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的上海，是 , 一个战火渐行渐远的大都市。
自1937年7月7日以来，日军破平津，攻淞沪，占太原，会南京，战徐州，鏖武汉，一路势如破竹，将战火推进到大半个中国，万里河山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每天都有老人妇孺死于饥寒交迫，成年壮丁死于枪林弹雨，上海的公共租界却成了世外桃源，这里听不到枪炮声，听到的，只是 . 徐家汇天主教堂内传来的宁静平和的唱诗声。
6日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视野开阔，空气清新，黄浦区和徐汇区交界的公共租界内，南来北往，东来西去的人们摩肩接踵。
虽然中日正在开战，但这里是和平的中立区，有洋人维持秩序，对中国人是非常安全的，不时可以见到包红头布的高大印度锡克人和矮小的安南人四处游走，他们神态安详，似乎并不为治安操心。
8点50分左右，一辆自行车沿着衡山路由北向南慢悠悠而来，车上坐着一名身穿青茶褐色军装的日本军人，这位军人看起来25，6岁，个头不高，长得很强壮，军装被肌肉撑得鼓鼓的，领章上挂着少尉军衔。
少尉一出现就破坏了原有的和谐，街上的行人们，尤其是中国人纷纷避让，他们避免和这个军人对视，因为他们都看见了这个军人左胸上醒目的黑色山字纹胸章，这表明了他的身份——宪兵少尉。
尽管这名宪兵少尉的左臂上没有执行公务才套上的，写有血一般红的“宪兵”两字的白色袖套，腰上也没有跨武器，却依然让中国人感到恐惧。
少尉很满意中国人对他的恐惧，他掌握自行车龙头的双臂伸得笔直，这使得他的腰杆挺得笔直，他慢慢行驶，眼睛东张西望，用眼神侵略着街上的中国人，感到心满意足。
少尉慢慢向南行驶，前面就是红色天主教堂标志性的两个高高尖顶，今天是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不少，少尉自然不是来做礼拜的，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外人无法知晓，也许他是刚来中国，年轻的他对一切都好奇，或者他就是来熟悉一下公共租界的地理环境，这里是他的地盘，前面更加繁华的是法租界，他是不能进入的。
一路上，好多白皮肤和黄皮肤的人往教堂方向走，眼神中都是虔诚，少尉是信神道教的，但他对这些往教堂去的人却很有兴趣，也许他的职业需要他对人充满好奇，他尤其关注和自己一样黄皮肤的中国人，因为他是征服者，他想了解这个被征服地区的国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些看起来孱弱的国人心里在想些什么。
作为日本国的军人，少尉崇拜强者，鄙视弱者，目前他就是强者，而眼前这些穿中式长袍和短褂的人，还有穿着西装的中国男人都是弱者，他们的眼神中满是麻木不仁和呆滞。
少尉在自行车上鄙视着一个个中国人，他用宪兵特有的犀利目光盯着这些中国人看，这些中国人都不敢和他对视，只顾着躲避他的眼神，他觉得很有趣，有一种男人的征服欲得到伸张的快感。
前方大约500米处就是雄伟的天主教堂，人也越来越多，少尉从白人们眼中似乎看到他们的优越感，他们似乎不在意他这位日本宪兵，好像他不存在一样，这让少尉俞加坚信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驱逐白人的必要，这时，他感觉自己的眼光扫到了一丝偷窥的目光，这让他心里一紧。
有人在偷偷地注意他，而且是中国人。
少尉将目光扫向周围的中国人，却找不到目标，这些中国人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他，但是他的内心却感到不安，他骑着的自行车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起来，距离天主教堂越来越近。
前面有很多人由南向北朝天主堂而来，与教堂北端从北向南的人合流被吸进了教堂，少尉离天主教堂的大门越来越近，教堂在他的眼中也变得越来越宏伟，但是他内心的不安却越来越强，他的车速不由自主地又放慢了下来，他一个个地观察着中国人，这个穿长衫的是个职员，这个短褂是个工人，那个穿西装的，也许是个有钱的小资，还有一些中国女人，她们大都穿着显示身材却行动不便的旗袍，这些人都对他构不成威胁，但是他又分明感觉到不对劲。
