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1年的一天，开国大将王震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署名马兴的信。王震对这个名字还算熟悉，知道他是359旅的一名老战士。
解放后，马兴转业到湖北工作，而王震长期在新疆工作，两人已经有40多年没有联系。马兴此时来信是否遇到什么困难呢？
信中马兴只字未提自己遇到困难，开头便问王震是否还记得1945年湖北环潭镇廖姓地主支援了困境中的359旅1000担粮食的事。如今地主找上门来，托马兴写信给王震请求帮忙确认此事。
王震的思绪转到1945年那个大雪封路的冬天。
359旅垦荒景象
359旅陷入困境
1944年底，王震奉命率359旅组成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护送一批干部南下，与东江纵队会合，在湘赣粤边区建立根据地。南下支队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历经艰难险阻，于1945年8月底进入广东南雄。
但此时敌军已经调集5个军的兵力向南下支队合围，南下支队只有3000余人，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显然难以完成最初的目标。经报请中央同意后，王震率领部队北返，于10月中旬到达湖北孙家畈。
根据中央命令，359旅与新四军5师、河南军区部队组成中原军区，由李先念担任司令员，王震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当时抗战刚刚结束，老蒋便开始积极布置内战。他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要求日伪军只能向国军投降，同时利用美军飞机和军舰不断将西南大后方的兵力运送到前线抢占战略要点。
而中原军区已经发展成跨越鄂豫皖湘赣5省的广阔地区，对连通9省的战略要地武汉形成包围，威胁老蒋的统治中心南京。并且中原地区物产丰富，历来就是富庶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失去中原地区对老蒋来说如鲠在喉，他不顾人民反对内战的呼声，调集4个战区20多个师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合围中原军区
。
毛主席检阅359旅南下支队
中原军区兵力只有6万余人，而敌人能调动的兵力达到36万，尽管实力如此悬殊，中原军区仍坚持战斗。一方面这块根据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另一方面牵制住敌人大量兵力，能为八路军进入东北创造有利条件。
中原军区部队给来犯的敌人进行了有力的打击，359旅表现突出，接连攻克枣阳、湖阳等地，使敌人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359旅也由于连续作战过于疲惫，准备利用冬季时间返回洛阳店一带休整。
部队行至环潭镇时，突然下起了大雪，道路封冻无法通行。更困难的是部队的粮食已经告罄，周边的大城镇尚在敌军控制下，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即便能买到一时半会也运不回来。
部队没有粮食，万一遇到敌人合围后果不堪设想。359旅的几个领导商量来商量去就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无奈之下只能求助地方。他们找到时任鄂北行署专员李实，希望他能帮部队解决困难。
解放区地方机构刚刚建立，牌子虽然挂得大，但李实的鄂北行署却只有几个人，连办公机构都是不固定，四处“游击”，唯一的财产就是一个公文包。这样的条件上哪去给一个旅的部队找粮食去？
好在李实长期在豫鄂边区工作，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首先想到的是找环潭镇首富廖家帮忙。
解放前环潭水运非常兴旺，方圆百里的货物都在此集散，顺江而下运至汉口。当时的环潭非常繁荣，号称“小汉口”。作为这个富庶之地的首富，廖家的财力自然不可小觑。
廖家在应城经营膏盐矿，在老家有大片土地，光佃户就有5000多人。他们还在村里修筑城堡，组建护卫队，周边的土匪均不敢到廖家寨闹事，国民党的团长营长一级的官员也得敬廖家三分。
问题是实力如此强大的地主会帮助359旅吗？
大地主庄园
跨越晚清和民国的廖家
廖家祖上是廖家寨的族长和大地主，靠收租为生，人称廖老太爷。老太爷的长子廖临轩20岁时遇到一个从省城来意大利传教士，从此开始信奉天主教，跟着神父到应城去传教。
应城盛产石膏盐，恰逢当时张氏控制的矿洞打穿了徐氏的矿洞导致透水淹死了10多名工人。两人到县衙打官司，徐氏找到廖临轩为其辩护。廖临轩把意大利神父请到公堂上，知县见了“洋大人”先畏惧三分，于是判了徐氏赢。
由于矿洞被打穿已经不能再继续采石膏，只能蓄水熬盐，徐氏无意再经营，同时为了感谢廖临轩便决定以12000串文的价格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廖临轩。
廖临轩拿不出这笔钱，只能回家筹。12000串文在当时能买千余担粮食，族人都认为这样大一笔钱拿用来买地种粮稳赚不赔，拿去投资膏盐风险太大，纷纷表示反对。
