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一名小业主在重庆的歌乐山麓开辟了一处小煤窑，但是其产煤的质量不好，煤渣居多，所以这个煤窑被称作了“渣滓洞”。

1939年，国民党特务把这个业主逼死后强占了“渣滓洞”，并改造成一座阴森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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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把“渣滓洞”改称为“重庆行辕二处第二看守所”，俗称“渣滓洞集中营”，由国民党“保密局”（前身为“军统”）直接管理，在这里关押的我党同志和进步人士最多时超过300人，其最为臭名昭著的特点就是刑讯极为残酷、看管极为严密。

1949年11月27日，就在四川的解放前夕，就在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刻，困兽犹斗的国民党反动派突然疯狂屠杀这里关押的200多名革命志士。

渣滓洞集中营的反动派们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

1951年春，曾经是渣滓洞集中营五大看守之一的黄茂才在四川荣县杨佳场被逮捕归案，因其“罪大恶极”，很快就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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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听到判决后，他却向调查同志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正因为这句话使得有关同志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恶贯满盈”的“反动派”。

黄茂才在渣滓洞做过什么？

他又向审判人员说出了什么惊人秘密？

他的结局又将如何呢？

这个特务不太一样

1948年7月，渣滓洞集中营，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押来了一对年轻人，其中的女子名叫曾紫霞（《红岩》中孙明霞的原型），留着利落的短发，长相白皙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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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国民党四川财政厅科长的女儿，家境优渥，田宅丰厚，而且还是重庆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与当时的进步青年一样，她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极其厌恶，从而积极从事当地的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男友是地下党员刘国志（《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因为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

给她进行入监登记的是一名20岁出头的年轻少尉特务。曾紫霞自从被捕以来见过的特务都是极为粗鲁蛮横。但眼前的这个小个子特务在一副冷漠的外表下却透出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更令曾紫霞有些许意外的是：这个少尉填写表格的时候居然自顾自地对她说道：“咱们是老乡。”语气中还带有一丝惊喜。填完表格后，少尉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嘴角流露出一抹不易被察觉的微笑。这让她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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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以后，这名少尉时不时地会找到她闲聊，在闲聊中曾紫霞得知他的一些情况。

这名少尉的名字叫黄茂才，此时23岁，是自贡容县杨家场人，算是她的半个老乡。黄茂才家里是佃农，他初中毕业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他只能回到老家帮母亲照顾家里的田地。

1945年，国民党到当地抓壮丁，黄茂才的母亲不想让儿子去当炮灰，于是就恳求地主家的少爷刘重威帮忙给儿子谋个差事。

刘重威当时是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二处的副处长兼通讯队的队长，其实就是当地的“军统”特务头目。他见黄茂才是当地少有的读书人，人也老实，就把他留在身边当了文书。黄茂才于是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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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靖公署撤销后，黄茂才因为有刘重威的关系，所以通过了“保密局”（前“军统”）的“政审”，在1948年5月被调到渣滓洞集中营成为五名主要看守之一，主要负责犯人登记、放风和收风。

国民党对特务的洗脑十分苛刻，在黄茂才来这之前的“培训”中，共产党人被歪曲成一群“杀人放火的魔鬼”，但等他当上看守后，他发现这些“魔鬼”完全不是自己被灌输的那种形象。这些人知书达理，正气凛然，反而是自己的那些上司和同僚更像“魔鬼”。

他旁观过上司李磊和徐贵林对男女共产党员的审问，其手段之残忍让黄茂才触目惊心，睡觉时都噩梦连连，他开始怀疑到底谁才是“魔鬼”，同时，对这些意志极为坚定的革命者的敬仰之情也油然而生。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大多人对国民党特务的审讯手段可能只限于很多形容词的描述，但实际中，您所有对“残忍至极”的定义，都可以视作对这些特务的“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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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如果取一根针轻轻扎入一丝自己的指甲缝隙，那种“酸爽”可以瞬间“透彻心脾”。那么，如果完全扎入呢？如果手指和脚趾全都扎入呢？这对我们的革命者来说，仅仅是“开胃菜”。

正是因为对革命者的敬佩和同情，黄茂才反而觉得和自己的“犯人”更有共同语言，虽然他从来不拷打、训斥和为难“犯人”，而且也主动接近过江姐，但狱友们始终对他这个特务抱有戒心。这使得与其他特务本来也格格不入的黄茂才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孤独的犯人。

