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静将军回忆林彪：他一天不打仗，身体就会出毛病

苏静将军1910年出生福建漳州海澄县，他的父亲是一个闽商，常年在新加坡、缅甸等地做买卖，所以苏静很小就跟着父亲下了南洋。

1932年，22岁的苏静回到了家乡，刚好那时候朱毛率部队转战赣南、闽西，苏静就加入了红军。

苏静初入红军，在红一军团的政治部当宣传员。1993年4月，苏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一天，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看到了自己写在墙上的标语，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第二天苏静就被调到了红一军团司令部当作战参谋。

这个职务调动可以说对苏静影响深远，他此后的大半生，除了林彪去苏联养伤的那段时间，都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曾在红一军团担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大将评价苏静，说他是“红军中的第一部照相机”。苏静早年间在缅甸时，曾在照相馆里当过学徒，红军长征期间，部队缴获了一部照相机，苏静就用这部照相机留下了很多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那幅著名的《朱德总司令在长征中》等。

苏静虽然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罗荣桓等人照过相，但他从来没有要求和他们合过影。

曾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边开路是有功的。”

在红军长征途中，苏静作为红一军团侦查科参谋，承担起了为部队绘制行军路线图的重要任务。经他手绘成的地图有数百幅，它们大都早已遗失，仅存的几张如今被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

为部队绘制行军图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为了画地图，苏静需要先部队一步，到前面去侦查，把前面的地形走遍。画好地图后他要返回部队，每张地图油印10份，然后分发到各个部队中，之后再跟着部队重新走一遍。

也就是说，苏静要走的路至少是队伍正常行军路程的3倍多。苏静晚年回忆说：“那时候睡觉别别人少，走路比别人多，真是苦得很呐。”

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全国抗战爆发，红一军团被改编为了八路军115师。由于部队的建制变小了，大部分的干部都要降级使用，包括林彪也从军团长“降”成了师长。但苏静却不降反升，从侦查科的参谋变成了侦查科长。这表示他的工作被大家认可了。

1938年3月2日，苏静和林彪一起率领部队向后方运动，当他们走到晋军19军的防区时，林彪突然遭遇枪击，中弹落马。苏静连忙把林彪扶到路边的沟坎里隐蔽，并命令警卫员赶快去后面的部队叫医生来。

好在大部队离得并不远，115师司令部卫生所所长彭芸生立刻赶到，林彪得到了救治，但他的背部脊椎左侧一寸远中弹受了贯通枪伤，一截肋骨也被打断了，从此落下了终生的病根：怕光、怕水、怕风、怕吵……

苏静回忆，建国后，自己的住所和林彪的住所之间只有一条街之隔，步行10来分钟就能到达。但他只去过林彪家两次，一次是《毛选》第四卷要出版，老政委罗荣桓让苏静去询问林彪关于东北战场的注释的意见。一次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他到林彪家开会。

苏静说，当时他在林彪家的走廊里看到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吃萝卜膀胱会出汗”，这段话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苏静的女儿苏晓林曾问父亲，他和林彪那么熟，为什么不多去林彪家串串门呢？苏静：“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而且林彪因为受伤身体很不好，不便去打扰。”

苏静在林彪身边工作时间很长，对林彪也较为了解，他说，林彪自从从苏联回国后，就很不喜欢在户外活动。有一次苏静问林彪为什么，林彪回答说是X光照的，怕阳光。

但苏静也说，后来他们在东北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打仗的时候行军走路，林彪整天晒太阳也没事。可见林彪就是“喜欢打仗，一天不打仗，身体就会出毛病，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

林彪在指挥上的成就，离不开苏静的有力配合

毫无疑问，林彪也是非常认可苏静的工作能力的，他曾对自己的秘书季宗权说过：“一个苏静等于10万兵。”要知道，当时解放军的一个兵团大概也就10来万人，有的还不到10万。

在抢占东北期间，苏静为林彪提供了大量富有价值的情报。比如1946年2月，东北民主联军一路退到松花江以北，急需打一个大胜仗。苏静派出去的100多个情报人员得知，国军的89师有两个团已经脱离了大部队3天的路程。

