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一座充满机遇的城市，在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间，深圳已成为中国对外窗口的一张响亮名片，涌现出许多成功人士。

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座城中的两个人定义了一个时代。”

虽有些言过其实，却也并非空穴来风，谚语中的两个人指的就是任正非和郭台铭。任正非创立的华为公司在通讯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实力，郭台铭一生的心血富士康则在电子代工行业处于龙头地位。

一个执着于技术，誓要在高端制造业闯出一番天地，一个依靠廉价劳动力，积极扩充自己的实力大发横财。

任正非

两家公司早年间合作无间，互相成就，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民就业的棘手问题，又在全球的手机行业从美国的苹果公司分得一杯羹。

本可以芝麻开花节节高，更上一层楼，使得中国从劳动密集型的边缘区走进以技术为代表的高端核心区，在电子行业完成产业升级，早日摆脱中等收入陷进的魔咒。

谁知美国的一纸禁令，却让郭台铭作为一个资本家原始的软弱性展现在世人面前。

郭台铭

血泪发家

富士康得已成为全球手机行业代工龙头地位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以中国广大人口为基准且工资廉价的劳动力，二是取得苹果公司制造的高科技苹果手机和极其周边电子产品的代工合同。

在富士康这家企业绝大部分一线工人都是属于简单技能型工人，指的是工人中学历较低，大多只有初中文化，经过简单的技能培训就能上岗的工作的工人。

工人的能力不高所对应的是细化的工作流程。

在这一点上，富士康采用的是泰罗制的管理模式，即将整个生产流程分解为最零碎的动作，并为每个动作制定规范和标准，使之适合成为流水线的标准作业。

富士康

不过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自然就位于整个产业链的最底层，利润也就高不到哪里去。

2010年，一家调查公司在一项研究苹果的利润构成时做出一张报告，内容显示苹果公司获得了58.5%的利润，日本、韩国等其他掌握次要核心技术的国家，获得大约8%的利润，而富士康由于处在手机制造产业链的最低端，只有2%的利润。

因此富士康要想获得最大的利润，开源这条道路是被苹果和日韩等国家所堵死，只有从节流这个地方绞尽脑汁。

最终受难的还是处于最底层、在流水线上工作的一线产业工人。

工人

流水工人得不到应有的待遇不说，还遭遇着精神上的折磨。

在富士康的生产线上，工人只需完成标准化动作，互相之间不需要过多的交流，努力使工人成为“原子化”的无自然状态的个体，更不用说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

双重效应导致下，工人跳楼事件频发。根据“两岸三地”高校2010年对富士康大陆厂区的调研发现，在“连跳”事件发生之前，工人的每月加班事件普遍超过100小时，此种加班往往是强制性加班，由不得工人发挥自己的权利。

在“连跳”事件结束后，加班时间也超过80小时，大大超过劳动法规定的36小时时间限制。

富士康

早年合作

在一系列的丑闻被媒体报道后，郭台铭亲自在电视节目上对遇难者家属说：“对不起，我深感自责。”这类道歉话术。

没过几年，又恰逢手机市场变化莫测，随着国产手机品牌的快速崛起，比如小米、华为、ov等大厂逐渐占据部分手机市场，苹果遇到了全新的挑战。

了解富士康的产业布局的都知道，在富士康代工制造的比例中，苹果公司一家就占据了近70%，有时富士康为了稳住苹果这个大甲方公司，不惜令工厂加班加点，甚至违约推掉一些其他代工产品，优先苹果的出货。

没有永远的赢家，苹果的地位遭到了国内手机品牌的竞争。起初以经济实惠为主打的一众国产品牌，普遍存在着性能地下的毛病。

郭台铭

进入市场后，手机公司纷纷投入大笔资金，为了提升产品在同行业的竞争力，在性能及外观上奋起直追，苹果的销量在低价位领域内不断下滑。

带来的明显后果就是富士康的代工订单也是一损俱损，持续减少。

2016年，富士康的订单下降了27%，郭台铭也不得不缩减产量，裁撤工人。

可以说郭台铭犯了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错误，富士康的兴衰都系于苹果这一家之上。