在与曾紫霞的“闲聊”中，黄茂才感觉这位女子像是自己的大姐姐，所以痛痛快快地把自己的苦恼和盘托出，而且他真心地对曾紫霞说：“霞姐，你们都是真正的勇士，我也不想在这里助纣为虐，如果您有需要，我干什么都行！”

善于做思想工作的曾紫霞真切地感觉到眼前这位略带忧郁的儒雅特务可以作为争取对象，协助狱友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那么，该如何考验这名策反对象呢？

江姐的毛线衣

曾紫霞把黄茂才的情况向江姐进行了详细说明，江姐也感觉到这名年轻的特务确实与众不同，作为“考验”，她亲自写了一个小纸条并亲自交给了黄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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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宿舍后，黄茂才打开小纸条，上面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道：“小黄，我已经了解你的情况，你还年轻，只要从现在起，你多做为人民有益的事情，你将会成为有功之臣，人民不会忘记你！”那一夜，黄茂才辗转反侧。

第二天，他就来到女牢，悄悄地告诉江姐：“我愿意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又过了一段时间，斗争经验丰富的江姐没有发现监狱有什么风吹草动，从而基本断定黄茂才是真心帮助同志们，可以通过他与其他牢房的同志进行“通气”，也可以同外面的党组织建立联系。

很快，黄茂才就迎来了真正的考验。

有一天，国民党特务带了几名叛徒到监狱指认同志，江姐感到这些人的危害极大，在与曾紫霞商量后，由曾紫霞写好情报，准备让黄茂才传递给地下党的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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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曾紫霞非常严肃地把这个事情说明后，黄茂才看了一下情报，也感觉到事关重大。但他对李磊、徐贵林的手段非常了解，知道此事一旦泄露，等着自己的将是生不如死的折磨。

在曾紫霞信任的目光中，他足足犹豫了5分钟，然后横下一条心，郑重承诺一定完成任务。

就在此刻，就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黄茂才在“天堂”和“地狱”之间，为了眼前的革命者而毅然选择了“地狱这条不归路”，不论任务的成功与否，他从此刻起都堪称“义士”！

根据曾紫霞的指示，黄茂才在休息日来到了重庆医学院，将这条重要情报交给了地下党联络员况淑华，使重庆地下党及时掌握了叛徒的情况，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同时，狱中的同志们也与党组织终于建立了联系。黄茂才首次出手就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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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经过江姐的亲自拍板，黄茂才正式成为渣滓洞集中营党组织和外界的秘密联络员。

仅仅到1948年底，黄茂才就冒死传递了至少30多次信件。

年底，黄茂才把全国解放的最新喜讯带给了大家，此时，解放军已取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淮海战役胜利在即，狱中的同志们欢欣雀跃。

江姐作为狱中同志们的领袖，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和鼓舞大家的士气，筹划举办一次春节联欢，并把这个想法通过曾紫霞告诉了黄茂才。

黄茂才听闻十分支持，他告诉曾紫霞：在春节期间，特务头子李磊和徐贵林会回家过年，其他特务也会去重新玩耍，到时候他会打开牢门让大家尽情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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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大年初一，果真如黄茂才所料，李磊和徐贵林都回了家，其他的特务都跑去重庆。作为临时的监狱负责人，黄茂才一早就穿上军装进行巡视，然后告诉值守的士兵：“今天是初一，监狱的气氛也得活跃活跃，一会把牢门都打开，让犯人们自由活动，只要不乱跑，就不要干涉！”

士兵们也不敢抗命，就赶快把大家都放进了院子，黄茂才则在大家联欢的时候，亲自负责放哨。这段过春节的情景在《红岩》里有详细的描述。当杨汉秀带领大家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时，整个联欢的气氛达到高潮。

士兵们闻听此歌，惊慌失措，但是看见黄少尉都没反应，也就都不做声了。不过，就在此时，一名叫谢伯衡的特务提前返回，在监狱外边就听见了歌声，大惊失色，进来后忙问黄茂才怎么回事，黄茂才则直接怼了回去：“只是春节搞搞娱乐活动，我没听见有人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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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伯衡无语，转天就把此事报告了李磊。李磊瞬间怒不可遏，把黄茂才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如果不是那时国民党奄奄一息，已经无人可用，很可能会把黄茂才也关起来。

