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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丝绸、棉布、瓷器被运往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 一至三分之一流向了中国。在这种背景下，郑和比西方人早一个世纪开始大航 海的尝试，先后七次下西洋，主要目的是要“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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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耀兵 异域，示中国富强”，显示天朝大国的富庶与强盛，而没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 建立殖民地的雄心和野心。也正是因为中国的富庶，西方列强一直垂涎于中国， 并在后来大举入侵由于闭关导致军力落后的清王朝。这种论点既是对长期以来 “西方中心论”的挑战，也是对早期西方汉学“中国停滞论”的极大颠覆。尽 管具体结论值得商榷（实际上，已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先 进性”估计过高），但其方法论的意义已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晚明社会变 迁”由此成为明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国史十六讲》在“全球化”背景下看晚 明史，提出“晚明历史大变局”论，希望把对晚明史的认识引向更高的层次。 在更宽广的视野上看待15-18世纪的中国，樊先生多方引证说“当时世界经济 的中心正是中国”！此类论述，不一而足，给人以启迪和兴趣。
四、学术宽容，久违一见
樊先生不是简单地靠讲故事吸引眼球，在对史实的重新梳理过程中，大量 吸收了国内外学界的最新成果和相关争议。作者在直陈各家之言的同时，有一
些历史事实的介绍，坦言自己的学术观点，也有自己的一些推测与论断，使我 们能领会到久违的学术宽容。例如：第二讲中“解读’封建’的本意”，以一 个史家所独有的“大历史观”洞察力，剖析了 “公社”与“井田”制度对中国 根深蒂固的历史影响，指出从周代的农村公社到汉代的王莽改制、宋代的王安 石变法，及至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其中有着某种一脉相 承的传统思想：即对公社与井田的赞美与怀恋。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令人深思。 第三讲在介绍了诸子各派学说之后，指出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既有学术 性，也有较强的政治性——游士们向各国国君游说，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政 治需要使得那些政治性强的学派，如法家和儒家成为显学；而关注科学、放弃 政治追求的墨家则失去其“显学”的地位。第四讲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进行评述，作者指出，汉武帝的“儒表法里”的统治政策，也是后世统 治者的治国秘诀，独尊儒术的背后是儒与法的并用。虽然运用政权的力量控制 意识形态是法家的发明，但秦始皇以镇压手段控制意识形态不成功，而汉武帝 用另一种方式——“劝以官禄”，使儒家教化逐渐普及，取得了极大成功。第 十讲讲述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的坎坷之路，说明学术与政治的密 切联系早已有之，这是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作者直言：在中国历史上，用行 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派之争，而是.排除 异己的政治斗争手段。
五、挑战定论，见解独到
《国史十六讲》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同时期的比较，便于读者了解 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解释了中国分封制下的封建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ism 的区别，指出了两者的不同；对晚明开始的西学东渐与东学传入西方，中 国人是否起源于非洲等，见解独到。
樊先生还对一些传统定论发起挑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推测与论断。例如： 五代时期，曾历仕五朝八姓十一帝的冯道，被旧史家斥责为“无耻之徒”，而 作者根据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冯道其实是一个“模范宰相”。通常人们 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只许儒家一派存在，是文化专制主义的 表现。樊先生根据国内学者的新研究，指出最初董仲舒的建议只在于确立儒家 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的地位，而不是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流传。在现实政治 中，汉武帝并不完全依赖儒士，其治国方略为“儒表法里”。所谓“王道与霸 道”，亦即儒术与法术并用，才是专制集权的真正秘密。传统观点认为“倭寇” 是“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有中外学者对此提出异 议，认为嘉靖时期中国沿海“倭寇”的主要成员是海上武装走私的中国民间商 人集团，其首领“倭寇王”王直就是徽州商人。他们为了冲破明朝的海禁政
策，与官方正面冲突，被称为“倭寇”。当然王直的队伍中确实雇用了一些日 本人，但他们处于从属的地位。樊先生认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海外贸 易的需求日益增长，而明朝的“海禁”政策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倭患” 实际上反映了官方与民间之间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这一提法或许还需要进一 步检验，但无疑值得重视。有学者认为“东林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被 它的敌人污蔑为“朋党”。樊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提出“东林非党 论”，并指出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党”这个字，在现今国人的话语 体系中的含义，主要指“政党”。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17世纪英国出现辉 格党、托利党之前，并无政党。就中国而言，1894年出现兴中会之前，也无政 党可言。中国古代史籍中常见的“党”，是朋党之“党”，而非政党之“党”， 例如东汉的“党锢之祸”，晚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党” “旧党”，南 宋的“伪学逆党”等，几乎无一例外是朋党或是被对立面诬陷为朋党的。“东 林党”当然也是如此。汉字的特性往往一字多义，朋党之“党”，与政党之 “党”，是同一个字。在英文中，政党之“党”是Parties,朋党之“党”是Fac tions, 区分得一清二楚，绝不至于把“朋党”误为“政党”。
六、标题新颖，文笔生动
《国史十六讲》标题新颖，充满诗意。如“第七讲唐：充满活力的世界 性帝国”“第九讲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第十一讲骑马民族驰骋的年 代”“第十四讲面向海洋的时代” “第十六讲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都让人充满好奇心，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欲望。
《国史十六讲》旁征博引，清晰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使得读者在轻 松阅读的同时不仅巩固了基础知识，也对学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个大致的掌 握。而且，樊先生在写作过程中援引不少诗词及成语典故，使得语言表述更为 形象生动，引人入胜。据说樊先生在复旦大学开课时，曾经“三百人的梯形教 室人满为患，坐在台阶上的、站在墙边的，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有笑声传岀”。 这对于一堂历史课来说，是罕见的。樊先生把他富有魅力的讲述带进了《国史 十六讲》。信手翻书，随处可见这样的生动讲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制礼作 乐’，就是令孔子顶礼膜拜、魂牵梦萦的礼乐文明……他对春秋时代的’礼崩 乐坏’极为不满，他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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