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至今忘不了那次访问，因为“眯眯眼”这个词。1986年爱丁堡公爵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他对一群在中国留学的爱丁堡人说了那句话。此后爱丁堡公爵的“失言”清单里必然会提到它，否则它就是不完整的。因为没有留下录音，没有人知道那句话确切是怎么说的，完全是那名21岁的学生西蒙·柯比转述给当时的记者的，引爆了一场媒体轰炸。30多年过去了，许多人回忆起这次改变游戏规则的皇家访问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虽然此事中最重要的中国人本身并非如此。
这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王室历史上最重要的访问之一。它是继1972年访问南斯拉夫之后女王第二次访问共产主义国家。但意义与第一次完全不同。即便不能与1972年尼克松访华媲美，它依旧是一次全球性的外交突破。密切关注它的不仅有英国，还有全世界。用《洛杉矶时报》的话说，这是“20世纪历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转折之一”。访问前的种种预兆无疑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人或许是世界上最拘泥于礼节的，但为了这次访问，他们很乐于打破规矩。为了尊贵的客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和菲利普亲王，他们不会嫌麻烦。国事访问的邀请，是两年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发出的。这次访问将让1984年中英双方签署的历史性联合声明正式生效。在联合声明里，双方达成一致，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现行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内不变，也就是“一国两制”。这一折中协议将避免市场崩溃，以及数百万香港华人流向英国。女王前往中国，不仅表明了对中国人的信心，也能使香港股票市场保持稳定。除此之外，它将预示着英中关系的新纪元。
女王也带来了她的皇家游艇，中国人决心让它一尘不染。为了保护皇家游艇的漆面，中国特意从荷兰订购了特殊瓷砖，铺设在中国港口两侧。女王的宴会计划，进一步显示了中国人对她的尊敬。她很想在上海，在“不列颠尼亚”号上举办，显然这违反了中国所有国宴都应在北京举行的规定。不仅如此，中国国家主席兼国家元首李先念身体不适。因此他的下属们非常不愿意让他飞往上海参加女王的晚宴。然而在得知这一计划后，李先念本人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呢？”
为了迎接女王，上海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上海海关大楼顶部中国最大的钟刚刚修好，它将再次响起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中国人希望它的“大本钟”能让女王“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中国接待国宾的标准计划是，在北京停留三天，然后再去另外两个城市。不过，女王将访问五个城市。距离访问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大使理查德·埃文斯用完了所有的压花请柬，他要从伦敦订购更多的请柬。和往常一样，国内的许多企业都渴望得到王室的注意。贝塞尔兄弟公司的E.J.迪克森在写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中说，“我很清楚王室的日程安排将非常繁忙，但由于我们公司自1898年以来就一直与中国进行贸易，我确信，我们这样的公司多年来与中国建立的友谊会极大地帮助王室访问成功，让它成为愉快而难忘的经历。”他的恳求的确奏效了。
1986年10月12日，女王戴着白帽子，穿着柠檬黄长裙，从英国航空公司包机上走下来，对迎接的人群说：“我很高兴来到中国。”从白厅王室访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知道，女王的确如此。她已经盼望了许多年。即便多年来习惯了阅兵仪式而逐渐麻木的王室助手们，也对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欢迎仪式印象深刻。
第一拨活动是会见邓小平。“这是一顿难忘的午餐，只有我们8个人，”前私人秘书威廉·赫塞尔廷爵士说，“邓小平问候女王，说女王陛下不辞辛劳地来和他这样的老人共进午餐，他感到非常荣幸。对此，她用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回应：‘为什么，你和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她一点也不认为自己老了。’”
