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热线吸引了全国观众
“你好!这里是‘中学生语音热线’。”第一批运营商潘佩玲说这话的时候,她还在激动。
1987年,广州有10多名“学雷锋做好事”的积极分子对原来的政治、体育、临时服务形式不满意。在团委和市教育局的支持下,他们率先开通了“中学生语音热线”。这是中国第一条专业志愿服务热线,标志着从“学雷锋做好事”向现代志愿服务模式转变的开始。
“我还记得那个号码。粤语的意思是‘能说出心里的感受’。”潘培玲回忆,20年前工作室只有一部电话和两部分机,几个人轮流“上班”。上任的前八名顾问成为中国第一批志愿者。
“当时,传统教育和改革开放后涌入的一些思想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许多中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了许多问题,非常困惑。”潘佩玲的搭档杨是增光中学团委书记。午休时到东风西路团委接热线。他说,在那个背景下诞生的“中学生语音热线”,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举动,从开通的第一天起,就注定要成为真正的“热线”。
“每个人一周要接两次电话,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半,然后下午4点到8点。”潘佩玲说,他们一分钱都没拿到,最大的“奖励”就是中午一个饭盒,有时候忙得连饭盒都没有。
全国率先开通志愿服务热线,没有经验可学,于是邀请香港的志愿者培训志愿者。“当时很多事情都在前面,包括怎么接电话,怎么接。”潘佩玲说,很多同学打电话询问感受。我们从来不用老师的口吻教他们。我们应该做一个忠实的听众,和他们交朋友。这种不寻常的回答方式,让广州、上海、北京、湖南等外地的同学纷纷打电话咨询,有的人甚至“点名”,一定要请咨询师回答。
“我记得女生叫的比男生多,初中生叫的比高中生多。”回忆起那段时光,潘佩玲和杨都感慨万千。“应该说我们付出了,但是得到的更多,不仅仅是一些技能,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帮助别人的满足感。”潘佩玲笑着说,甚至志愿者也因为热线认识了,最后结婚了。
此后,“中学生语音热线”逐渐发展成为遍布全市的“牵手青少年咨询中心”,社会反响日益热烈。1987年至1994年,共青团广州市委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青年出现的问题和迫切需求,开展了各种青年志愿服务。“给青少年他们所需要的”已经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特征。
在此期间,共青团委员会推出了各种热线服务,如中学生热线、羊城青年热线、法律援助热线、帮助孤儿热线和健康成长热线。还探讨了如何为大型活动提供志愿服务。比如1992年第二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共青团委员会选派广州市各行各业的250名青年组成“广州市共青团志愿服务志愿队”。
创建品牌始于找回“被盗自行车”
1995年,广州市志愿者协会成立。当时社会对志愿者的认识非常有限,甚至在提供服务时对志愿者有一些误解。“我们只是在帮助市民做好事的过程中努力宣传志愿者。”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创始人之一崔深受感动。
当年,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与媒体合作,共同策划了“爱暖珠江——偷自行车回家”活动。团委全体成员彻夜外出,帮助市民找回被盗的自行车。两个月内,超过5万辆自行车被盗
"就这样,青年志愿者开始流行起来."崔说,从那以后,人们对青年志愿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这为今后的志愿者招募和活动开了一个好头。
共青团广州市委领导班子尝到甜头后,觉得志愿者提供的是实实在在的服务,但在默默无闻的背后,应该打造一批品牌项目,让志愿服务能够长期有效地开展。在这方面,继续开展一些项目,如实施“金无足赤交流项目”,为失去双脚的年轻人服务;实施"帮助孤儿、帮助学生"项目,帮助困难和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实施“白松工程”,与100多名孤寡老人开展“一帮一”配对服务;实施“金穗计划”,为青年农民工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服务。
与此同时,一批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服务组织也应运而生,如青少年法律援助办公室、青少年权益保障中心和“爱助课堂”。随着活动平台的搭建,一些规模大、规格高、服务范围广、影响力强的活动逐渐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并积极倡导一种当时的新的社会时尚。
1996年,“广州真爱”系列活动;1997年开展了整治脏乱差的“文明先锋”活动;1998年,组织医疗志愿者到江西九江抗洪抢险一线送药;1999年,广州围绕“一年一点变化”,开展了“整顿交通、维护秩序”、“整顿乱象、创造文明”等一系列活动。自2000年以来,绿色环保行动、志愿者植树活动、大学生志愿者“三农”活动深入开展;制定了“青年社区游——SVS计划”,公开招聘一批大学生到广州担任“社区助理员”,为社区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实践中,广州青年志愿者创新工作模式,探索大型活动与具体服务相结合、宣传动员与法律规范相结合的方式方法,使志愿服务快速发展壮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0年,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拥有200多个服务团队,青年志愿者近8万人。
志愿服务有奖励机制
做好事不再留名,也优先获得奖励。2003年,广州16万名青年志愿者在18岁青年宣誓就职仪式上获得“注册”绿色封面
记证”。从那开始,他们的个人信息、服务记录与年审情况等都将被登记在册,凭证可在全国各地进行志愿服务,还能优先获得权益和组织保障。长期以来,志愿者行动都被认为应该是做了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但这是否合理呢?很多志愿者觉得,“我们在为他人提供志愿服务的同时,牺牲了自己大量的休息时间,有的还花了不少金钱,绝对的无偿肯定会影响志愿者的积极性,工作热情往往难以持久”。