廖临轩的妻子毛氏知书达理，非常支持丈夫，她站出来说：“你们怕亏，要是亏了就用我毛家的陪嫁田产来抵，不损廖家祖业。”就这样，廖临轩买下了矿洞，也开启了廖家腾飞之路。
膏盐矿主要产出石膏，当时是制作水泥的原料。采完石膏后剩下的夹层中含有盐质，积水一段时间后抽出来可以熬盐。在动乱时期，水泥和盐都是畅销品，利润十分可观。
廖临轩先是熬盐卖积攒了一笔资金，然后滚雪球式地发展，到1919年已经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资本家，家中的土地翻了一倍，还在村里建了一座能容纳500教徒的大教堂。年近7旬的廖临轩也渐感心力不济便将生意交给了二儿子石庵。
石庵经营到1943年，廖家产业已经发展到膏洞5对、盐厂5座，光工人就有1000多人，廖家还投资了大量房产。1938年应城沦陷，石庵不愿与日伪合作，将生意交给管事张方成打理。
张方成与伪县长和警察局长关系较好，才使得廖家的产业得以继续生产。张方成这样做并非巴结日伪，只是想最大程度保护自己的利益。
抗战期间，廖家也有许多爱国举动。国军127师长陈离曾住在廖家指挥部队抗日。新四军第五师在廖家寨一带活动时也得到过廖家的支持，在日军严密封锁食盐时，廖家曾授意张方成设法为新四军五师送去大量食盐和一笔经费。
抗战胜利后，石庵已经去世，生意由廖家长孙廖复初接管。他带着30多家丁跟随国民党政权回到应城接收了家族产业。
与前两辈不同，廖复初开始涉足政治。廖家向国民党第75师申请调来70多人枪，与自家带来的30多人枪组建成了矿警队，廖复初被任命为大队长。此外，廖复初还担任过县商会会长，县参议。
地主武装
1000担救命粮食
李实首先想到廖家就是因为其在抗战时期对新四军有过支持。但那时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抗战，支持谁都是支持抗日。如今形势已变，廖家的态度会变化吗？
李实怀着忐忑的心情找到廖家，廖复初并不在家。他只能通过管家找到廖复初90多岁的祖母毛氏。别看毛氏已经一把年纪了，但心如明镜，仍如同当年她坚决支持丈夫买膏盐矿时那样通情达理、有气魄。
李实说明来意后，她说：“这个家我还能做主，我们廖家向来是爱国明理的，也希望老百姓能过太平的日子。你们能得到这么多老百姓的支持，自然有你们的道理。我这个老太婆子又岂能当守财奴？你们需要多少粮食，请开个数吧。”
李实高兴地说：“老妇人深明大义，我们只需要大米千担，别无他求，革命胜利后必定连本带利奉还。”说完，他还打了个借条，盖上鄂北行署的大印并签上自己的名字。
毛氏看了说：“借条不必了，就当我们廖家支援你们吧。”说完让管家把借条撕毁了，并领着李实去运粮食。廖家不仅支援了359旅千担粮食，还给了几十头大肥猪和一些蔬菜。
正是凭借着这批粮食，359旅渡过了难关，又成为活跃在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解放战争爆发后，廖家的经营出现了困难。一方面市场阻塞，国民政府又大量进口欧美的石膏，新兴的水泥产业大多使用进口石膏，直接影响了廖家的销量。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地方官员腐败，不断讹诈廖家，先后巧取廖家资产达黄金80两。
廖复初心灰意冷，将膏盐生意交给亲信打理，自己转而经营百货。此时他的矿警大队已经被国民党控制，沦为镇压工人和清查共产党员的工具。
尽管此时这些都发生在廖复初离开之后，而且他还曾设法保护过几名地下党员，但矿警队毕竟是以廖家家丁为基础组建，日后廖家也因此而惹上了麻烦。
解放后，廖复带头恢复膏盐生产，得到了政府的表扬。但1951年风云突变，廖复初被人举报有两项严重罪名：一是廖家的家丁曾与段德昌领导的湘鄂西红军发生过对抗；二是廖复初曾担任大队长的矿警队镇压工人、搜捕共产党人犯下过严重罪行。
当时国内的形势非常复杂。国民党虽然已经败退台湾，但仍在大陆留下大量潜伏人员，许多散兵游勇也上山当了土匪，他们随时准备反攻。新生的政权并不安全，因此对敌人的打击力度也较大。
最终廖复初被判了重刑，出狱后他在武汉与家人团聚。但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他无法落户武汉成了“黑户”，生活上自然也有种种不便。为此，廖复初开始了长时间的申诉，他只想与阔别已久的家人一起生活，共度余生。
然而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廖家支援过359旅粮食以及廖复初救助过几位地下党员的事情均难以查证，廖复初的申诉自然也一次次被驳回。接连碰壁之后，廖复初的内心充满了失落和苦闷。
一个偶然的机会，廖复初在杂志上看到了李实的回忆文章，讲的正是李实为了给359旅找粮食去廖家求助的事情。这篇文章由李实口述，马希良执笔。廖复初喜出望外，急忙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李实的联系方式，让他失望的是李实早已经病逝。
廖复初唯一的希望就是去找为李实记录的马希良，他作为一个间接见证者或多或少具有一些证明效力。廖复初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写信给马希良，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并请求他给予帮助。
运送粮食
廖复初遇到两个热心肠的人
