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曾国藩与皇帝的积怨

咸丰六年（1856）秋，太平天国发生天京变乱，洪秀全指使韦昌辉杀死实际掌控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东王杨秀清，天京城内两万多精兵也随之消亡。石达开原本奉命从前线撤离，回天京参加诛杨大计，但他赶到时杨秀清已死。晚到的石达开因劝解韦昌辉不要过多杀戮东王余党，引起韦昌辉猜忌，最后全家被杀。独自逃生的石达开从前线带兵十万回到天京，逼迫天王诛杀韦昌辉，天京变乱才结束。

这一场大乱，导致太平天国的中枢机构瘫痪，大批“干部”被杀害，基层士兵信仰动摇。尤其是前线作战的太平军主力开回天京参加内讧，撤出了与湘军犬牙交错的阵地，各路湘军乘机大举反攻。

原本湘军第一号人物是曾国藩，但在他坐困江西的两年里，骆秉章和胡林翼的实力都已远胜之。胡林翼的部队才收复湖北全境，骆秉章的部队又在江西连摧名城，曾国藩反而战功平平。在皇帝的眼中，曾国藩的替代者已经出现了，既然如此，这个脾气大个性倔的湖南蛮子，就可以退场了，卸磨未必杀驴，却可以把驴子打入冷宫。

在此之前，曾国藩和咸丰皇帝已经有多次交手。

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制度败坏，吏治污浊，又经历嘉庆、道光两位平庸之主，国家已现崩溃决裂之相。道光朝最得宠信的大臣曹振镛，做官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道光才能平庸，又惧怕外间浊浪滔滔，也乐见得大臣唯唯诺诺、粉饰太平。经曹振镛等人的影响，满朝文武更加琐鄙无能，官员以不负责任、圆滑推诿为做官秘诀，“不出头、不负责、不立功、不反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士风柔靡而荒唐。

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才三十九岁，正值有气敢言之年，见皇帝有振作之态，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等多道奏疏，痛斥当时官僚风气的堕落，世道人心的败坏，建议皇帝下决心彻底改革，整顿积习，力挽颓风。

世道人心的败坏，往往表现在群体性的圆滑。世人皆以世故圆滑为成熟，以勇于任事为幼稚，以颟顸粉饰为高明，以仗义执言为浅薄。这些奏折递上去后，群臣并不在意曾国藩骂他们琐鄙、颟顸、退缩、敷衍，他们倒是抓住曾国藩在《条陈日讲事宜疏》中所绘草图笔法拙劣、图形丑陋一事大加嘲讽，并引以为京城官场笑谈。士林风气败坏如此，官员已丧失理想和血性，成了麻木不仁的磕头虫。

咸丰皇帝并非不知道吏治的败坏，但风气所趋，势难骤变，他一个少年也无可奈何。浊浪滔滔，大多数人只能随波逐流，即便有大毅力大智慧的人，也至多独善其身，想要重振风气谈何容易？咸丰之所以得到皇帝的宝座，并非他在诸皇子中最有才能，反而是因为他最为笨拙和老实。

咸丰才具远不及六弟奕，杜受田的绝招，是利用大家对道家哲学的误读，把愚蠢包装成大智若愚，把无能包装成无为而无不为，把胆怯懦弱包装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高明。咸丰甘心选择“藏拙示仁”之路，显然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才能比不过六弟。以清朝积弊之深，以他能力之弱，能勉强维持局面不至糜烂崩溃就算祖宗洪福，怎敢大刀阔斧去改制？放逐穆彰阿，不过是帝师杜受田一党与穆党的权力斗争；下诏让群臣言事，不过是新皇登基故作姿态的表面功夫罢了。老臣们对此都心知肚明，只在上书里写点不痛不痒之事，满足皇帝好名的心态。唯有“愤青”曾国藩真的在思考应如何重振朝纲，而在这些世故的老官僚眼中，这是幼稚懵懂、滑稽荒唐的，殊为可笑。

道光在去世前的遗诏里，沉痛地检讨了自己一生的过失。他痛心地说，自己所作所为对不起列祖列宗，也不配为子孙后代效法，因此自己驾崩后灵位不进太庙供奉，也不举行郊祭。太庙是皇家供奉祖先的地方，郊祭是指皇帝在天坛祭祀上天时，以列祖列宗陪祀。不进太庙，不行郊祭，等于把自己从族谱中除名，不再享受后世子孙的香火祭奠，是非常严重的惩罚。既然道光留下了如此遗诏，咸丰就让大臣们议议，要不要遵奉遗诏。

