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冷知识——乾隆末期以后，“康乾盛世”徒有虚名

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严重败坏成为清朝封建统治极端腐败的明显象征。当时，权臣专擅，结党营私，欺蒙粉饰；官吏昏聩无能，贪赃枉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权臣的专擅，前有和珅，后有穆彰阿。和珅，满洲正红旗，少贫无籍，为一普通官生。后来，依靠祖先功业，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

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选入銮仪卫，充当了皇帝轿旁的一个小侍从。因他相貌英俊，口齿伶俐，应对乖巧，深得皇帝赏识。从此，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在短短的十来年中，竟从一个轿旁小侍从变成了“宠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宠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宠威福由己，植党营私，内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门。和珅恃宠肆意排斥异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

和珅的专横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嚣张。当时，乾隆帝虽禅位于嘉庆帝，但仍以太上皇名义执掌朝政，政务完全依赖于和珅，和珅成为出纳帝命之人。和珅恃宠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固宠窃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内呼朋引类，广植私党，“门生故吏遍于中外”。清中叶以后，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因大批官员的尸禄保位和昏愦无能而运转不灵。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为保位贪荣而故作庸懦者。嘉庆时，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各省督抚“或于应办事件，藉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犹为牢不可破”。

道光时的大学士曹振镛津津乐道于“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将国事政事置诸脑后，以保一身一姓之尊荣富贵。在嘉庆道光时期的大批朝廷官员中，还有大批不学无术的庸劣之辈。道光时的闽浙总督庆瑞，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直隶总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员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陕西雁平道章荆凡，终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发审案，亦令书吏在外劝言，从不提审。即便提审，也是“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

穆彰阿当政时，因各地知府率兼税收，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员为外任，而旗员“多不识字，听信幕友家丁，恣为奸利”。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更形成了种种层层相因的陈规陋习。当时下级官员觐见上司时，要馈送银钱；年节生辰，要进送礼品；官员外放，要通贿吏部官员及京中大员；钦差及督抚大员赴任途经地方，地方官员必须馈赠盘费。这样，上至阁老大员，下至胥吏差役，都从这种陋习中获取厚利。因为“州县有千金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

于是，各级官员层层受贿，狼狈为奸，几乎是无官不贪污，无吏不行贿。正如时人所说，清中叶以后的官员，廉与不廉的分别，只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揭出不少的大贪污案。乾隆宠臣和珅，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揽权纳贿，积聚起惊人的财富。当和珅在乾隆帝死后，被嘉庆抄家时，对和珅家产总数的最低估算也达“数千万两之多，最多达到亿两左右”⑥。还有些官吏，为了填满欲壑，竟到了玩视民瘼的令人发指的地步。嘉庆时，广东英德县知县陈寅，于审办案件并不随时完结，以致数年之内，在押病毙人犯共有数十余名。这种情况并不是广东一省才有。地方官员推迟案件的审结，是因为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赃，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牵连众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辗转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诈使费，有钱则正犯纵令他逸，无钱则旁人亦被牵连，必至贿赂已通，欲壑已满，始肯审结一案。而由县详府，由府详司详院。一杖责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长途解送，因此拖毙人命”。

以上事实表明，乾隆末期以后，“康乾盛世”之谓已徒有虚名。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预示着清皇朝日渐衰落的命运。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后，农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白莲教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从嘉庆元年开始，历时九年，使清廷耗银二万万两，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