苏静得知此事重大，立刻报给林彪，林彪则迅速调集了7个团的优势兵力一举将这股孤军深入之敌歼灭。

两个月后，林彪又根据苏静提供的准确情报，在大洼一带一举歼灭了87师的4400余人。89师和87师都是黄埔名将陈明仁74军麾下的主力部队，这两仗可以说重创了陈明仁。

也正是在大洼战斗结束后，林彪对自己的秘书季宗权说了：“一个苏静等于10万兵”这句话。

林彪指挥战役，喜欢越级指挥到师、团一级，而他的这种指挥方式，非常需要指挥官对于战局有细致且准确的把握。从这个方面说，苏静是林彪的后盾。

苏静为了准确地获得战场上的信息，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沿。比如在锦州战役前，苏静和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朱瑞一起深入到了锦州外围的义县去查看地形，结果朱瑞不幸触雷去世。

苏静在义县期间发现，2纵的部队在攻打义县时，发挥了利用坑道迫近作业攻城的优势，他便把这个方法告诉了林彪，林彪下令攻锦部队以2/3的兵力挖掘交通沟，锦州很快就被解放军纵横交错的交通沟包围了。范汉杰被俘后，对解放军的坑道战颇有怨言，这正好证明了这个办法的有效。

在辽沈战役中，塔山能否守住无疑是决定全局的关键所在。负责指挥镇守塔山的胡奇才中将回忆说，当时林彪向4纵下了死命令：“丢了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林彪在塔山派了2个纵队，2个独立师、1个炮兵旅，还把1纵作为总预备队，摆在了塔山和锦州之间。同时，林彪还派苏静去塔山督战。

苏静晚年回忆锦州之战时说，当时真的很不容易，东野奔袭锦州，携带的燃料只够单程使用。要是拿不下锦州，被迫撤离，我们辛辛苦苦准备了两年的重装备，坦克、装甲车、重炮就要都扔在锦州城外了。

整个辽沈战役历时52天，最终以东野歼灭47.2万人的结果落下了帷幕。

正如蒋介石后来所说：“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辽沈战役后，拥有70多万人的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加入了下一场重大的战役——平津战役。

而在平津战役期间，苏静再次以自己出色的表现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苏静在平津战役中的贡献：一封被扣留的信，让傅作义心惊胆战

苏晓林（苏静将军之女）说，苏静一生都很少谈论自己的革命经历，包括长征，也包括在北平促进和谈的往事。1960年，为了配合《毛选》第四卷的出版，苏静才写了《毛泽东同志对辽沈战役的杰出指导》这篇文章，其余回忆类的文章是很少的。

1983年后，苏静在电视上看了一部描写北平和平解放的话剧，看完后苏静认为该话剧和历史的实际情况有重大出入，他认为自己作为直接的当事人之一，有必要站出来把这段历史公之于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苏静才接受了出版单位的约稿。

当时苏静已经70多岁，但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却还是非常深刻。

苏静说，当时他一个人穿上便衣偷偷进了北京城，去见了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和秘书。

苏晓林说，当时北平城里的特务一定特别多，他们一定想方设法破坏和谈吧？当时力主和谈的北平师长何思源的家不就被炸了吗？他本人也受伤了。

苏静却说，其实并不危险，当时是傅作义邀请我进城的，进城后我就被傅作义安排到了联谊处，那里以前是日本的公使馆。傅作义派了一个特务营来警卫，还有很多便衣在附近巡逻，“安全得很。”

要说危险，其实来自傅作义的危险多一些。在派苏静去北平前，罗荣桓专门找苏静谈了话，告诉他中央要派一位忠诚又了解政策的人去北平。经过研究，组织认为苏静最合适。

罗荣桓说：“危险嘛，是会有的，不过‘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他们要是真的把你扣住，我们可以用我们俘虏他们的军长、师长把你换回来。”

苏静回答：“危险我倒不怕，我就是担心完不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就这样，苏静悄悄进入了北平。

谈判进行到第三次时，双方已经就很多问题达成了共识，谈判结束后，林彪把一份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信给了邓宝珊，让他转交傅作义。

林彪走后，邓宝珊把这封没封口的信拿出来看了一遍，看完后他非常吃惊，认为“这封信太出人意料了，措辞也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