清朝以孝治天下，哪个儿子敢议论父亲的过失？哪个儿子敢因父亲有过失把父亲的牌位撤下？民间土财主都会在墓志铭里把无赖父亲吹成乡贤，更何况皇帝？清朝不是宋朝，大臣一般不敢抨击皇帝，何况是先皇。朝臣都知道咸丰的想法，纷纷上书说大行皇帝仁德无双，太庙是必须进的，郊祀也不必废。先皇严于律己、谦虚过甚，他可以苛责自己，做臣子的却要看到他的功德。

这些奏折都深合上意，唯独曾国藩风骨峭峻，上奏赞成执行道光的遗诏。他说，本朝以孝治天下，既是先皇的遗诏，那就必须遵守，否则就是不孝，不合大清家法。再说道光皇帝如此谦虚自抑，抬高列祖列宗而卑屈自己，这种大孝大让，是古今难见的盛德，我们当然要玉成其美。当然了，对于子孙来说，父亲纵有过失，也不能不四时供奉，不进太庙说不过去，但郊祭就尊重其遗愿免了吧。何况天坛地方不大，列祖列宗的牌位都放上去，迟早放不下，就从道光皇帝这里立个规矩，不用每个皇帝的牌位都参加郊祭。

这道奏折若放在唐宋，乃至明朝，都很常见，援引大义批评皇帝是当时士大夫的拿手好戏。但自乾隆说出他不过把大学士当作倡优蓄养之后，清朝的大臣就基本不敢写这种逆龙鳞的东西了。也许是荆楚蛮荒，楚地的士风还保留了宋儒的风骨，曾国藩受楚风陶冶，自然就敢写这样的奏章。这篇文章逻辑严密无可辩驳，又加持儒家大义，咸丰皇帝自然只能照章办理。曾国藩似褒实贬，让道光入了太庙，却不再配享郊祭，坐实了昏君之名，对于咸丰这个儿子来说，是极为恼怒的事。但曾国藩手持道义的大棒敲打皇帝，咸丰也只能夸奖他见事明白、办事有方。

如果之前的几封奏折只是让咸丰觉得曾国藩不通世故、迂腐可笑的话，那么另一次就让他记恨上了这个不知好歹的书生。咸丰早年坠马摔瘸了腿，望之不似人君，加上他又是靠装憨而得大位，因此特别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是个自卑而敏感的皇帝。正因为敏感，所以他心细如发，总能从臣子胡编乱造的奏折里寻到蛛丝马迹，从而发现真相，这是他远胜其父的精明之处。

此后多年，在咸丰和曾国藩的交锋中，就很明显地体现出其隐忍和敏感的双重个性：他能为大局压抑怒火，忍让曾国藩的冒犯，但每一笔账都牢牢地记着，一旦大局稳定，就按捺不住要为难曾国藩了。

曾国藩连续给皇帝上书言事，咸丰大多给他回复三个字——“无（毋）庸议”，显得非常不耐烦。但在多次收到“无庸议”之后，曾国藩还是一封接一封地上奏，举凡财政节流、裁汰冗兵、民间疾苦、平抑物价、朝廷大礼，种种政务都论了个遍。京师官员都嘲笑、孤立曾国藩，把他当作了一个偏执狂、书呆子。曾氏被群臣讥笑，被皇帝无视，也怒火中烧，“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曾国藩是越挫越勇的刚强个性，加上湘中好友刘蓉、罗泽南怂恿，干脆上了一份直刺皇帝之短的奏章《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把皇帝直通通地怒骂了一顿。

这份奏折批评了咸丰皇帝的三个大毛病：

一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抓小放大，全无大局观。咸丰每天给朝臣礼节、服饰、仪态挑刺，把精力花在这些无关痛痒的小事上。真正的国家大事如广西打仗，却漫不经心，都开战一年了，连地图都没看过。——这是骂皇帝婆婆妈妈，没有大局观。

二是虚伪好名，不讲实际。咸丰下诏让大臣言事，大臣真的上书了，就一律回复“无庸议”三个字打发。可见根本不想听取意见，只是追求纳谏的虚名。——这是发泄皇帝对自己无视的愤怒，埋怨皇帝虚伪、好名，装腔作势。

