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邓子恢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新中国优秀的农业工作领导人，被誉为党内的农业、农村工作专家。

但是今天，我们不聊邓子恢的成就功绩，而是讲一段他的家事——

20世纪50年代，邓子恢和林伯渠互换儿子的故事，在中南海一度传为美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邓子恢与孩子在武汉合影，后排左一站立者为苏生

今天的正史观察，我们就来了解这段两代人生离死别、曲折复杂的感人故事。

红军的儿子

邓子恢曾有过三次婚姻，曹全地生的邓毅生、邓芳梅，黄秀香生的邓瑞生；陈兰生有7个孩子，但只养活了6个，分别是邓淮生、邓湖生（1944年夭折于战火之中）、邓汉生、邓建生、邓小莲、邓小燕、邓小兰。

曹全地

邓子恢第二任妻子生的孩子邓瑞生，从小学到大学的名字都叫“林秉苏”，是林柏渠的儿子，后来改名邓瑞生，成了邓子恢的儿子，这实在是历史开了一个有趣的玩笑。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前，党中央为了不影响大部队的行动，决定留下孩子。邓子恢的爱人黄秀香刚生下儿子，就交给林伯渠的夫人范乐春托人抚养。

范乐春也有一个刚出生半月的男婴。范乐春把这两个婴儿包好背起来，深夜骑着战马从瑞金赶到会昌，找到堂兄范美宏、郭发仔夫妇，托付他俩一定要把孩子养大成人。后来，黄秀香壮烈牺牲，范乐春也患肺病逝世，两个儿子下落不明……

邓瑞生和林苏生

范美宏夫妇难以养活两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出于无奈，养母只好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送给人抱养。两个孩子一大一小，一强一弱，养母怜爱弱小的生命，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取名范宜德。大的孩子送给无儿无女的赖兆枝和满姑夫妇，取名赖平亚。

赖平亚5岁时，上山去放羊，摔坏了一条腿，养父母心急如焚，想方设法为儿子治病。到头来伤腿治好了，只是走起路来有点跛脚。

九岁那年，养父母把范宜德领进学堂。那时，他也记事了。当时的学费是一担谷子，养父平日里做米粉生意，每天起早贪黑，沿街叫卖，不辞辛苦地养家糊口，一担谷子是全家人半年的口粮。

“这孩子聪明，咱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上学！”养母虽然不识字，但全家人却节衣缩食花了大价钱把他送进学堂接受教育。

做活儿的童工

11岁那年，养父病逝，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养母的肩上。顶梁柱折了，经济来源断了，养母实在无力供他上学，范宜德就此断了学业。但总要给孩子找个出路，于是后来，养母便托人把范宜德送进了一家鞋厂学艺。11岁的他从此当了童工。

“当童工那阵子很苦。”邓瑞生回忆说：“每天早上5点起床，起床后先给老板娘倒尿盆，刷马桶，然后上山挑水，从早到晚不停地挑。我人长得瘦小单薄，挑一担水很吃力，有一次，我又累又饿，晕倒了从山上滚下来，摔得鼻青脸肿。当时，童工很多，睡通铺。冬天几个人合盖一床破棉被，冻得睡不着觉；夏天，蚊子成群结队轮番袭击，咬得浑身是大包。当了几年童工，干了几年杂活，压根没学到手艺。”

直到会昌解放的那一天，养母才告诉范宜德：“你是红军的儿子。”

陈兰、邓子恢

错认亲子

1949年农历8月，15岁的范宜德、赖平亚被送到武汉。

邓子恢、陈兰热情地把两个孩子迎进客厅。邓子恢仔细地端详着，问道：“这两个孩子哪个姓邓？”

范美宏的侄儿用手指着说：“首长，这个赖平亚是你的儿子，范宜德是林伯渠首长的儿子。”

当晚，邓子恢电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说已经找到范乐春留在会昌的儿子。林伯渠一听此讯，大为高兴。

当时陈兰觉察范宜德长得相似邓老，提议先化验血型，弄清真相。但邓子恢这位无私的共产党员，出于博大的胸怀，不愿将腿有残疾的赖平亚送给林伯渠，就劝阻了陈兰。他将赖平亚更名为邓苏生，从此作为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

邓子恢

1950年，范宜德被送到了北京。林伯渠和夫人朱明看到宜德长得十分精干，内心颇为高兴，立即给儿子更名为“林秉苏”。

对于那段日子，邓瑞生有很深的记忆：“1950年春，我被送到北京，刚进家门，林老怜爱地摸着我的肚子说，这孩子受苦了。我身材瘦小，营养不良，15岁了，看上去像个学龄前的孩子。这就是你爸爸，警卫员叔叔指着林老向我介绍说。爸爸，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林老把我搂在怀里，动情地说，孩子，不是爸爸不爱你，是你生不逢时。那是战争年代，爸爸顾不上你们，可爸爸始终没有忘记你们……”

林伯渠说：“十多年以前，邓老给我写信说，等江西一解放，我们就找回我们的儿子。如今你们回来了，实现了爸爸的第一个心愿，第二个心愿是送你去上学。”