无疑,注册制度对志愿者“保鲜”服务热情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是对志愿者劳动的承认和肯定,有利于提高志愿者的积极性;对整个社会也具有积极的示范、榜样作用,公众看到的不再是“无数的”无名氏、好心人,而是看得见、摸得着、有名有姓的普通人。
参加志愿服务已经7年多的孔艺明认为,注册并不代表着有偿服务。从志愿者自身来说,最希望得到的回报及反馈并不是物质上的,而在于一种精神上的认同。
注册证除记录志愿者的个人信息外,以后志愿者每开展一次服务,将由受服务人填写服务内容、数量、质量,经上级部门确认后,该部分内容也将登记在册。这样,不仅规范了志愿服务行动,更为今后评优表彰提供了依据。
广州市民小余认为,什么人是志愿者,应该做什么,服务了多长时间,一一记录在案,清楚明白。“这不仅规范了志愿服务工作,还解决了志愿者逐年流失的问题。”广州志愿者协会有关负责人补充道。
从2001年开始,数十万青年志愿者为九运会、留交会、博览会、国际体育赛事等提供了优质服务。2003年,经广州市编办批准,成立了广州市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负责本地区青年志愿者行动的规划、组织、协调、指导、考核工作。
2003年以来,结合广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契机,广州全面推进青年志愿者注册登记工作,大力推动志愿服务工作的规范化发展。同时,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又通过社会化运作模式,研发了一套志愿者注册登记电子管理系统,开通了志愿者登记管理的专门网站,为志愿者网上注册、信息反馈、活动交流等提供平台,同时在全市全面铺开志愿者电子注册登记工作。
注册成功的志愿者将获得“广州青年志愿者卡”,志愿者可凭卡完成年度注册、信息查询、志愿者服务记载等,彻底弥补了过往青年志愿者信息交互方式落后的缺陷,基本实现广州市青年志愿者信息的电子化管理。
“助人自助”成为青年的志愿选择
2005年,苏妤(化名)以790分的高分考上中山大学,却对5160元的学费一筹莫展。作为贫困生,她被团市委告知将可获得5000元的资助,同时必须注册为青年志愿者,在大学期间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累计服务时间不少于150小时。
当时,共有330多名学生递交了申请表。正当团市委兴致勃勃地为贫困大学新生筹集善款时,社会上的争议接踵而来:受助学生是否愿意注册为志愿者、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也应该有选择的余地,采用自上而下的“一刀切”行政命令手段,似乎不妥。
“受助者应该明白,社会对自己的帮助不是理所应当的。他们也有责任以自己的能力,反过来对社会对他人有所帮助。”团市委有关负责人解释,他们的初衷是让受助大学生对社会有感恩之心,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广东青年志愿者研究中心主任谭建光教授认为,这种模式在逻辑上是合理的,贫困生自愿选择受助,就等于接受了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承诺,这也是一种双向选择。如果学生在受资助的同时又能回报社会,这样能够使他们在公益服务中逐渐树立自信心,赢得社会尊重。
目前,广州市有在册志愿者68万人,其中青年志愿者50万人,志愿服务日益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时代风尚,成为青年的志愿选择。
一份调查显示,66.4%的受调查人认为,志愿服务是服务社会的普通方式,每个人都有参加的权利和义务,52.8%的认为所有青年都应参加志愿服务。此外调查还发现,目前尚未参加志愿服务的青年中,仅有2.3%明确表示不会去做志愿者,但却有22.9%的人表示“肯定会参加”,另有55%的人表示“可能会参加”。
谭建光认为,志愿者除了具有社会扶助功能外,还具有社会协调、社会参与、社会教育、社会传播、社会创新等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志愿服务应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生活方式。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志愿者”
2007年被团广州市委确定为“志愿服务年”,团市委力求构筑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志愿服务组织网络。争取到2010年实现“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项目”农村“村村有”、城市“居居有”(每个社区居委会)、高校“系系有”或“班班有”、企业“间间有”(每个车间)、机关单位“部部有”(每个部门)的目标。
其实,经过20年的发展,广州青年志愿者行动参与者已从初期的以部分行业系统内的青年和大、中学生为主体延展为不同行业、不同社会群体的青年共同参与的局面。他们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广州李自根最新动态愿精神,走上街头、深入社区、奔赴乡间,累计提供志愿服务1.3亿小时。
仅今年,团广州市委联合各个单位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志愿活动—10名来自各条战线的广州青年志愿者远赴非洲塞舌尔服务、1100多名市民参与“广州一家亲”1+1全民志愿行动、2000多名志愿者春节充当“护花使者”、志愿服务订单网上受理、健康直通车……
在志愿服务的活动形式方面,志愿者行动在注重大型活动的同时,也开始向社区化、民间化、专业化方向扩展。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现有启智、助残、松柏、外展、医疗、卫生、文化等数十支志愿者服务队,经常深入社区、敬老院、福利院、孤儿院、康复中心、少管所等服务基地。
现在,广州青年志愿者基本实现了“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志愿者”,青年志愿者以实际行动传承志愿服务的精神。在刚刚结束的第八届民运会期间,5万名志愿者在车站、宾馆、码头等公共场所,设立了1000个微笑驿站,“有困难找志愿者”,已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志愿者”已不再是一种称谓,而是这座城市精神、品牌、活力的象征。
