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是毛主席在挥下新中国反腐第一刀后说的。而这句话针对的对象已经被摘了脑袋，他们是毛主席打掉的第五和第六个大老虎。
1951年11月，毛主席和周总理通过汇报，得知了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产的案件。这两人在担任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期间，甘愿接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思想腐蚀，将国家的防汛资金、救灾资金和干部家属救济款等贪污挪用，导致国家资产损失14亿元。此外，两人贪污的金额也已接近4亿元。
如此巨大的数字，让毛主席在看见的时候都感到痛心疾首。也使他不得不在地方送来的文件上写下批示：“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当地政府在收到这份带批示的文件后，立刻领会了毛主席的意思。
1952年2月10日，一场有2万余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在河北保定市体育场举行，审判还通过广播向百万群众直播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据调查，刘青山在担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之前，一直与张子善在天津任职，张子善是刘青山的副手，刘青山是时任天津市委书记。
两人在天津享受着资产阶级都没能享受到的生活，通过权力，刘青山和张子善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上流绅士形象，而与此同时，国家的财富就这样被两人挥霍。刘青山用3亿多公款从香港购买两辆美国进口轿车，张子善则在上任后迅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向资产阶级靠拢，他穿着西装与商人谈生意，把国家的财产低价贱卖给商人，再从中获利数十亿。
此外，两人还把自己的形象进行神化，给自己打造了“刘青山思想”和“英明领袖张专员”的招牌，从而排除异己，再拉着那些心里想法和他们一样的人一起贪腐，这直接造就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起腐败窝案。
这样严重的后果让毛主席也感到震怒，因此当地方送来对二人的处理意见后，从他的嘴里出来的只有两个字：“死刑！”1952年2月10日下午1点半，经毛主席指示，枪决的宣判声在河北响起，新中国反腐第一刀终于挥下。
这一刀斩在了那些在革命时期自恃有功的人身上，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死刑让他们从享受权力的幻境中清醒了过来。也让他们想起，早在革命时期，我党就已经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反腐工作。
那是1939年，抗战正处于激烈的相持阶段。我党在应对日寇的同时还查处了一批与国民党勾结，自甘堕落的领导干部。肖玉璧就是其中之一。此人也是一个在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与张子善刘青山的出身一致。
不同的是，肖玉璧还曾在战场上为革命与敌厮杀，身上留下伤疤90余处。到1937年，他由于年龄较大和受伤过多等原因，住进了医院，但此时他依然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铁血军人，还受到了毛主席的“特殊关照”。
一个受过毛主席特殊关照的人，又为何会被查出贪腐呢？这一切其实都是肖玉璧咎由自取。
1937年，肖玉璧正躺在医院病床上奄奄一息，而他的这一状态恰好被来医院视察的毛主席看见。于是毛主席就问医生他得了什么病。医生很愧疚的说这个战士没有得病，只要让他吃一个月饱饭就能恢复。
毛主席听后也觉得心情沉重，于是便从警卫员那里把中央特批给自己的取奶证给了医生，并嘱咐他每天早上都要给这位同志送去半斤牛奶。就这样，在医生的照顾和主席赠送的牛奶滋养下，肖玉璧渐渐好了起来。
等他完全康复后，中央考虑到他的身体原因没有让他再上前线，而是把他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出任局长。却不想这一分配让肖玉璧大发雷霆，他认为自己是有功之臣，怎么能被“发配”到一个小镇收税？
于是，他仗着自己和毛主席有一面之缘，强行闯进了毛主席的窑洞，还当着毛主席的面细数自己立过的功劳。见毛主席没什么反应，他甚至还要脱下外衣给毛主席展示身上的伤疤。
这时，毛主席终于恼怒，他告诉肖玉璧，组织上的安排你要服从，这也是为了你考虑。听了这话后肖玉璧才终于灰溜溜的走掉，赶到清涧县上任去了。但他内心里始终认为自己是有功之臣，不该被这么对待。久而久之，他对革命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恰好收税是一个能接触大量钱财和物资的职务，于是肖玉璧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收取税金却不记账或少记账，以此他贪污了公款近3000元，要知道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即使是政府每个月的办公费用也只有30元。而那些省下来的钱都被换成了军事物资，支援前线。