联欢会以后，黄茂才为了伪装身份，便开始装出对“犯人”凶狠的样子，经常大声“呵斥”，李磊看他表现良好，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8月初的一天，黄茂才借值日的机会来看望江姐，江姐神秘兮兮地让他站好，然后麻利地用手掌在他上身比划了一通，弄得他一头雾水。比划完以后，江姐笑眯眯地低声对他说：“小黄，天气快冷了，姐姐们要给你织件毛线衣，尺寸我量好了，你去买毛线吧，记住，要‘蜜蜂’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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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解放军已经进军大西南，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苟延残喘，随时会对监狱里的同志们下毒手。看到江姐、曾紫霞等一众姐姐对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却还这么无微不至地关心自己，黄茂才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

在黄茂才买来毛线和竹针后，江姐等姐妹不到一周就织好了一件黄色毛线衣，在交到黄茂才手中的时候，黄茂才忍住眼泪想好好感谢大家，但江姐拍了拍他的肩膀，和蔼地说道：“小黄，快去把，别让他们发现。”从此以后，黄茂才一直珍藏着这件毛线衣，他是多么想和姐姐们永远在一起。

8月15日，曾紫霞在同志们的营救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江姐和同志们。

27日，江姐把值班的黄茂才叫到牢房里，轻轻地问他：“姐姐有件事情麻烦你，你能帮忙吗？”

姐姐的信

黄茂才怎么会拒绝江姐。

这次江姐是想委托他把一封信带给自己的表弟谭竹安。

此时的渣滓洞集中营已经弥漫着恐怖的杀机，看管得越发严苛，江姐连铅笔都没有，是把一支竹筷子磨尖当做笔，把衣服里的棉花烧成灰后，和着水做成墨，然后一点一点写成的。

黄茂才预感到这可能是江姐提前留下的绝笔，所以他坚定地告诉江姐：“即使是死，我也会把信送给收信人！”

这封信就是江姐的遗墨：《示儿书》！在字里行间，女英雄表达了自己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坚定信念，与此同时，也多次提到了自己的儿子彭云，其舔犊深情跃然纸上，至今读之，仍令人不禁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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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国民党反动派已成惊弓之鸟。黄茂才由于母亲病重，只能暂时请假回家尽孝。但在他返回时，听到的却是江姐遇害的噩耗！

黄茂才强忍悲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帮同志们传递消息，11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在屠杀革命烈士前，遣散了一批看守，黄茂才也在其中。

在他离开渣滓洞集中营之前，他完成了最后一次任务，帮助胡其芬烈士向重庆地下党传递了那封著名的《最后的报告》。不久之后，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就对渣滓洞集中营里的革命志士进行了疯狂屠杀，史称“11.27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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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渣滓洞集中营里幸存的同志曾经在重庆寻找过黄茂才，但那时他已经回到老家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1951年，有的乡亲向政府举报黄茂才曾经当过监狱看守，于是他被当做“11.27大屠杀”的凶手给抓了起来，原定是要被判处死刑的。

但听闻判决后，黄茂才鼓起勇气向调查同志吐露了自己曾经帮助过渣滓洞集中营里同志们的往事，而且也还说出了很多有关江姐的细节。

调查同志认为事关重大，并出于负责的态度，对他改判为无期徒刑。因为表现良好，1964年，黄茂才提前出狱，但回到老家的他仍然生活在乡亲们鄙夷的目光之中。

1981年，黄茂才收到了一封来自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的信，工作人员在信中告诉他：查到了关于他作为秘密联络员，在渣滓洞集中营中帮助同志们传递信件的历史档案。黄茂才大喜过望，随后在纪念馆馆长卢光特同志的帮助下，联系到了曾紫霞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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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工作的曾紫霞同志在见到黄茂才后，抱住他放声痛哭，听闻黄茂才这些年的遭遇后，老姐姐非常心疼这位曾经为了同志们出生入死的小兄弟，遂与其他幸存的同志一起联名写下证明材料并提交给了四川省统战部。

1982年4月，黄茂才终于等来了“无罪判决书”，5月，他被增补为荣县政协委员，并得到了政府的妥善安置。乡亲们也终于知道黄茂才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一位大大的英雄！

2007年11月14日，江姐那封饱含革命热情和舔犊深情的《示儿书》作为“红色遗书”在三峡博物馆正式对外展出。

而年逾九旬的黄茂才老人至今仍经常前往江姐故居和渣滓洞集中营遗址，在深情缅怀革命烈士的同时，向晚辈们孜孜不倦地讲述着先辈们那光耀千秋的革命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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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没有辜负江姐，无论是在黑暗恐怖的旧时代，还是在繁花似锦的新时代，他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做有益事情”的庄重承诺，在此，衷心祝愿黄老义士身体健康，寿如松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