冯湛恩校长深感可惜。他知道，陈毅的杰出才能是在文学，竭力想培养这个得意门生从事诗赋文章。他曾破格为小小学子陈毅书写了杜甫《秋兴》八首的屏条。

陈毅自己也深感在冯湛恩的指导下在文学方面大有长进。后来他曾对张茜说：

这段时间，读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集解》以及《西游记》、《封神榜》等书籍，奠定了古典文学基础。

但是，冯校长没有说服陈毅。陈毅硬是认为，此时对于中国，工业、科学比文学更为重要，李后主词中之王，宋徽宗书画冠世，却都成了亡国之君。冯校长反而被他说服了。

一九一五年秋，陈毅考入成都工业讲习所。半年后，他又考进了成都甲种工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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