马希良原名马兴，也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位。他是山西晋城人，抗战爆发后投奔延安参加抗日工作，被分配到359旅。马兴热爱写作，当时只是一名普通战士，却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重要媒体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王震幼年家贫，只读了几年小学，他自谦为“粗人”。但他一直喜欢读书，敬重知识分子，喜欢与知识分子交朋友。解放后，他的“朋友圈”包括华罗庚、丁玲、艾青、李四光等人。
得知马兴的情况后，王震亲自赶往生产现场，对马兴赞赏有加，称他是359旅的笔杆子。并表示：“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来找我，不需要一级一级上报。”此后马兴被调到718团政治处搞宣传工作。
关于马兴的记录很少，笔者只找到一篇湖北籍作家罗维扬的回忆文章。通过文章可以明显体会到马兴的性格中充满了老一辈革命家那种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
上世纪70年代，罗维扬在县文化馆工作，与在湖北省群众艺术馆工作的马兴有接触。一次马兴到县里找罗维扬谈工作，罗维扬心想马老师是省城来的人，应该带他去见县文化馆长，由组织出面接待。
不料马兴坚决不允许，说自己找个旅馆住就行了，吃饭问题也自己解决，千万不能麻烦组织。好说歹说，马兴才答应去罗维扬家里吃一顿饭，还强调平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后来罗维扬调到省文联工作，由于工作变动两人很少再联系。但一次罗维扬摔伤造成骨折，马兴闻讯后赶到医院去看望罗维扬，得知他家困难后，执意给了100元钱。80年代的100元不是个小数呀！
单位里的人都说马兴小气吝啬，连亲生儿子也不给钱，还时常在外面捡垃圾卖。但罗维扬知道，马兴对县文化馆的贫穷工作者却很大方，他们遇到困难时，马兴一出手就是一两百元。
以马兴这样的性格，对廖复初的困难自然非常热心。他不仅提笔写了挂号信寄给王震，还亲自赶到武汉拜访廖复初。当发现廖家生活很困难时，马兴又自掏腰包要送给他一百元。还真诚地说：“当年359旅遇到大困难，廖家的帮助意义重大。”
一句话说得廖复初百感交集，泪如雨下，他说什么也不肯收这一百元：“我们家当初支持的是大部队，我怎么能收你个人的馈赠呢？”
事实上马兴家很拮据，老伴卧病在床，又新添孙女，全家开支很多。但马兴是真诚地想帮廖复初，他想了个点子说：“这是我代你向民政局申请的救济金！”廖复初这才肯收下。
在王震回复之前，马兴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廖家，为359旅“还债”。他时常去一家工厂的垃圾堆里捡垃圾卖，每次凑够一百元，他就会送去廖复初家，并强调这是民政局的救济金。
王震也是侠肝义胆的人，曾保护过许多老干部。王震出身于二方面军，张爱萍出身于一方面军，两人没什么交情，后来工作上的交集也不多。
抗战时期的王震
但张爱萍落难后，他的儿子张胜思来想去只能去找王震帮忙。可张胜连王震的面都没见过，只能从报纸上剪了一张王震的照片，让弟弟拿着照片蹲守在他家门口。
确认王震住该地后，张胜与妈妈敲开了王震家的门。一听秘书介绍，王震立即上去握住他们的手说：“张爱萍同志我认识的，他是个好同志。”正是在王震的帮助下，张爱萍的情况渐渐好转。
在看到老战士马兴的信后，王震也感慨万千，他认为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此事，并立即提笔做了非常明确的批示。有了王震、马兴等359旅的老同志作证，廖复初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廖复初原来的判决被撤销，当地政府还给予了他一定的补偿。消息传来时，廖家全家人特意赶到马兴家感谢。在席上，马兴又双手奉上200元红包，此时廖家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
尾声：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主要原因是周期性的社会大变革很容易让个人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廖家经历了坎坷已经没落，但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帮助下又迎来了新生。这段经历很能说明两点：
其一，多做善事必能福泽后代。在359旅遇到极大困难时，廖家老太太捐出一千担粮食。她的开明之举，也正是廖家迎来新生的前提。否则，后来的革命形势极为复杂，廖家可能要经受更多的磨难。
其二，老一辈革命家从来不会忘记老朋友。他们会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问出身，承认支持过革命的人的历史贡献，并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他们相应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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