“邓小平在午餐会上非常幽默。”英国大使理查德·埃文斯向伦敦报告说。在国宴上，双方都为对方的致辞感到高兴。“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尚未完全摆脱经济和技术落后的局面。”李先念坦率地说，“英国人民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伟大民族，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
女王对中国的成就表示钦佩，并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未来计划做出贡献”。女王讲了一个笑话，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大使在海上失踪，跟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伊丽莎白一世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幸运的是，自1602年以来，邮政服务有所改善。”女王还巧妙地提到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女王说，“通过这种接触，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的传统各不相同，但对未来的希望都只有一个。”
大使指出，中国领导人对女王和公爵“非常友好”。他对所有社交活动中活跃的气氛感到震惊。“在中国，通常要到正式的晚宴上，谈话才会真正开始。”他在事后的电报中写道，“在上海，确实是这样。”
在中国，欢迎女王的人数是女王继位早期很少见到的。理查德爵士报告说，“国事访问在中国人中激起了相当大的热情。”中国当局告诉他说，从老城区到“不列颠尼亚”号的泊位，200多万人排在街道两旁，观看她抵达为李先念举行的国宴现场。他们中有100万人半夜还在那里，看她从皇家游艇乘车回国宾府，按照规程，王室夫妇在上海期间应该留宿国宾府。人们记得，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外滩——上海的海滩——彻夜灯火通明。但是女王还给街道两旁的人群准备了一个“第一次”。她坚持在豪华轿车上开着灯慢慢行驶，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她。
一切都很完美。外交部长杰弗里·豪还与中国总理进行了接触。英国大使馆迫不及待地给伦敦发电报，报告了两人之间富有成果的晚宴讨论。撒切尔夫人很高兴，尤其是当她得知“不列颠尼亚”号上的商业活动时。
女王不在船上时，“不列颠尼亚”号一直徘徊在黄浦江和长江上下游举办贸易活动。许多合同得以签订。英国大使对他的老板们说，如果这些业务全部成熟，将会产生价值数千万英镑的出口交易。
因此在处理了这次访问的政治和商业要务后，女王和公爵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在机密报告中，大使挑出了三个令人难忘的场景：女王和公爵在中国长城，女王乘船穿越昆明附近的滇池，还有西安的兵马俑。兵马俑是一个伟大的考古发现。成千上万的泥人军队和公元前209年伟大的中国皇帝埋葬在一起，并于1974年被发现。女王和公爵像往常一样，被一大群穿着西服的官员包围着，站在机场大小的泥坑边，低头凝视着那些泥人。一位在场的人回忆说：“现场非常肃静。”这时，他们听到在场的一位英国记者模仿公爵走路的样子，低声咕哝：“你当兵马俑多久了？”英国团队的好几个人，据说包括女王在内，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女王和王室的高级成员随后被特别允许走下泥坑。“我们被允许走进坑里，在兵马俑中间走动，就好像我们是它们的一部分一样。”杰弗里·豪说，“你会有一种极大的特权感。她非常激动，跟我一样被打动了。”
轻松好奇的情绪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一批在中国交换的爱丁堡大学生被介绍给公爵，因为他是爱丁堡大学的校长。据说这是一次轻松愉快的谈话。公爵询问了他们的学习情况。在愉快的气氛中，他应该是玩笑似的说：“如果你们在这里再待久一点，你们都会变成眯眯眼的。”当他们反过来问起他的访问感受时，他说漏了嘴，说他觉得北京的污染“很可怕”。一会儿过后，皇家车队接着上路，几个英国媒体人却留在后面，询问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印象。在王室访问中，许多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都很有限，媒体通常会划分不同的活动，然后交换资料，他们称之为“集中资源”。在赶往机场的路上，一名记者读起了他从爱丁堡大学的西蒙·柯比那里引用的话。就在这时，一个小报的资深记者大喊一声：“停车！”在手机还没有出现的年代，公共电话依旧是报道故事的首选方式。显然这句话注定要登上头版。