肖玉璧贪污的公款在当时称得上巨额数字。而他在贪污的同时还与国民党军内蒙古独立旅旅长常崇耀勾结，将收上来的实物税如米面粮油等高价卖给国统区，以从中获利、中饱私囊。
他的这些行为直到1939年1月才被边区政府察觉，最后经过审理和毛主席指示，此人被判枪决。他被判刑后，边区政府又专门利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而这样的评论在我党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因为就在肖玉璧之前，已经有两个人同样因为贪腐等罪名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处理。他们一个叫谢步升，一个叫唐达仁，都是在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干部。
谢步升曾经是我党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政权下的一个村主席，但他官虽小，贪污的公款和物资却极多。此人刚开始只是一个在我党和国民党统治区利用物资差价贩运食盐的商人，虽然曾参加过工农武装暴动，但他对钱的热爱却依然胜过一切。
到1930年，我党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进入高潮，这让谢步升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他积极参与运动并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改进办法。随着运动的深入，他的个人功劳也逐步累积。很快，他被推举为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
做了政府主席后，谢步升激动不已，因为在他看来这就是个发财的职位啊！
为了发财，他把毛主席领导制定的《革命法规条例》抛之脑后，迅速与之前一同做生意的村民勾结到一起，把苏区紧缺的物资贪污，然后卖给商人牟利。
不仅如此，他还与其他贪腐官员联系，请求他们给他疏通关系，为倒卖物资大开方便之门，而倒卖所得利润便均分。这样的事干了多次后他还不满足，又看上了村民的妻子并将之霸占。被村民发现后他竟利用权力把人带到村外，安上反动派的名义枪决。
后来还是那个被他强占的村民妻子，挣脱他的管控跑到中央苏维埃政府告状，人们才发现谢步升的不轨举动。最后，还是时任中央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的何叔衡亲自来到叶坪村调查，那些在谢步升淫威下敢怒不敢言的村民们，才纷纷涌上来举报他的违法之举。
而这些举报，在两天内就被汇总到了毛主席的书桌上。听完汇报看完材料后，毛主席当即表示：“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在毛主席的关照下，这起案件迅速进入审判流程。1932年5月，谢步升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个人财产。5月9日下午3点，在江西瑞金城西的田野边，一声清脆的枪响划过天空，谢步升他犯下的罪恶被一同终结。而这一枪，也是我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反腐败的第一枪。
但就在谢步升被枪决后不久，我党内部又有人经不住诱惑，步了谢步升的后尘，他就是唐达仁，在1933年的那个夏天，他是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会计科科长，但却通过做假账，隐瞒不报等形式贪污公款、物资合计2000多元。
此外他还勾结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使其包庇纵容自己的贪污行为，导致瑞金县公款的重大损失和浪费。最后，毛主席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在听取案件汇报后，会议决定判处唐达仁死刑。
这一案件后来被《红色中华报》详细刊载，死刑的处理决定也引发了苏区人民群众的极大震动，当时，人们纷纷赞叹，共产党果然还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想的！这样的赞叹让苏维埃政府再次赢得了民心。
而与此同时，《红色中华报》还刊载了另一个针对贪污腐败分子处理决定，这个决定针对的是一个叫左祥云的人，他的罪行在当时也引发了群众的憎恨。因为他贪污了人民勒紧裤腰带挤出来支援中央政府的200多元公款。
这200多元的本来是用于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重要建筑物的，如今还没等修完，工程款就先被左祥云盯上了。此外，他还勾结反动分子，强迫群众把自己的房子拆掉，美其名曰为中央修建重要建筑物做贡献。
这样的举动让左祥云收获民愤一片。因此当他被抓并被毛主席亲自指示判处死刑后，人民中都是一片欢呼。而他也是被毛主席亲自指示处理的最后一个贪污犯。
这六个人各有各的罪过，也各有各的功劳，但在毛主席看来，功过绝不能相抵，人民也绝不需要这些人继续活着。党要治国，就必须要彻底消除贪腐。打铁还需自身硬，反腐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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