100米，50米，少尉的自行车慢慢到了天主教堂，他内心的不安到了顶点，他突然感觉到了来自身后的危险，他不自觉地向后看，但是他的头还没有转过去就响起了两声枪响，他的身体像被重型卡车在身后重重地撞了一击，原先直直的手臂和腰杆一下就软了下来，他的头靠向龙头，脚下也停止了对脚踏板的踩动，自行车“咣当”一声倒在地上。
少尉随着自行车倒在了地上，双腿还分别跨在自行车两边，他的眼睛慢慢变得模糊，在模糊中，他看见一个穿西装的和一个穿长衫的男人向他举着枪，这两个男人正是他之前认为孱弱而麻木的中国人。
第二天，即40年10月7日，重庆大公报报道了一则消息，6日上午9时，一名日本宪兵骑自行车在徐家汇天主教堂附近被人开枪射击，弹中背部，受伤倒地。
宪兵少尉名叫式部清一郎，最终伤重不治，他的死，揭开了上海日军接二连三被刺杀的序曲。
1940年11月30日早晨8时，4名不速之客突然闯进虹口区施高塔路特务机关少佐久保田家中，他们向久保田开枪，经验丰富的久保田闪身躲避，刺客数发不中，被闻讯赶来的军警抓获三人。
1940年12月22日夜11时，日本领事馆警员宮崎敏在南市文廟路附近被人用乱刀砍杀，倒在血泊中后被送到附近国际救济会救治，最终重伤不治。
1941年1月1日，日本军人高桥胜春在江湾被人击伤。
1941年4月28日，闸北日军海军哨所一名哨兵村山秋常，被突然而至的子弹射成重伤。
上海日军接二连三被刺，让每一个在上海的日本人都感受到了压力，其中有一个日本人的压力最大，他就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特别警视副总监赤木亲之。
警务处特别警视副总监即是警务处副处长，赤木亲之虽为副处，却是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方面的实际负责人，接二连三的刺杀案，使得他成为难辞其咎的第一责任人。
赤木亲之44岁，面目英俊，和大多数刻板而不苟言笑的日本人不同，他平时都是面带微笑，只是这种微笑在他的眼镜框后显得有些阴森，他本名赤木亲三，出生武术世家，获得剑道4段，这不仅使得他的身体具有很好的灵活性，更使得他的性格具有不发而已，一发必中的爆发力，后来他进入了日本外务警察讲习所，成为日本第一代外务警官中的佼佼者，30岁来到中国后，为了向中国人表明他是容易亲近的人，更名赤木亲之。
赤木亲之的英语和中文都很好，来到中国后就一直从事警察特务工作，而且一干就是14年，这14年来他成绩出众，步步高升。
中国，给了赤木亲之一片任意驰骋的天地。
此时的赤木亲之遇到了14年来从未遇到的难题，日本军人接二连三被刺，负有保护之责的他却找不到一点线索，虽然通过现场抓获知道是军统干的，但军统的组织方式有效规避了风险，他们的人一被抓线索就断，这让赤木很郁闷。
不过，赤木虽然在工作上遇到了难题，在生活中却遇到了高兴的事，他漂亮的太太怀孕了。
事业上的不顺和生活中的喜悦，让赤木亲之有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之感，他一方面在工作中倍加努力，加紧破获那些没头没脑的皇军被刺案件，另一方面他又特别留恋家的温暖，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8点出门上班，晚上9点半前必定回家。
1941年6月17日星期二，这一天是怀孕的太太例行检查的日子，虽然是工作日，但赤木亲之还是决定要陪自己亲爱的太太去做检查。
出生武术世家的关系，赤木很注重仪式感，每次陪太太的例行检查，他都要换上一身洗过的干净制服，今天他穿的是一件夏季草绿色警察服，肩章上的两颗金星凸显了他在中国14年来的成就，他的太太则穿了一件朴素的和服。对着穿衣镜穿戴整齐后，赤木小心地扶着太太出了大门。
大门口早已停着一辆小车，这是赤木雇的，司机是老熟人。赤木将太太安置在后排右侧就坐后，他从车后绕到了左侧，两人坐稳后，赤木吩咐司机开车。司机小心地启动了小车，赤木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正好是9点05分，他对司机说：“还来得及，开慢点。”
赤木和太太的坐车离开住所后，沿着愚园路向东北方向慢慢行驶，这一天阳光灿烂，由于已经进入了初夏，车内稍稍有些热，疼爱太太的赤木将太太身边的车窗稍稍摇下了一半，一阵清凉的风吹进了车内，车内的温度降了下来，空气也清新起来，太太将头倚在赤木的肩上，赤木则紧紧搂着太太。