就在郭台铭一筹莫展之际，华为的任正非伸出了援助之手，主动将华为的一部分订单交到了郭台铭的手中，二人在手机行业实现了第一次的合作。

郭台铭

作为国产品牌的老大哥和话事人，华为的手机销量仅次于苹果，这笔巨大的代工订单对郭台铭来说无疑于雪中送炭，缓解了富士康的燃眉之急。

从此，富士康又重新焕发生机，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在华为等手机品牌的鼎立支持下，富士康顺利渡过难关，发展至今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的代工厂。

资料显示，目前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富士康龙华基地有员工45万人，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精密建立起了深圳、昆山、杭州、上海、烟台、北京、天津、太原、晋城等九大主力科技工业园。出口额已经超过千亿美元。

如果说乔布斯是郭台铭第一个贵人，那任正非就是郭台铭第二个贵人，可美国的一纸禁令就让昔日的合作伙伴背道而驰、愈走愈远。

任正非

举步维艰的华为

在深圳梅观高速的两边，有两块醒目的广告牌，往左的牌子上写着富士康，往右的牌子上写着华为。

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广告牌的不同指向也暗示着华为和富士康今后将分道扬镳，各走各路。

华为凭借着巨大的资金投入和狼性化的管理模式，在5G通讯技术领域上处于绝对优势，掌握着许多专利性的技术，控制着通讯行业上游的产业命脉。不怕人偷就怕人惦记，国家间也是如此。

美国看到华为的迅速发展，恐惧以华为等高技术公司会威胁到美国公司的地位，对其进行了手术刀般精准的打击：但凡与美国相关的技术和企业，都必须停止为华为服务。

富士康

2019年，华为因此失去了全球手机销量冠军的宝座，台湾企业台积电也断供华为芯片，迫使华为不得不出售“子品牌“荣耀公司以断臂求生。

在华为陷入水深火热、生死存亡之时，外界本以为同是中国企业的富士康会念及旧情，涌泉相报。谁知富士康却为了不失去苹果这个大客户，将华为置之不理，甚至于为了讨得美国欢心，将代工厂搬去印度、东南亚等地区，妄图背后捅刀。

俗话说你有张良计，我有过桥梯。随着富士康背后捅刀的事情持续发酵，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展现了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企业家的气魄和手腕。

积极同新能源领军者比亚迪合作，将一部分的手机订单交给了王传福。

任正非

王传福的比亚迪从事的业务不仅仅是在电动汽车制造领域，也逐渐扩大了企业的业务，比如在疫情期间，立即将公司转为口罩生产厂商，手机代工自然也在扩大业务之内。

不仅是华为这一家手机厂商，就连小米为了避免华为的前车之鉴，也有样学样，开始将部分手机代工订单交给了可靠的王传福领导的比亚迪。虽然华为仍然没有恢复禁令前的元气，但好歹能够依靠比亚迪的代工厂将手机业务继续生存下去。

反观郭台铭的富士康，他的被刺行为让他付出了惨重的后果，让他追悔莫及。

富士康移往印度的计策却接连碰壁，建设计划一再拖延，成本逐渐升高，让他血本无归。

富士康工人

印度虽然有着和中国十年前相近的青壮年劳动力，然而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极低，不服从企业管理，工作态度不严谨以致于生产出的手机产品质量不达标，经不住市场消费者的检验。

并且政府的办事效率低下，审批手续练练推迟，这都增加了制造成本，更加剧了在市场上价格处于天然的劣势。

其实本来郭台铭的富士康和任正非的华为可以相辅相成，共同走出国门。

一个在制造业层面，一个在技术层面，假以时日定能大致垄断全球手机行业，成为苹果这个全球最大科技公司的挑战者。不过由于郭台铭对时局的误判，对人心的低估导致现在进退两难。

富士康

而华为也因为郭台铭的不配合导致在禁令下的挣扎求生，对两家公司来说，是个双输的局面。

这或许是二人对自己的定位不同，应了那句老话：当潮水褪去人们才会发现谁才是在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同时还兼顾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的企业家，才会看清谁才是满嘴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资本家。

参考资料

《华为与富士康的恩恩怨怨》 吴童

《郭台铭：全球“代工之王”》 环球经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