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以来，代代诗人、小说家与戏剧家就本于史实传闻，驰骋丰富想象，将历史人物杨贵妃再创造成为文学形象，使之光彩夺目、妇孺皆知。但对在马嵬兵哗情势下，玄宗是主动还是被迫赐死杨贵妃，杨贵妃之死是罪有应得还是有功于时等，历来说法不一。

杨贵妃，原是我国唐代的历史人物。由于诗人、小说家及戏剧家本于史实传闻，又借助丰富想象，将她再创造成为光彩夺目、富于传奇色彩、妇孺皆知又颇有争议的文学形象。笔者仅就杨贵妃之死作个较全面具体的评述，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杨玉环，字太真，于天宝四载(公元745年)被封为贵妃。正当她咀嚼着与玄宗无比恩爱、无限幸福的爱情生活，享受着人间荣华富贵，憧憬着实现与玄宗对天盟誓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在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公开反叛，直指两京。次载六月二日，潼关失守，杨国忠首倡幸蜀之策。十二日晚，玄宗密命龙威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用厩马九百多匹。次日黎明，玄宗率陈玄礼、杨国忠及杨贵妃等出延秋门。十四日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二十五里)，将士因饥疲而愤怒。玄礼惧乱，就与之商议，要杀国忠以谢天下。正碰上国忠在驿门与吐蕃和好使相遇，还没回答他们所提问题，将士就大叫：“杨国忠与吐蕃同反。

玄宗无奈，只好使力士赐死贵妃。贵妃礼佛后就自缢于佛堂前的梨树下。时年仅三十八。绝代佳人杨贵妃被赐死于马嵬驿，安葬在马嵬坡。

但对她的死，自盛唐以还，直至清末，代代诗人均有所吟咏，史家亦有所评论，其诗作之富赡与议论之广泛，可说空前绝后。这足见杨贵妃其人其死在人们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与所产生的影响。只是对她死时的情势及死的意义等说法不一，褒贬有别。纵览所论所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曰：赐死贵妃实无奈

在马嵬驿六军哗变情势下，玄宗赐死杨贵妃是出于主动，还是迫于无奈?历存二说：杜甫以为是出于主动，而白居易、刘禹锡则认为迫于无奈。杜甫《北征》云：“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可见诗人将杨贵妃比做夏朝的妹喜、殷朝的妲己与周朝的褒。由于玄宗在马嵬兵哗时能主动将其诛杀，故使王朝后来中兴。对此，《事文类聚》诠释之，以为“明皇鉴夏、商之失，畏天悔祸”，故要“赐妃子死。”这样，杨贵妃之死，“官军何预焉。”

《冷斋夜话》又加以探究，认为杜甫“识君臣之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因而所说为“可贵”。《了凡纲鉴补》引丁南湖的话又进一步阐发，以为由于杜甫是“玄宗臣子，故归美其君若是耳”。这些分析对把握杜诗意蕴都不无得当。的确，杜甫的出发点在于：玄宗能以夏桀、商纣与周幽王亡国之史为鉴，又畏天悔祸，才有主动诛杀贵妃之举，故理应受到肯定与赞美。

白居易《长恨歌》亦云：“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既写出了当时形势的严峻与危急，又写出玄宗情态的无奈与凄婉。应该说，刘、白的诗是符合史实的，却遭到非议，被说成“乃是官军迫使杀妃子，歌咏禄山叛逆耳。孰谓刘、白能诗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冷斋夜话》)被斥为“岂特不晓文章体载而造语蠢拙，已失臣下事君之礼矣。” (《临汉隐居诗话》)笔者以为，杜甫为了“美其君”，由于能“识君臣之大体”而硬说玄宗主动赐死贵妃，而刘、白依据当时情势，论定玄宗赐死贵妃为官军所迫就被认为不合臣事君之礼，就是对玄宗的不忠。这在道理与事实上均是说不过去的。因此，褒杜诗而贬刘、白诗是欠妥不公的。

二曰：倾城自古多亡国

美人是亡国的“祸水”、“祸胎”，这种观念可说由来已久。所以有些人也认为杨贵妃这绝代佳人是招致安史乱起与导致王朝衰败的祸根，那么，她的死，不仅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简直是死有余辜，不可饶恕。他们往往将她比做妹喜、妲己、褒姒… … ，视为同类，予以贬斥。如上所述，杜甫的《北征》诗就蕴含了这种观点。后来，《鹤林玉露》与之一脉相承。它先引唐狄归昌的《题马嵬驿》：“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

当然有些诗人囿于偏见成说，指斥贵妃是祸胎更为直露激昂，所谓“女色迷人祸更长，千年烽火化温汤。无情一片骊山月，照罢周家又到唐。”(商挺《骊山怀古》)“烽火空余百丈台，华清宫殿已成灰。两家失国由妃子，落日行人谩自哀。”(张原《骊山》)“天宝风云暗两京，祸从妃子笑中来。”(曾觌《玉环生》)“女祸由来惯覆邦，忠言苦口未能降。纵令姚、宋犹当国，难免前车鉴曲江。”(毕沅《马嵬怀古》)如此等等。

实际上，夏桀、商纣与周幽王之所以亡国，安史之乱所以发生，均有着复杂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并非只是重女色所致。正如王安石《宰》诗所云：“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不愁宫里有西施!”这是说，吴王夫差之所以国亡身死的根本原因在于重用奸佞宰而不在于宠幸西施。这既为西施，也为妹喜、妲己、褒姒翻了案、洗了冤。以此类推，杨贵妃自亦是无罪的。元人白朴在《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中，也借玄宗之口道出杨贵妃“他又无罪过，颇贤达，须不似周褒姒举火取笑，纣妲己敲胫觑人。”