团广州市委书记李自根介绍,即将推行的志愿服务队共建制,将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相关单位的合作,争取他们在政策、技术、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共建各专业志愿者服务总队。各个单位也将完善参与支持志愿服务的考评机制,采用以参与服务时间、动员招募志愿者人数、提供物质支持、提供场地支持等各方面实际业绩为标准的考评办法,把考评标准从重视考评直接服务变为各项工作并重。
疏理完善志愿者管理的各类制度后,团广州市委打算推进志愿者行动立法工作。与此同时,社会评价支持体系也随之产生,团广州市委将动员各单位在招工、升学、考评方面,根据本会的认证书、推荐意见和其他证明材料,对在志愿服务中表现优异的志愿者给予鼓励,形成鼓励志愿服务的良好氛围。
照片:今年,广州评选出志愿者形象大使。(从左一起:网易CEO丁磊,“美在花城”冠军赵荣,“中国十大杰青年”庞波,中山大学学生李游,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本报记者林洁摄
广州一副区长辞职任民企总裁 领导挽留未果
传记笔记
孙雷,1966年出生,工业经济学博士,曾任广州开发区商业服务公司副总经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办公室副主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局副局长、广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2009年5月后,任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广州南沙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委员、南沙区委常委、南沙区政府副区长。
本报讯记者刘启金实习生莫昨日,记者从广州南沙区有关部门证实,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含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已辞去职务,现为浙江传化集团旗下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据悉,在孙雷这位从正处级到副厅级的“博士官员”辞职之前,广州市主要领导并未出面挽留。记者昨天试图联系孙雷,但他没有回应辞职和出海。
辞职后,他成为浙江民营企业的总裁
据悉,今年8月7日,当媒体记者致电广州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时,孙雷以“已离开南沙”为由婉拒,但当时并未透露自己的行踪。昨日,南方记者从广州南沙区相关部门证实,孙雷已辞去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含保税港区)副主任、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职务。辞职前,孙雷是副部级官员。
广州南沙区政府官网显示,主要负责协助南沙区市长袁桂阳处理区政府日常工作,分管发展改革、统计、体制创新、投资、金融、投资、贸易等工作。主管部门为南沙区发展改革局、区经贸科技信息局(区外经贸局)、区招商服务中心。
据知情人士透露,孙蕾现在是浙江传化集团的子公司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的总裁。据悉,浙江民营企业传化集团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记者获悉,今年2月,浙江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一行在南沙区副区长孙雷的陪同下,参观了南沙区中科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
8月29日,在杭州《萧山日报》发表的一篇关于萧山科技城的报道中,孙蕾作为杭州川华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接受了采访.
“广州的主要领导已经出面挽留”
47岁的孙雷拥有工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南沙新区工作,职责多与经济、招商有关。“他有很强的专业能力,是个绝望的三郎太,为人正直随和,”一位曾与孙雷共事的南沙区政府官员评论道。
记者发现,2006年2月,孙蕾在《中国管理学者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管理评论》的论文。文章分析了广州与香港的优势、广州与香港合作的可操作性,并提出了促进广州与香港经贸合作的具体措施。
2010年11月,去南沙区工作的孙雷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发表演讲时,有人提到了他“一个人骑马千里”的奇闻。最初,当孙雷还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的副局长时,他因为vi独自去了美国
据此前媒体报道,广州警方“新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于今年8月底辞职,加盟珠海格力电器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
在陈伟才、孙雷和广州,有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官员放弃政治,开始经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翔表示,“这是一种正常的人才流动现象”,在台湾、美国等地非常普遍。“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双向的人才流动才是健康的,单向的人才流动会造成社会信息和人才的不平衡。”陈天翔说,如今,“官本位”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单向人才流动现象普遍存在,不仅要从企业流向政府,还要从政府流向企业,这样更有利于人才的优化配置和政府与企业的发展。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机制,确保政府和企业能够交流人才,而不仅仅是人才从企业单向流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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