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拍摄于2013年,谁也想不到照片中这三位看似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在64年前可是军统中炙手可热的特务。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们又为何会选择留在大陆?
原军统译电员:王庆莲
王庆莲是三位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位军统特务。
她一岁时父亲去世,跟母亲相依为命,王庆莲跟着母亲寄人篱下在外婆舅舅家长大。
虽说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要强的母亲认为姑娘家还是要识字,以后好生存。于是,母亲坚持靠打零工供王庆莲上学。
在1943年4月,15岁的王庆莲从学堂毕业。家中困难再也没有能力供她继续读书,正巧赶上军统局招人,母亲偷偷给她报了名。
特务头子戴笠为了保证军统局的保密工作,招人只招同乡人,王庆莲正好是浙江江山人,和戴笠同乡,顺利被军统局录用。
初出茅庐的王庆莲哪里知道军统局是做什么的,只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工作,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本事赚钱养家,母亲不用在起早贪黑的忙碌赚钱。
军统中最机密的部门当属译电部门,这个部门是清一色的江山人,他们相互交谈时,为了不让别人听懂,常常用外人难懂的江山话交流。
王庆莲到达重庆后,被分到译电部做一名译电员。因为从小吃尽苦头,做译电员的三年,成了王庆莲最快乐的日子。
王庆莲在译电部门的上司姜毅英也是江山人,曾经破译过日军偷袭珍珠港这一重大情报,也是军统局中唯一一名女少将。
聪明伶俐的王庆莲,在上司姜毅英的培训下,熟练地掌握了破译密码,对截获过来的日本电报进行准确无误地破译,再根据紧急程度不同,划分为白色。黄色、红色。紫色送到军统中各个部门。
工作之余,王庆莲还可以跟同乡的小姐妹去逛街跳舞。每月拿着丰厚的薪水,有统一安排的舒适住所。
这样安逸的生活让王庆莲不必为吃不饱饭,流露街头而发愁,在战乱年代自然而然成了王庆莲最好的归宿。
1946年3月17日,一个惊爆消息在军统局炸开了锅,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飞机遇难,这无疑让军统局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二把手毛人凤经过一番明争暗斗,成功继承了戴笠的衣钵。这个人和戴笠虽说同为浙江江山人,他上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排除异己,把戴笠的亲信都换掉。
正好国共内战爆发,经过三年的磨练,王庆莲早已不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她也明白自己的工作要发生重大的转变,不想做残害同胞的事情。于是,她选择离开军统局,回老家照顾母亲。
1949年9月的一天,昔日军统局的同事找到王庆莲,着急地告诉她:“如今国内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你曾经做过军统的人,留在大陆只会被镇压,赶紧跟着我们去台湾吧。”
王庆莲听后,果断拒绝同事的邀请,她表示:
我在军统局就是一个坐办公室的普通职员,没有开过枪,更没有杀过一个人,况且,我也不会离开自己的母亲和生我养我的故乡,也不会跟着国民党一条路走到黑。
新中国成立后,王庆莲来到杭州在白肉市场上做一名监督员,随后又调到粮食局工作八年,期间,她一直本本分分,兢兢业业的工作,主动承担起脏活累活。
可惜,王庆莲一直隐瞒的军统局黑历史,还是被无情地扒拉出来,成为了重点批斗对象。她每天面临着夜以继日的审问,遭受着身体和心理的折磨,甚至想过自杀来了解自己的生命。
就这样,王庆莲在农村“改造”了将近23年,在1981年,通过党的落实,她终于得到了平反。
2013年,有几名志愿者受人之托寻找留守在大陆的军统局,曾经军统局的同事希望有生之年再重聚一次。当志愿者找到王庆莲时,作为大陆上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虽说对自己的过去不曾多言,她还是由衷地感谢共产党:
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王庆莲还是决定前去赴这场神秘的约会。
原军统机要秘书:戴以谦
这个神秘的邀约人,正是曾经在军统担任纪要秘书的戴以谦。戴以谦虽说和王庆莲同属军统部门,两人的工作并没有实际交流,更没有见过面。
相比王庆莲这种毫无背景的小人物,戴以谦曾经在军统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有同族的十叔公戴笠做靠山。
在遇到戴笠之前,戴以谦只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无名小卒。从十几岁拿着枪上战场打日本鬼子,在1943年从前线退下之后,被分配到江西省国军办事处。
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到江西视察工作,机缘巧合下戴以谦负责接待,两人相谈甚欢,一聊原来是同乡,更是同族宗亲。戴笠对这位机灵的同族侄孙十分喜欢,于是,就把戴以谦调到自己的身边重用。