三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曾国藩在这里说了一段很重的话，说咸丰为人骄矜，视群臣如无物，先惺惺作态让大家说话，等大家发言了又不理睬，甚至加以打击，装出天威难测的模样，长此以往，有志之士都会劲节尽挫，最后无人可用。

咸丰读完奏章勃然大怒，把奏章摔在地上，立刻召集军机大臣要治曾国藩大不敬之罪，幸得大学士祁雋藻在旁劝说。祁寯藻知道咸丰好虚名，就进言说如果陛下因此治罪，就等于坐实了曾国藩文章所述，不如加以宽容，反倒成就君上虚怀若谷的美名。咸丰尚能顾全大局，又不是随便诛杀大臣的雄主，息怒之后在上谕里把对自己的指责批驳一番就此作罢。但他在账本里，显然又给曾国藩重重地记了一笔。

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因为形势危急，他又是实心实意为朝廷办大事，咸丰和曾氏这一段时间称得上是君臣相得。曾国藩违反朝廷制度冒天下之大不韪办湘军，皇帝替他打了掩护；他和湖南绿营冲突，咸丰罢免了清德，后来还办了鲍起豹；他在江西和巡抚冲突，皇帝连换陈启迈、文俊两任巡抚。咸丰有知人之明，知道谁在真心办事谁在破坏大局，但他对曾国藩的支持，是以曾国藩能为他办事为前提的。

在衡阳练兵的时候，君臣二人就发生过争执，咸丰数次调动湘军出省救援，一次救援安徽江忠源，一次救援湖北吴文镕，曾国藩都抗旨不遵。这一对君臣谁的决策正确姑且不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但抗旨亦有讲究，一般都会姿态低下，言辞谦卑，先表明奉旨决心十分坚定，再把不得已违旨的原因归结于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

湘军由曾国藩一手操办，兵为将有，即便他如此生硬地把出兵的上谕顶回去，咸丰也无可奈何。如果因为湘军拒绝出兵而治罪，此例一开，那以后无论皇帝下达如何荒唐的军令，下边官员都只能硬着头皮执行。明末殷鉴不远，如是则必将重蹈崇祯覆辙，咸丰自然不敢因前线机宜处分曾国藩。但他心中恼怒，总要寻找其他理由惩治，于是就借劝捐一事发作。

衡阳誓师出兵后，湘军战事越顺，咸丰对曾国藩就越好，曾国藩要杀崇纶，咸丰就下诏处决崇纶。湘军战败湖口，曾国藩上折请罪，咸丰就回复这是偶尔的小过失，不必在意，反倒下旨痛斥江西文武配合不力。曾国藩弹劾江西巡抚陈启迈，也是奏章一上立马查办。皇帝和他公文往来也和言细语，“朱批手敕，剀切感人”。

但等到太平天国天京变乱，胡林翼崛起湖北，何桂清重振江南，咸丰对曾国藩就不客气了。之前的恩遇，是因为大江南北只有湘军这一支部队能打胜仗。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战力衰减，和春、张国梁主持江南绿营军队，张国梁悍勇无匹，“江南恃为长城”。得和、张二帅整顿，江南绿营战斗力大幅提高，不但重建了之前被太平军攻破的江南大营，还攻克镇江、瓜洲，再度围困天京。太平军骁将罗大纲被张国梁击杀，李秀成也屡遭张国梁挫败，长江下游形势大好，似有一举攻破天京的态势。

后人多以为，咸丰始终不给曾国藩巡抚大权，是防备汉臣，怕湘军造反。但湘军的另一位统帅江忠源，在曾国藩出省打仗前就被封为安徽巡抚，胡林翼也在曾国藩坐困江西时得授湖北巡抚。咸丰不给曾国藩巡抚大权，除了设法限制湘军外，恐怕也是因为和曾国藩积怨太深。

曾国藩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还在为从两湖赶到江西会师的雄壮兵力而振奋。李续宾到达九江后，湘军在江西已有近五万军队，加上当地绿营和团练，已具备肃清上游，反攻江西的实力。问题只剩下一个，曾国藩还不是江西巡抚，不是巡抚，江西地方官就不会配合湘军作战，湘军的驻扎、筹饷就会有大问题。而且一日不掌控江西的人事大权，有功之臣就得不到实缺。