标题是众所周知的。第二天的《太阳报》嘶吼着：“菲利普搞砸了”，还贴了一张公爵的照片，照片上公爵的脸被涂成了溥满洲的样子。再接下来一天，报纸的头条还是一样：“女王灰常灰常愤怒”。公爵的朋友们总是说，公爵所谓的“失态”只是把沉重的对话变得轻松起来的一种方式。
英国外交官们尽力淡化这个故事。理查德·埃文斯爵士向伦敦的外交部远东小组报告了他对这次访问的“主要印象”。他说：“中国人已经竭尽全力了。”在对这次访问做了相当长的总结之后，他谈到了不可避免的症结：“当然，不幸的是，爱丁堡公爵对爱丁堡大学的学生们说了那样的话。当时我没有在他身边，所以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说的（我听过很多版本）。同样不幸的是，王室离开后，柯比和其他人太急于跟围过来的记者交谈（我认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中国人对这起事件的处理很有判断力。”
在随后的官方报告中，理查德爵士（女王离开时授予了他爵士头衔）用了许多篇幅来描述这次访问的成功，然后提到“一个事件，它将给中国以外的人留下这次国事访问不太成功的印象”。大使没有提到公爵所说的话，而是指责几家英国报纸“太过冒失”，并将这一事件完全归咎于媒体本身。他说，对于相传的爱丁堡公爵所说的话，中国政府完全不以为意，但令他们愤怒的是，有些英国媒体竟然如此诋毁中国主席的贵客。
然而英国外交部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处理掉这一事件。11月21日，访问结束一个月后，远东小组的索罗德·梅斯菲尔德发表了一份直言不讳的报告，抨击外交部对国事访问的整个做法，说他们缺乏明确目标。他坚持说，女王的访问像首相的访问一样应该做好充足准备。他警告说，“目前我们还没有制定国事访问目标的程序。”各种各样的建议零零星星地被送到皇宫，女王收到的简报似乎只是“相当平淡、笼统的背景介绍”。他还说：“这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女王已经知晓的。有趣的观点，尤其是那些会惹恼东道主的东西，基本上都被忽略了。”
他指出，虽然电视台做了一些好的报道，拍到了一些好照片，但新闻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材料。“或许，不可避免的是，他们的报告都集中在琐事上。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不要光说女王礼服的细节，而是说一些当天与中英关系相关的活动，或许可以让他们有点别的东西可写。”
大使馆也面临其他一些挑战。在去香港之前，广东省省长送给女王一盆独特的茉莉盆景，让她可以养在温莎城堡。盆景放在一个竹笼里，笼子太大。女王是乘一架小飞机前往香港的。笼子进不去飞机的舱门，而盆景又太娇弱，无法寄存。所以中国人给它买了一张头等舱火车票，让它在香港与女王会合。外交部的工作人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杰克——并安排了一个警察把它护送到机场，把它安置在女王回家的飞机上。到了英国，它不得不先去位于哈彭顿的农业部检疫站。外交部的菲利普·劳斯被派开车去接它，但车也装不下它，最后他不得不借了英国航空公司的一辆卡车。它终于在午夜抵达检疫站，工作人员正熬夜等着它。劳斯向英国驻北京大使馆汇报说，那位工作人员是一位“盆景爱好者”，一看到它，他就“欣喜若狂地接了过去”。最后，这棵树通过了检疫，最后一次被看到还是在温莎大公园的温室里。
在外交部，关于女王的交通安排，工作人员又收到了类似的抱怨。英国的高管们再次抱怨，女王飞往中国乘坐的是美国制造的三星飞机，在北京期间坐的是奔驰轿车。“戴高乐在国外访问时总是使用法国制造的产品。”英国商人汤姆里昂写信给英国海外贸易委员会的詹姆斯·克莱明森爵士说，“如果我来你家，你没有给我吃科尔曼牌的芥末，我会卖掉我的科尔曼股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流传着许多类似的信。贸易与工业部的埃里克·贝斯顿简洁地辩护说：“只有坐皇家游艇离开中国，才不会被挑出错来。”
虽然有着这些小毛病，但这次访问实现了它的基本目标，推开了中国的大门。而英国的企业和外交官们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中国人当然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并热衷于讨论下一次王室访问。再过几个月，玛格丽特公主就会抵达北京。像以往一样，这些新建立起来的友谊都将为了政治活动服务。几年后，王室访问因为双方关系的紧张受到了影响。
不过此后王室与中国的关系将再次密切起来。1999——2015年间，中国领导人对英国进行了不少于三次国事访问，是近年来白金汉宫最常见的访客。“失言”一事早就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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