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旭
“你们把我送到北京，我要见主席！”
1949年10月上旬，南昌市公安局走进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开口说了一句话，满座皆惊。
“你认识主席？”公安干警问。
“红军时期，我是特派员，主席还向我做过汇报，我还曾经为主席、朱老总说过好话。”
干警听了此言，觉得难以置信，怀疑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再看这个老人文质彬彬，也不像是故意撒谎。
凭直觉，他们觉得此人身份不一般，随即将其安顿下来，随后向上级请示。
几天后，公安人员来到老人休息的宿舍，掏出一副锃光擦亮的手铐，不由分说给老人戴上。
老人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叫：“你们不能这样，我要去主席那里告你们，把你们全都撤职！”
“老先生，有什么话到北京去说吧，我们是奉命行事。”公安人员表情严肃，不卑不亢地说。
这个老人是谁？他真的认识主席？公安人员为什么要给他戴手铐？
此人叫涂振农，过去也曾经胸怀远大理想。
他研究过进步理论，担任南昌《大江报》《新民报》编辑的时候，开始发表文章，向读者介绍理论，号召大家起来打倒军阀。
涂振农的文章像利剑一样，充满了战斗性，孙传芳看了他的文章后，将他“请”到报社，拿出一张支票递给他，笑容满面地说：“涂先生，这是我给报社的经费。”
涂振农面无表情，把支票扔到了桌上，什么话也没说，拂袖而去。
孙传芳气得脸色铁青，恶狠狠地说：“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把报社给砸了！”
很快，《大江报》被查封了，涂振农丢了饭碗，但他没有气馁，毅然到了广东，在那里加入了红色组织。
那么，涂振农是如何跟主席认识的？
当时中山先生为了打倒军阀，制定了“三民主义”，我方不少成员也在对方阵营担任职务。比如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等，主席也担任过宣传部代部长。涂振农当时则担任民众运动委员会书记。
都是一个阵营的战友，涂振农跟主席在工作中认识。
两人的第二次重逢，是在1930年。
1927年蒋氏背叛革命，将屠刀对准红色阵营，陷入白色恐怖中。
我方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武装起义，对敌人进行反击。
1927年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相继爆发，星星之火开始燃烧。
而涂振农则来到上海，在法租界继续开展革命。
1929年9月24日在上海召开的全会上，涂振农当选为中委。
从这时候起，上海成为中枢，直到1931年。
由于中枢机关设在上海，对苏区的情况不了解，但主要负责人却高高在上，对苏区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说主席作为总前委书记管得太多，要求“分权”。
1929年6月，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会议上，又免除了主席的总前委书记一职。
1929年9月，组织上纠正错误，决定恢复主席的职务。
1930年6月，涂振农以特派员的身份到了江西，传达精神，了解红四军的情况。
和主席、朱德和陈毅等干部交谈之后，涂振农做了汇报，肯定了主席的工作。
正因如此，在本文的开头，涂振农才对公安人员说自己认识主席，当年主席曾经向他“汇报工作”。
既然如此，新中国成立时，涂振农应该是位开国元勋，为什么此时会在南昌出现？公安部门为什么要给他戴手铐？
原来，在考察过红四军之后，涂振农先是担任红十军政委，后来担任赣东北宣传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
红军长征，涂振农应该同行的。
然而在红军长征前，涂振农与大部队失去联系。
涂振农有文化也有阅历，即使不叛变，也能找到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过上好的生活。
但是他没有消沉下去，一直在打听红军的消息。
得知红军到了陕北后，他立即动身前往寻找。
当时形势非常严峻，蒋军在全国范围内抓捕我方人员。涂振农毫不动摇，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寻找组织。
历尽千辛万苦，涂振农终于在1936年1月到了陕北。
主席和朱老总非常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安排他担任了秘书长。
抗战爆发后，涂振农热血沸腾，主动请缨到前线抗日。
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派他到南方参加抗日工作，担任南方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1942年5月，红色阵营出了个大叛徒。
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带着组织上给的十万活动经费叛变，南委机关全部遭到破坏，4000多名地下组织成员身份暴露，史称“南委事件”，震惊一时。
郭潜叛变后，为了交“投名状”，带领几十名特务，直奔南委所在地广东大埔县高陂墟。
这时候，南委已经听到了风声，决定撤离，但是在出门之前，大家忽然想到柜子里还有一些文件。
大家转身回去，动手处理文件，说什么也不能让它落到敌人手中。
在大家正销毁文件的时候，特务们出现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部长涂振农等人被捕。
被捕之后，涂振农下定决心死扛，哪怕严刑拷打都不背叛。
可是，敌人却没有对他进行刑讯，反而好吃好喝，待若上宾。
不仅如此，还派了女特务，整天陪伴，嘘寒问暖。
这时候，涂振农的态度有所松动，提出放弃自己的事业，要出去当教员。
可是敌人岂能就这样放他出去？他们的目的是让涂振农叛变，为虎作伥。
不久，特务头子徐恩曾亲自出马，对涂振农进行劝降。
“涂先生，你们的组织部长都投降了，得到一大笔奖金，现在他已经化名郭乾辉加入中统，成为我们的同志。”
“识时务者为俊杰，还等什么？”
听到这里，涂振农动摇了。
就这样，涂振农1943年1月30日这天，在“悔过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加入了中统。
加入中统后，涂振农出卖战友，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全盘托出。
不光如此，他还向中统头子支招，如何对付我方地下组织。
因为死心塌地，涂振农步步高升，先后担任了中统东南区特别工作小组负责人、中统局研究处下属研究室主任。他的主要职责是，为敌人训练特务。
叛变之后，涂振农的日子过得滋润，整天吃香喝辣，还在南昌买了一所大院，娶了两个姨太太。
可是好景不长，蒋军王朝风雨飘摇。
涂振农没有逃往台岛，而是回到了江西老家。
1949年10月1日，他从广播中听到，新中国成立了！
那一刻，涂振农肠子都悔青了。
如果自己不叛变，也肯定是开国元勋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世界上没有买后悔药。
但是他转念一想，自己当时叛变没有登报，当特务都是秘密的，用的还是化名。
涂振农觉得，自己还可以到北京去找主席和朱老总，就说自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到时候弄个一官半职应该不成问题。
贺怡有过三段婚姻，第一任丈夫刘子奇，第二任丈夫是主席弟弟毛泽覃，第三任是涂振农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涂振农来到了南昌市公安局。
南昌方面向北京作了报告，北京方面反馈的信息是，此人是叛徒，押到北京！
既然涂振农的秘密投敌，身份为什么那么快就暴露了？
原来，涂振农是和廖承志是同事，两人是一起被捕的。
1946年，廖承志被我方营救出狱，把涂振农叛变的消息报告了组织。
而涂振农投敌后，还去监狱对廖承志进行过劝降，他把这茬给忘了。
不仅如此，在缴获的中统档案里，也发现了涂振农的名字。
组织上认为，涂振农当叛徒证据确凿，这笔账一定要算，不然对不起死去的烈士。
涂振农被押解到北京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1951年4月，涂振农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随着一声枪响，涂振农罪恶的生命结束了。
行刑前，涂振农非常恐惧，两腿瘫软，被法警架着到了刑场。
他肯定追悔莫及，怪自己当年没有守住底线。
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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