车不紧不慢地行驶，前面几十米是一个呈五星状散开的路口，有一条和愚园路几乎垂直呈东南走向的大街，当时叫地丰路（今天的乌鲁木齐北路），沿着地丰路向南800米就是太太的目的地。司机开得很稳，到路口减慢了速度，赤木和太太几乎没有感受到右转就转进了地丰路。
小车转到了地丰路上，正沿着街道行驶，突然一个穿着破烂的民工推着装满杂物的板车横穿街道，好像被太近的小车惊吓住了，板车上的杂物掉落下来，民工慌忙停下板车，手忙脚乱地拾捡掉落的杂物。
赤木的司机反应很快，他一踩刹车，车立刻就停止了。
一、 军统上海区有什么新计划？
1939年7月，军统上海区来了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名叫陈恭树。陈恭树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参与了好几个重量级人物的刺杀行动，比如刺杀湖南前督军张敬尧，刺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刺杀汪伪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最著名的一件，是带队远赴越南，在河内刺杀行政院长汪精卫。
1939年7月，由于上海的军统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上海区摇摇欲坠，陈恭树临危受命到上海担任区长。陈恭树的成就在刺杀，因此戴笠派他到上海，除了对他信任之外，也是想利用他的特长和日本人以及汪精卫政府的人周旋。
陈恭树到了上海后，工作重心就是着手整训上海区的8个行动大队，重中之重是刺杀，他们的刺杀行动有战略也有战术，战略上分三步逐步深入。
首先是清除军统的变节分子，其次是刺杀76号的汪伪汉奸，最后则是刺杀上海日军。
前两步的行动战果累累，使得上海军统立刻恢复了元气，大家信心高涨，马不停蹄开始了对上海所有穿制服日军的行动，这场行动开始时强调行动前必须向上级报备，之后再找机会格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感觉寻找机会不易，死守教条往往丧失机会，因此过程中常由行动人员先斩后奏，便宜行事。
1940年10月6日，军统在徐家汇天主堂打响了对日本军人的第一枪，截至到1941年6月，军统上海区对上海日军发起了近40次刺杀行动，刺杀日军人数达到50多人。
对军统上海区的行动人员来说，最刺激又最有成就感的，莫过于来一场“刺贼先刺王”的行动。
对军统上海区威胁最大的日本人是警视副总监赤木亲之，如果能刺杀此人，不仅能对日伪造成威慑，也能大振沦陷区人民的信心。
刺杀行动是一场特殊的行动，首先要求接近目标，然后再短兵相接，完成任务后又要全身而退。军统上海区虽然有2000人众，一时却无人能近得了赤木亲之，看似美丽的想法却无法变成实际行动，这让陈恭树很着急，他承受着戴笠施加的压力，一时间茶饭不思。
不过，军统既然是吃这碗饭的，利用资源和调动资源就是其基本能力，很快，上海区第3行动大队有了进展。
二、 第3行动大队抢到了机会
第3行动大队有近60人，各个身手敏捷，相比另外7个大队，这个大队有两个特点：一是队员实力平均，没有谁特别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二是队员们都经过考验，都是可以信任的坚定爱国者。这两点使得这个大队的整体实力成为8个大队之冠，而队伍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第3行动队如此优秀，因为他们有一位优秀的大队长蒋安华。
蒋安华是贵州人，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先毕业于黄埔四期工兵科，后又进南京中央军校特训班，抗战爆发后就在上海工作，身体力行了很多爆破，刺杀，情报收集等的任务。
陈恭树对蒋安华有非常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能力很强，具有强烈主动性的人，在当时，一个贵州人能在毫无根基的上海执行特别任务并站稳脚跟，已经证明了此人的能力。
8个行动大队都在寻找刺杀赤木亲之的机会，这个机会却是被主动性最强的蒋安华第3大队抢到了。