三曰：再造功应属杨妃

奇怪的是，在一片声讨杨贵妃使乱起国衰的声浪中，却有些诗人独树一帜，发出异论，不仅不认为杨贵妃之死罪有应得，罪不可恕，反而认为她以死建功，功不可抹，真是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当然，他们是从不同角度出发来表现自己的观点。或认为杨贵妃以死报君：“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徐寅《马嵬》)张均、张昆仲系宰相张说之子，安禄山盗国，均受伪职。将贵妃的死与张均兄弟的偷生卖国相比，谁忠于唐室忠于君主就不言而喻了。

贵妃虽死犹生，二张虽生犹死。又如“莫谓红颜真误国，曾将一死报君王。”(高璜《马嵬驿》)以死报君是爱国之举，怎么能说成误国呢?或认为杨贵妃以死安将士：在马嵬驿六军哗变中，军心大动，情势危急。贵妃一死，军心安定，哗变平息，所以诗人赞之。

四曰：召乱何关一美人

诗人们由杨贵妃之死进而探究安史之乱所以发生，得出的结论是：与杨贵妃无关，其咎在玄宗。

首先，指责玄宗耽安乐、好奢侈。沈兆霖《华清宫》云：“迷离绣岭锁云鬟，喷薄汤泉误佩环。惯阅兴亡惟此水，自耽安乐不由山。”在诗人看来，华清宫内的汤泉水是历史的见证，安史之乱所以起，王朝所以衰，本于君主的沉迷追求安乐，与骊山本身无关。言外之意，与在这里沐浴的杨贵妃更无关了。李亦持此说，云：“从来流连多丧国，宴安鹤毒因奢惑。三风十衍古所戒，不必骊山可亡国。”(《骊山歌》)杨鹏翼再从奢侈的角度进一步探究。“四海笙歌属一家，骊山宫殿倚烟霞。烛龙正照三郎宴，野鹿偷衔第一花。大抵失人还致乱，未知亡国不由奢。”(《华清宫》)的确，玄宗的享乐与奢侈有史可证，这是导致安史之乱与王朝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指责玄宗重用奸佞。这奸佞主要是指宰相李林甫与杨国忠。对此，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女宠虽自古为患，而地道无成，其过终在男子。… …唐人咏明皇云：`姚宋不亡妃子在，胡尘那得到中华!'”辛师云亦云：“广平相业足千秋，余事偏传羯鼓忧。若使宋、姚为宰辅，翠盘高舞尽无忧。”(《马嵬怀古十二首》)这是说，如果当年宋与姚崇这两位贤相还健在，继续主持朝政，就不会发生安史之乱。据史载，姚崇为相尚通，明于吏道，割断不滞，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劝玄宗不求边功；宋为相尚法，刚正不阿，善守义以持天下之正，不肯赏边臣。后来，玄宗重用李林甫与杨国忠，致使政治日趋黑暗腐朽而导致安史乱起。

《资治通鉴》以为玄宗晚年将朝政国事完全交给了李林甫，而他“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在相位十九年，即从开元二十二年至天宝十载，就“养成天下之乱，而玄宗不之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安史乱起，马嵬哗变，迫使杨贵妃过早地结束了生命，也迫使她和玄宗的爱情成了悲剧结局。正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长恨歌》)也由于杨贵妃在宫中的地位及为玄宗所殊宠，以致被蒙上因她而招安史之乱，因她而使玄宗西幸，故被赐死是罪有应得的冤屈。

笔者以为，平心而论，安史之乱所以发生，唐室王朝所以衰败，其罪不在杨贵妃而在玄宗与奸佞，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根源。玄宗的不顾朝政国事并不始于得贵妃，他早已将朝政国事委之于李林甫。玄宗的重用怀有反心的安禄山亦早于杨贵妃入宫。至于杨国忠的被重用，看似与贵妃有关，实则是因他“善窥上意所爱恶而迎之，以聚敛骤迁”所致。所以，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这些奸佞的受重用均与贵妃无关。另外，斯时的杨贵妃无权也无力劝谏玄宗，过问国事，干预朝政。我们不能以直言敢谏的大臣来苛求，要她象姚崇、宋、张九龄这些贤相那样。她虽为贵妃，倍受宠幸，也得顺从圣心，迎合圣意，不然，就会失宠打入冷宫，或被逐出宫门。她的两次因“忤旨”而遭谴就是明证。当今圣上是不能得罪的，即使像杨贵妃这样的人也不能例外。

马嵬哗变，陈玄礼等以武力胁迫玄宗处死杨贵妃，她实际成了替罪羊与牺牲品。在当时的情势下，她非死不可，不然就会危及玄宗。所以，玄宗为了保护自己又出于无奈就赐死贵妃。由于她的死，平息了哗变，保住了玄宗，使他平安地西幸；也由于她的死，使太子安心地去平乱，实现了王朝的中兴。所以，杨贵妃的死对当时与以后均是有意义有影响的。她死于不当死又死得其所，因之人们对她的死寄予了深切的怜悯同情与真挚的悲哀悼惋，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热情的赞美。

应该说，诗人、小说家、画家与戏剧家所共同再创造的杨贵妃形象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对杨贵妃其人及其死的评价从总体看是正确公允的，以肯定赞美为主要倾向，表现出各自的历史观与审美观。

——金五德先生书摘录（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