苏静立刻把邓宝珊的意见汇报给了林彪，林彪说：“那封信是有些严厉，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

在去往北平的路上，邓宝珊向苏静提出可以可以暂时不把这封信给傅作义，苏静同意了，他说让邓宝珊决定，他暂时不交也行。

不久后，罗荣桓问苏静，邓宝珊有没有把信交给傅作义。他要求傅作义务必在两天内看到这封信。

苏静把罗荣桓的要求告诉邓宝珊后，邓宝珊把这封信交给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让她代为转交。但傅冬菊显然也意识到了父亲看到这封信的反应不会太好，就没有转交。

直到1949年2月1日，也就是解放军进入北平城的一天后，《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毛泽东的这封信时，傅作义才看到。

事实证明，傅作义确实接受不了这封信中的严厉指责，看到信后的傅作义情绪异常激动，傅作义的旧部思想也发生了波动。两天后他给林彪、罗荣桓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两年半勘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林彪亲自设宴，对其做了大量的安抚工作，才使其稍有平息。不久后傅作义还是放心不下，亲自去了西柏坡向毛泽东负荆请罪。

在苏静的回忆中，他一直坚持一点：“我只是个历史见证人，领导派我去，我执行命令就去了。有我没有都一样，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如果没有我，领导还会派其他人进城的。”

但事实上，苏静在毛泽东致傅作义信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他默许“扣留”了毛泽东给傅作义的信件，而没有考虑事后会被追究责任。他从和谈的实际利益出发，为和谈的进行做出了一份贡献，这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的。

苏静将军晚年的遗愿：为四野编一部战史

苏静将军的一生，数建奇功，但他自谦地说：“如果说我这一生对革命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辽沈战役攻锦期间，我向林彪提议采用坑道近迫作业攻城的战术，被林彪采纳。”

有人说，苏静将军一生功勋卓著，但知名度并不高，甚至可以用“鲜为人知”四个字来形容。这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苏静一生从不宣传自己，从不居功，他把自己放到了很低的位置，把一切成绩都归功于组织的领导。

1967年，苏静被任命为铁道部军管会主任，从此离开了他心爱的部队。

1973年，韩先楚被调到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临行前他向组织提出，希望苏静能出任兰州军区政委，和自己搭档。他两次给周恩来打电话，提出自己这个愿望，但都被周恩来拒绝了，周恩来说：“谁都可以调，就是苏静不能调。”

苏静当然是很想回部队的，但周恩来不放人，李先念也多次出面挽留，苏静选择接受组织安排。

1978年，苏静终于回到了军队，但他退休的日子也到了。这一年苏静退休后，组织给予了他大军区正职的退休待遇。

苏静为人低调，恪守组织原则，长期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苏晓林回忆说，父亲调到北京后，他们家长年都居住在一间很破旧的四合院里，整个院子里有近10户人家，冬天暖气也供应不足。

苏静到国务院工作后，计委的同志以安全为由，为苏静另找了一套四合院，但苏静坚决不肯换房子。

苏静虽然每个月有325块，但要养活全家十口人，就显得有些不够了。苏晓林说自己小时候很少能吃到水果，家里的衣服也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补丁摞补丁。苏静有一件傅作义49年送他的毛衣毛裤，他一直穿到64年。他的夫人把毛衣补了补，孩子们又穿到75年。

退休后的苏静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能为自己的老部队事业写一部战史。早在60年代初期，他的老政委罗荣桓就曾提议让他组织编写四野战史的班子，但是后来这个工作被搁置下来了。

到了90年代，陈云再次提议让苏静当任四野战史编写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苏小林说，父亲不喜欢当领导，但编写四野战史是他最大的愿望，因为他对老部队、老首长的感情太深了。但由于苏静癌细胞扩散，他不久后就辞去了这个职务。

也就是在辞去该职务的一个月后，苏静将军病逝于北京309医院，享年87岁。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名将无名——苏静将军传奇》 叶晖南

《鲜为人知的儒将苏静》 侯文强

《我的父亲苏静将军》 苏晓林

《父亲苏静将军与北平和谈》 苏晓林

《开国将军轶事》 吴东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