三、 小组成员是什么人？
湖南人萧焕文60来岁，沦陷前曾是上海警察局的警官，沦陷后就在家做了寓公，他有3个女儿和2个儿子，此时他的家是上海众多弄堂中的一幢房子，这幢房子也成了众多的上海军统联络站之一，联络站负责人就是他那位机敏过人，有胆有识的三女儿萧杰英。
5月的一天，萧焕文的家先后来了两位客人，萧杰英热情地将两位客人迎上2楼一间书房然后退了出来。
两位客人，一位是上海区军统最高负责人，区长陈恭树，另一位则是第3行动队大队长蒋安华。
书房不大，陈设也简单，房内靠墙有两排书架，书架上放满了书，中间一张写字桌，上面放着文房四宝，写字桌一边是一张配套的椅子，另外一边是两张藤椅。陈恭树进来时，蒋安华已经先到了，他在藤椅上看着当天的报纸，见陈恭树进来后急忙起身将他迎到写字桌边配套的椅子上坐下，又到门口接过门外萧杰英递过来的茶具，将门关上后端着茶具到书桌上。
蒋安华右手提起水壶将一个杯子盛满茶水，递到陈恭树身边。陈恭树一边接过蒋安华递过来的茶杯，一边用山西口音的内蒙话问：“怎么样？”
蒋安华一边给自己的杯子掺茶一边用贵州话回答道：“计划好了，只等区长你的认可就行动。”
陈恭树说：“好，谈谈吧。”
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两人不能记录，只能进行口头交流。
蒋安华说：“根据李德昌提供的信息，我们已经定位了愚园路上赤木亲之上班和下班的路线，他每天早上8点出门上班，晚上回家的时间不定，但是9点半前一定会回家，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发现他每周二上午都要带他的老婆去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出门时间大约是早上9点左右。”
陈恭树问：“李德昌可靠吗？”
“他是叶东山通过自己的哥哥了解到的人，2个月前加入我们的组织，抗日决心非常坚定，很可靠。”
叶东山，别名叶洞，28岁，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山东人，加入军统2年半的时间，已经有两次持枪刺杀3名汉奸的经历，他的哥哥在公共租界警务处刑事科任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他通过自己哥哥的关系，发展了李德昌进入军统。
李德昌现年28岁，四川人，曾是公共租界的巡捕，因为在今年1月份和女巡捕约会而被认为旷工受到解职，此人体格强健又富有正义感，曾独自一人制服2名手持枪械抢劫的强盗。
李德昌担任巡捕时的工作就是负责愚园路上的巡查，因此对愚园路上的日本和汪伪机关了如指掌，叶东山会同军统多个人员对李德昌进行了考察，认为此人值得信赖后才将之吸收入军统。李德昌果不负叶东山所望，立刻提供了赤木亲之在愚园路住所的情况。
陈恭树听了蒋安华对李德昌的介绍，点点头表示认可。
蒋安华继续说：“我们的机会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晚上9点左右，这是夜晚，愚园路上能见度不高，但是这个时间不能确定，需要赤木亲之在这个时间点下班，如果早回家，天没有黑就不行，另一个机会就是他陪老婆去医院检查，他的车会转到地丰路，愚园路上的军警看不到，我们就在地丰路上动手。”
陈恭树将杯子茶水一饮而尽说：“我们是为国家而战的军人，不用违反人性的下流手段是我们的道德规范，我们的敌人是赤木，不是他的老婆，所以你们动手时，尽量找赤木下班回家的时间，实在没有机会，可以乘他陪老婆去检查时动手，但是绝不能伤他老婆。”
蒋安华一边为陈恭树掺茶一边说：“我明白，区长。”
“哪些人参加行动？”
“由第4组执行，组长是李正梁，副组长是叶东山，还有…”
陈恭树打断道：“李正梁？就是李亮，黔阳训练班毕业的？”
“就是他，李亮是他的本名，当初就是你把他交给我的。”
陈恭树说：“别看他才26岁，头脑特别灵活，我把他分到你这个大队，就是要你好好带他。”
蒋安华点头说：“他没有让区长失望，去年11月在大中华饭店就正法了一名台湾籍的汉奸。”
陈恭树点点头：“继续说。”
“除了两个组长外，组员是李德昌，哦，刚才忘了告诉你，李德昌也经过了李正梁的考察，另外三个组员是杨景文，有两个新人，周振芳和俞森林。”
陈恭树又问：“杨景文我知道，两个新人怎么样？”