戴以谦很快被安排到军统培训班进修,毕业后,被分到军统局浙江办事处,担任机要秘书。戴笠只要到江浙地区,戴以谦这个侄孙卑躬屈膝地陪伴在他的左右。
军统局的人都知道戴以谦和戴笠的关系,也没人敢小瞧他。戴以谦圆滑的处事和聪明的头脑,让他在情报工作上游刃有余,在军统局得到了无人可及的荣耀。
可好景不长,正当国共两党准备发动内战之时,戴笠遇难,让戴以谦失去了在国民党立足的靠山。由于与戴笠沾亲带故,在军统局再也没有得到重用。
1948年底,国民党开始大批撤退台湾。这时候的戴以谦经过两年的沉淀,已经慢慢醒悟过来,并没有随波逐流跟着撤退台湾。
1949年初,戴以谦掌握了政治风向,顺势逃到北平。恰好傅作义正在筹划投诚一事,戴以谦也跟着归顺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戴以谦回到老家本本分分的做一名农民,从未向别人提过军统局的往事,娶妻生子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着平凡的日子。
可谁知,1958年,戴以谦的军统身份还是被查出来了,等待他的将是五年的牢狱生活。他早已预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对于这样的刑罚,他并没有一丝怨言。
戴以谦在监狱中积极改造,刑满释放后,他回到家中,才发现妻子因为他特务的头衔,早已带着儿子不知所踪。
接下来的几十年,戴以谦不想因为自己的不光彩的过去,再去祸害其他的姑娘,他选择不再结婚,决定独自一人渡过余生。
晚年的戴以谦无人照顾,政府出面把他送到当地养老院。
在养老院的日子,有可口的饭菜,舒适的居住环境,和体贴的工作人员,让戴以谦不由地想起以前艰苦日子,感慨新中国的美好。
养老院里不时有志愿者前来看望这些孤寡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戴以谦似乎看开了许多,对自己的特务身份不再躲躲藏藏,大大方方地给志愿者讲述以前的故事。
说着说着,戴以谦会想到昔日的同僚,他很想知道如今有多少同僚和他一样,在享受着共产党的优待。于是,志愿者们决定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找到那些隐姓埋名的军统特务。
除了王庆莲接受邀约外,还有一个叫祝仁波的老人。
原军统电台维修人员:祝仁波
祝仁波老人和其他两位老人不一样,他的工作性质主要是维修电台,保障无线电通畅的后勤工作。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会修电台算是高科技工作。
孤儿出身的祝仁波,从小父母双亡,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贵人的相助,顺利考上浙江警官学校。
从进入学校那一刻,他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潜心钻研。
后来他这个千里马又被伯乐遇见,这个伯乐正是我国空军无线电通讯的先驱陈一白,在导师陈一白的指导下,祝仁波在无线电方面崭露头角,成为了不可多得的人才。
很快,祝仁波被急缺人才的军统局看上,当时,祝仁波一门心思钻在无线电研究上,看到自己心意的工作,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进入军统局后,祝仁波就埋头苦干一件事,不是在战场上修电台,就是军统局角落里修电台,从未经历过国民党内部的腥风血雨。
直到1949年,像祝仁波这样的人才,也会面临着去留问题。祝仁波这个时候才抬起头观望,看着逃窜的同僚们,他只想安安心心的留在故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义无反顾地选择留在大陆。
解放后,四处漂泊的祝仁波,在上海开了一间修理店,继续经营着自己热爱的事业。和其他人一样,娶妻生子,过着平平凡凡的日子。
由于历史问题,他的命运和戴以谦一样,经历了监狱改造,和妻离子散。他们并没有一丝怨恨,反而因为共产党对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更加感恩共产党。
当志愿者找到祝仁波时,他一个人生活在简陋的房子里,屋内的桌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零部件。祝仁波满脸笑容地对志愿者说:“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工作,帮助街坊四邻修理电器。”
街坊四邻知道他是孤寡老人后,时不时地会给他送去温暖。从祝仁波的笑容中可以看出,他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也十分感谢新中国的帮助。
后续
2013年,三位花甲之年的老人在志愿者的帮助下重聚一起,虽然曾经的他们没有任何交集,如今共同的出身让他们相聚在一起,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一样的历史烙印。
随着时代的变迁,三位老人感受到了国家的强大,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更加不后悔当初选择留在大陆的决定。
版权声明: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和用户投稿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