曾国藩虽然一直被江西官员排挤，但咸丰对他可谓恩遇有加，现在又有五万精兵在手，大可以伸手向朝廷要官了。只是他还未来得及上奏，就接到噩耗，父亲曾麟书去世了。

湘军大举入赣后，江西战局稳定，长江水道也已肃清，曾国藩原本打算过年后接父亲来南昌侍奉。不料家书尚未发出，曾麟书已在咸丰七年（1857）的二月初中风去世，父子二人天人永隔。客居江西两年半，战局起起落落，内斗此起彼伏，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早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接到家中讣告更是五内俱焚。心力交瘁的他干脆不等朝廷批假，直接抛下江西军务，回家中治丧。

曾国藩自述当时“恨不得星飞抵里，抚棺一痛”，擅离职守后将要遭到的处罚，已完全不顾。此举既是奔丧心切，亦是对自己在江西所遇不公的抗议。经骆秉章和胡林翼上奏说情后，朝廷并未追究曾国藩的责任，而是给他补批了三个月的假。

之前不待朝廷批复就回家办丧事，也可以视作他对咸丰的一次试探。两年来虽然地方官吏百般刁难，但皇帝对他是很支持的。如果这次弃军奔丧，朝廷没有问罪，那自然证明自己圣眷正隆，可以大胆地向朝廷伸手要官。如果皇帝不顾情面要治罪，有“孝义”的名分庇护，这罪也不会很重，正好借机卸下重任回家休整，再不受地方官的窝囊气。

咸丰这次优容，造成了曾国藩的误判，三个月丧假结束后，他就申请要在家守制三年。朝廷当即回复要再次“夺情”，让他速回军中效劳，无须守制。几番奏对，皇帝的惺惺作态让曾国藩误以为朝廷真的离不开自己，于是上了一个折子，说如果还要我继续在江西打仗，就得任命我做巡抚。曾国藩以咸丰心腹的口吻，在折子上告诉君上两个潜规则：

其一，军队打仗，要有激励机制，不但要发赏钱，还要能保举功臣做官。朝廷给了我保举部下的权力，对我的保举也很少驳回。但保举得到的官职都是虚衔，如果得不到实际的职务任命，就没有实权，也拿不到相应的俸禄。湘军屡立大功，很多基层干部都得保举官职，可惜我不掌控地方人事大权，没法把得了保举的军官任命下去，给他们实缺。所以湘军里很多有总兵头衔的人，还在干哨长乃至什长的活儿，一旦请假回家，哨长、什长的职位就丢了，不像绿营军官可以终身拿俸禄。不能得到实职，朝廷给予的升迁就都是虚的，很影响军队的士气。

其二，我是中央下来的侍郎，还持有钦差的官防，看起来既是中枢大员又是钦差，代表皇权威风凛凛。但对地方官员和百姓来说，这种官员不过是匆匆过客，远不如巡抚有威信。皇帝远在天边，钦差带来的圣旨是可以打折扣执行的，只有近在咫尺的巡抚才能决定他们的祸福荣辱。我虽可以用朝廷的旨意在江西劝捐军饷，但我又无权整顿吏治、科举、税赋来回馈江西士绅百姓，怎么取信于人呢？

这封奏折写得很是坦率，如果不给主帅巡抚实职，湘军就很难打胜仗。曾国藩甚至担心皇帝不懂地方官场的游戏规则，苦口婆心地对皇帝推心置腹。就算皇帝不知道，他身边那些人老成精的军机大臣能不知道吗？不给巡抚实职，不过是对湘军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态度。

曾国藩以丁忧守制不出向朝廷要官，咸丰当然是勃然大怒。当下既有胡林翼可以继续统带湘军，又有江南大营可堪大用，那就让他守制吧！收到奏折后，咸丰当即批复，准许曾国藩交割兵权，在家守孝。

咸丰这道上谕，就像一把冰冷的刺刀插进了曾国藩的心窝。同僚的斗争，不过是让他步步荆棘，但还不至于摧毁他的基业，凭着一口刚强之气，他还能咬牙苦撑。皇帝的过河拆桥，才真正让他摧心伤骨、如受刀锋。在家守制，实际上就是把湘军从他手中收走，曾国藩数年经营一朝成画饼，赫赫战功如梦幻泡影，转眼成空。

【摘自：《战安庆：曾国藩的中年突围》 周禄丰/著 岳麓书社】

看曾国藩遭遇中年危机后，如何触底反弹，重回巅峰！

唐浩明、张宏杰、谭伯牛、袁灿兴、郑小悠诚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