陈恭树麾下有2000多人，他本人只和几个直属下属见过面，之所以对杨景文了解，因为杨是江苏省保安队的连长，富有作战经验，枪打得很准，后专程被调来上海区工作，他对另外两人却是一点都不了解
蒋安华又向陈恭树介绍了两人的情况。
周振芳26岁，是一名抗日意识很强的码头工人，刚加入军统1个月；俞森林27岁，也是一名刚加入军统的纺织厂工人。
蒋安华说：“这两人积极性很高，只是刚加入组织，需要有经验的老同志带，他们没有在实战中开过枪，这次正是他们实战的机会，而且他们对上海很熟，任务结束后脱身也方便。”
陈恭树对蒋安华的回答感到满意，他说：“你们这次行动很重要，干掉赤木，功劳堪比战场上干掉一个大佐，上海区是军统最精锐的区，3大队是上海区最精锐的大队，我相信你们能圆满完成任务，虽说我们的行动危险性很高，不能百分百保证安全，但是你的计划还是尽量做到细致，最大程度保证每个人都能全身而退。”
蒋安华点头说：“区长放心，我和他们共进退。”
四、 两次行动最终无果
向陈恭树领受任务后，蒋安华又在另外一个联络站见了李正梁和叶东山两人，正式向他们下达了命令。
接到蒋安华的命令后，李正梁5月底召集小组成员开了一个战前会议，更准确地说是临战会议，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着手行动，而已经提前20多天了，这20天来，他们基本已经掌握了愚园路和地丰路两个地段军警活动，更重要的是掌握了赤木亲之本人的活动情况。
虽然比叶东山小2岁，但李正梁是正宗科班出身，又有刺杀经验，可谓理论和实践兼备，负责整个行动的全盘规划顺理成章，一番讨论后，他给小组制定了行动方案。
行动在6月份的1个月内完成，分第1时间和第2时间，第1时间就是赤木的上下班时间，第2时间是他和妻子外出的时间，行动中，由有实弹射击经验又认识赤木亲之的李德昌担任第一射手，两名新人周振芳和俞森林担任第二射手，由于现场多变，因此第二射手也可以担任第一射击的任务，具体行动由担任过连长的杨景文指挥。
叶东山在远处视野开阔处统管全局，李正梁在更远处和叶东山联络。
定下方案后，小组又用一周的时间对赤木亲之进行了侦查，更加吃准了他的活动规律。
6月9日，李正梁向小组下达了6月11日在赤木下班回家路上动手的计划。
不巧，这天天快黑时突然天降大雨，大雨严重干扰了队员在行动中的联络，李正梁下令放弃，他又将时间定在3天之后的6月14日。
6月14日是一个好天气，队员们在愚园路一处地点各就各位，等待赤木下班路过，好不容易等到赤木座车来到，又不巧的是他的座车前后一直跟着两辆出租车，这又使得队员们没有机会下手。
两次行动流产虽是偶然，但是李正梁有了进一步考虑，他认为愚园路是日伪的据点，不确定因素太多，为了保证圆满完成任务，他认为应该选择第2时间，即在赤木和太太乘车到地丰路时动手，为此，他们又把时间定在了3天后的17日星期二。
五、 刺杀赤木过程
17日星期二早上7点，小组成员们在各自岗位就位。
李德昌在愚园路和地丰路的南面交界处，他穿了一件黑色上衣，腰带后插着一把C96毛瑟枪，这是被中国人喜爱的军用冲锋手枪，也是他当巡捕时常用的配枪。
赤木的车一上愚园路就被李德昌发现了，他向小组所有成员发出了目标出现的信号，同时，为了让自己不被发现，他背对赤木向前进，装成一个和赤木座车同向而行的行人，他虽背对着赤木座车，心里却在根据车速估算车和自己的距离，当他感觉车距离自己100米左右时停下了脚步，向左转身看着街对面，他的眼睛余光看着左侧过来的车，目测距离大约50米左右，他似乎不经意地向左转脸过去扫了一眼，正巧赤木为太太摇下车窗，巡捕出身的李德昌一眼就认出了身穿草绿色警察制服的赤木。
确认赤木后的李德昌心中大喜，他不动声色，转身继续朝地丰路方向走，他在转角处看见了杨景文，立刻向杨景文发出了目标出现的信号。
劳工打扮的杨景文推着装满杂货的板车在距离地丰路转角处100米的地方等候，当收到李德昌发出目标出现的信号后，他开始推着板车沿着地丰路西边街沿慢慢向北的转角处运动，很快，他又收到了李德昌发出的准备行动的信号，他盯着转角处减慢了速度。
小车车头出现了，距离杨景文约50米。
杨景文推着板车迎着小车行驶，他看见小车转弯了，车身进了地丰路，他继续推着板车前行，很快，他看到小车的车尾也转到了地丰路上，整个车身全都进了地丰路，沿着地丰路向杨景文驶来。
小车越来越近，40米，30米，20米，10米，杨景文使劲将板车向右转90度，推着板车上了街面，看着挡在车头前，他双手一使劲，将板车上的杂货弄翻在地。
赤木的小车在行驶中戛然而止，距离板车只有几米。