但是，当时的邓瑞生却不想上学，只想赶快去工作。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15岁了，过去只上过三年小学，再接着上小学不好意思。但林伯渠的态度很坚决：“不行，如今革命胜利了，没有文化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最后，邓瑞生提出请求，说要上学也行，但是要上就上初中。后来考虑到北京是个大城市，教育质量高，害怕邓瑞生直接上中学跟不上，就让他先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上。

林伯渠

去学校报到那天，警卫员叔叔对校长说，这是首长的孩子，耽误了，如今年龄大了，想上六年级。校长说，那就考考再说吧，随即出了几道算术题。但老师出的题邓瑞生交了白卷，校长只好说，六年级是毕业班，这位同学基础太差，先从5年级插班吧，用两年时间好好补补课。

校长总算是给了两年的面子。当时，邓瑞生是全班年纪最大学生，从入学那天起，他便发誓要好好学习，可事与愿违，第二年考初中，邓瑞生名落孙山。校长找他谈话说，虽然你考试不合格，考虑你的特殊情况，可以到初中部试读。于是3年中学，邓瑞生一直是试读生。

“中学毕业后，我突然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当兵。林老很民主，当时找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肖叔叔说，我们这里初中生有的是，缺乏的是高等人才，等秉苏大学毕业后，再来我这里当兵。大学毕业后，我想起肖叔叔当年的承诺，但当时林老已经去世，我去找邓老。邓老问我，你大学毕业了是党员吗？我说早就是了。他说是党员就要听从党的安排。我无话可说，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林伯渠

交换儿子

转眼到了1953年1月，邓子恢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全家住进了中南海。这时，邓苏生与林秉苏又相遇了。每天上学归来，他俩都到中央领导食堂就餐。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南海的伯伯、叔叔、阿姨们都熟悉了这一对红军留在会昌的棒小子。但还是邓颖超、康克清、李伯钊的心细，她们一见林伯渠夫人朱明就笑着说：“唉呀，准是会昌弄错了！你看秉苏越长越像邓老，苏生越长越像范乐春……”

后经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会昌，找林秉苏的养母郭发仔调查。原来当时养母为了安慰堂妹范乐春的英灵，就把她抚养的范宜德说成是林伯渠的儿子。现在，经过调查人的启发引导，她终于说出了真情：林秉苏是邓子恢的儿子，邓苏生是林伯渠的儿子。

邓子恢

1954年正月初一，京城沉浸在节日的欢庆氛围中，一个祥和安静的院落里，走来一老一少两位常客。

“邓老，给你拜年了。”

“林老，请屋里坐！”

两位老人手拉手走进客厅，招呼各自的儿子坐在身边的沙发上。

“你们都20岁了吧，成大人喽！”林伯渠看着身边的两位年轻人，慨然自语说：“今天给你们讲明历史情况，林秉苏你应该姓邓，邓苏生，你应该姓林。”

也许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也许这事出得太奇妙，两位年轻人面面相觑，无所适从。

邓子恢

邓子恢说：“今天给你们说清楚，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和心愿。如今你们长大了，有选择的自由，我和林老商量过，你们爱姓什么姓什么，姓名只不过是个符号，作为革命者来讲，我们的责任是把你们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老了不要你们抚养，但也没有遗产留给你们，你们是党的后代，是红军的后代，一定要好好学习，成为对革命有用的人。”

后来，邓苏生改名为林苏生，1962年，林秉苏改名为邓瑞生。邓瑞生回到邓家，很快对邓子恢爸爸和陈兰妈妈产生了深深的爱。

经过几年刻苦攻读，林苏生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邓瑞生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这时，他们也没有忘记养母发仔阿妈、满姑阿妈的嘱咐：“你们是阿妈心上的一块肉，读完大学快回来。”

当他们学成后要求离开北京时，邓子恢、陈兰诚恳地对他们说：“你们愿意返回老区是件好事，我们是无产阶级，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公家和人民的。我们没有什么财产给你们继承，以后要立于人世，只能靠自己……”

陈兰、邓子恢

后来，林苏生回到赣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与会昌农民刘发妹结婚，夫妇俩与养父母赖兆枝夫妇住在一起，照顾他们幸福地度过晚年。林苏生在基层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年，他从未利用父亲林伯渠的名义找关系，走门路，直到退休以后，才回北京居住。

邓瑞生则与学友高松秀结婚，一起分配到湖南湘潭下摄司电机厂工作，他做操作工程师，妻子任中学物理教员，夫妻恩爱，全家和睦，并经常到会昌看望发仔阿妈，使这位年迈的老人晚年幸福。

1972年和1973年，父亲邓子恢与养母郭发仔相继病逝。七十年代条件有限，由于长期在电机厂工作，邓瑞生摄入的X射线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伤害，影响到他的造血功能，但他从未有过怨言。

邓瑞生退休后，退休金比北京的低保户还低，但他从不抱怨，而是粗茶淡饭、节衣缩食。面对记者的询问，他总是一笑了之：“比起24岁就牺牲了的妈妈，比起那些像妈妈一样牺牲的烈士，我的生活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