杨景文急忙向街对面发出行动信号，这是要周、俞二人充当第一射手，原计划充当第一射手李德昌则站在街角警戒。
周振芳和俞森林两人就在杨景文的街对面，他们穿着苦力短衣和松垮的大裤子，裤子口袋内揣着0.38英寸史密斯韦森左轮手枪，这是一款有英国绅士风度的漂亮手枪，两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杨景文，见到杨景文向他们发出了行动信号，便急速朝小车冲来。
急切的俞森林快步冲在前面，他的路线是从车左侧通过车头转到右侧，这条路线要经过驾驶室的司机，他来到驾驶室位置掏枪向司机打了一枪，也不管这一枪是否打中司机，脚下步子不停，飞快绕过车头转到了车右侧。
几乎在俞森林转到车右侧同时，没有被击中却受到惊吓的司机推开车门逃跑了。
俞森林来到车右侧，见车窗开了一半，这是之前赤木为妻子摇下的，此时正方便俞森林透过摇下的车窗向里观看。
车窗下是赤木的太太，当司机中枪后，她预感不妙，立刻全身伏在赤木身上，将赤木紧紧抱住，用身体护卫赤木。
有不伤害无辜的纪律，俞森林不得不尽量找赤木太太身体的空挡朝赤木射了3枪，奈何他是新手，加之第一次任务心里紧张，以致3枪都没有给赤木造成大的伤害，这时，周振芳也到了小车左侧，他隔着车窗朝赤木打了2枪，却是一枪未中。
赤木经过短暂的手足无措后清醒过来，他推开太太，伸出右手推开车门准备冲出车外。
推门的赤木门户大开，俞森林见此机会，心中大喜，他枪中还有2发子弹，他拼命抓住这个机会，他奋力将手臂深入车窗，枪口几乎贴着赤木胸部开了一枪，他还准备射出最后一发子弹时，被突然洞开的车门撞翻在地。
赤木用力打开车门后，自己也由于惯性从车门冲出匍匐在地，但他是武术世家出身，并不忙着起身，而是强忍剧痛以柔道功夫和俞森林进行地面缠斗。俞森林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只想着起身，想着尽快抽身撤退，这一攻一撤之间，俞森林陷入很大的被动，他被赤木死死缠住，却无法摆脱。
周振芳和杨景文见状急忙过来帮忙，但是他们对赤木的缠斗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好在赤木已经身负重伤，鲜血一股一股往外流，没有坚持多久就力竭松手，倒在地上无法动弹。
就在俞森林和赤木缠斗中，被枪声惊动的军警分别从愚园路和地丰路合围过来，李德昌的毛瑟枪响了，他在阻击愚园路上的军警，也是向杨景文发出信号。
杨景文听见李德昌枪响，立刻发出撤退的信号，4人根据预先制定的撤退路线分散撤退，这里是繁华的市区，四周都是民房和弄堂，非常便于撤退。杨景文发出信号后，转身就撤入了一个弄堂，周振芳的撤退速度也很快，李德昌手上的毛瑟枪压得冲来的军警不敢抬头，他也乘此机会闪身撤走。
俞森林落在了最后，他和赤木的搏斗消耗了不少体力，加之还要先从地上爬起来才能撒腿跑，这几个动作浪费了不少时间，更要命的是他浑身沾满了赤木的鲜血，这使他不仅落在了后面，还成了显眼的目标，他被军警穷追不舍，最终连人带枪被抓获。
这次行动，俞森林虽然被捕，但完成了击毙赤木亲之的任务。赤木亲之被近距离击中胸部，就是请来全日本最好的医术家也回天无术。
六、 事件评价
赤木亲之被刺事件给上海的日本军警造成很大震动，上海宪兵队特高课和工部局警务处成立了联合办案组，办案组由特高课课长林秀澄中佐亲自指挥，但办案了3个月却一无所获。
最后日方想到了“以华制华”，他们启用“76号”，再用了1个月时间，成果果然显著，将蒋安华的第3行动大队除李德昌外，全部一网打尽。
由于特务工作保密性强，因此本文提到的几个人，蒋安华和李正梁活到了抗战结束，叶东山，周振芳，杨景文和俞森林则下落不明。
上海区区长陈恭树也在1941年10月被“76号”抓获，后来他公开为“76号”工作，暗中依然受戴笠指挥，最终活过了抗战。
发生在上海的这场针对日军的刺杀行动轰动一时，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击毙击伤的日军，上到大佐下到士兵，有名可查的60多人，实际人数远远超过此数，给上海日军以极大震慑，此后日本军人不敢单独上街，对中国百姓的态度再也不似先前的跋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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