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叶疏疏苔壁青，乌篷船向古津停。深秋时节的乌镇，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脚步缓缓走来。11月6日至7日，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主办，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融媒体研究中心、桐乡市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承办，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浙江大学数字社会科学会聚研究计划、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数字文明研究中心、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互联网实验室、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协办的互联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乌镇召开。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6日上午，首场主题论坛举行，会议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钟布主持。国外专家学者先后进行交流发言。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钟布）
美国硅谷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物联网项目主任马克·韦伯在《互联网历史的几个关键转折》主题演讲中指出，回顾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从诞生初期到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所能够看到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节点”事实上源于一种“幸存者偏差”——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标准、产品或公司都是与数量繁多的竞争对手完成激烈战斗后的幸存者。历史选定的转折点，能够为我们理解即将到来的未来提供观照。
(美国硅谷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物联网项目主任
Marc Weber)
美国互联网网民领域专家伦达·豪本围绕其在20世纪90年代所著《网民:论Usenet和互联网的历史和影响》一书，讨论了参与性全球计算机网络的创建和发展，他对美国政府的网络监管历程进行了脉络性梳理。豪本认为，网民的出现代表了互联网历史的重要发展。同时，约瑟夫·利克莱德关于交互式计算和计算机作为通信设备的论文为后来的美国网络成就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美国互联网网民领域专家Ronda Hauben）
计算机科学家、互联网推动者本·西格尔讲述了TCP/IP和互联网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以及欧洲的发展故事。他指出，CERN于1983年引入了TCP/IP协议，然而在此后的五年间遇到了许多非技术性挑战，被禁止连接到除内部以外的其他机器上，最终于1989年1月加入了真正的互联网。他强调，TCP/IP凭借简洁明了的优势赢得了协议大战的颠覆性胜利，“自下而上”从此替代“自上而下”，成为互联网发展的基本动力。
（计算机科学家、互联网推动者本·西格尔）
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教授、韩国“互联网之父”全吉男报告了亚洲互联网的早期发展历程。1950年代1960年代，计算机通信的开端；1960年代至1980年代，以阿帕网为代表的众多计算机网络项目出现；1980年代，亚洲互联网的开端；1990年代，互联网浪潮崛起；2000年代，互联网走向全球化；2010年代，70%的全球人口成为网民；2020年代，元宇宙、web3.0等新型概念崛起。最后，他展现了自己有关数字文明的思考。
（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教授、韩国“互联网之父”全吉男）
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马科夫在演讲中系统性地树立了硅谷早期的历史和影响，对布兰德思想的产生来源和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回顾。马科夫认为，布兰德的巨著直接来自1960年代后半期塑造该地区的技术，政治和文化力量。同时，恩格尔巴特事实上塑造了布兰德对工具的思考，使他成为先驱计算机科学家的早期追随者，这些观念对年轻一代的乔布斯也形成了重要影响。
（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马科夫）
CSS网创始人，Opera Software首席技术官哈肯·维姆·莱介绍了早期阿帕网和互联网在挪威的发展历程。他提到，阿帕网是互联网的前身，而挪威是除美国外第一个被阿帕网连接的国家，技术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时的挪威具有三大地震检测中心之一，能够为冷战提供支持。自此，互联网协议成为挪威电信学者的研究重心。他还介绍了Opera浏览器，认为其是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先驱。
下午，第二场研讨会继续开展，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赵瑜佩主持会议。国内专家学者依次进行主题演讲。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发言。他结合中国互联网早期的发展历程，指出互联网能够成为信息基础在早期难以想见，Web1.0时代暴露了信息信任的问题，“互联网上没总编”成为这一阶段的生动缩影。他进一步强调，技术的进步需要我们及时调整思维模式，如对“互联网是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观念的理解。当下的Web3.0是价值互联网，互联网的治理需要不断迭代创新。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从“中介化”“去中介化” 的元宇宙和“媒介化”的世界三个层面抽丝剥茧地论述了技术革新与人类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陈昌凤教授以元宇宙为例，探讨“去中介化”的媒介化世界的特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详细梳理近些年来元宇宙的理论、特质，元宇宙通过“改变交流、解放需要”的目标满足人类对新技术的诉求。她还就技术快速发展、超前应用，与文化滞后方面的冲突带来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讨论。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教授祝建华围绕《互联网历史研究中的知识图谱方法》主题，指出知识图谱对互联网历史研究起到了如虎添翼的关键作用，那就是：整合或揭示个人传记之间的逻辑或事实关联，验证和补充个人传记中的各类史实，以及提升和构建研究假设以探索历史规律性基础问题。构建互联网知识图谱，需要史料、技术与设备的三方面加持整合。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教授祝建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在《连接与反连接——社交媒体发展中的》主题演讲中指出，社交产品的连接模式历经了多重演变，网络社交产品也形成了以内容和以人为中心的两大取向。当前，远与近、匿名与实名、强关系与弱关系成为社交产品的三重关系向度。彭兰教授同时对强-弱不同属性关系给予的满足与局限进行说明，进一步提出“反连接”意涵，她认为，互联网运动和社交媒体的发展，都将随钟摆一般持续摆动下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研究员郭良指出，互联网从基础设施到连接方式、连结协议、网络内容都是开放的结构，然而过去对于互联网将来会被政治和商业所掌控的预言正逐渐变成现实，互联网与当初的发展初衷已然有较大的背离，互联网上纷繁的乱象都在迫切呼唤治理模式的改良。他还对国内外互联网治理的主体、内容和方式进行了总结论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研究员郭良）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作《媒介融合实践与新闻学知识创新》学术报告。王润泽教授以媒介融合的相关概念辨析与政策推进引入，对中国媒介融合的动力来源、中国媒体融合的实践特点和实践路径等议题进行梳理。她同时指出，媒体融合对新闻学的创新发展产生深远的贡献，并引出了对“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新闻世界”关系的探讨，进一步阐明了构建新闻世界的意义。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吴飞在发言中指出，人类进入数字化生存的境况并非社会系统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永恒的交往动机与数字技术遭遇后的随机事件，数字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早期的大众传播媒介时代所建构的公共领域的运作模式值得追问。传统的公共空间的理论要件都受到颠覆了，公共领域新发生了新的变化。他进而提出新的理论框架“数字共通体”，强调“通”的价值，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通”史。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吴飞）
晚上，中国互联网30项目专题研讨会举行。发言嘉宾就美国互联网监管史、粉丝文化与网络版权制度30年、青少年网络游戏行为治理的中美比较、中国互联网内容治理30年等十余个议题进行交流发言。
7日上午，研讨会继续进行，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方兴东主持会议。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方兴东）
欧洲科学院院士、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熊澄宇分享了关于网络文明的若干思考。他将网络文明定义为一种跨越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以人的生产、生活和组织结构为中心的社会形态，指出通过网络文明建设推动互联网成为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助推器是网络文明建设的第一要务，而物理层面的开放与包容、价值层面的学习与借鉴、行为层面的纠错与创新是网络文明建设并列的三个原则。
（欧洲科学院院士、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熊澄宇）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与社会学系教授杨国斌针对中国互联网文化史写作提出了若干思考。他认为互联网文化史涵盖心态史、情感史、思潮史、风俗史、风尚史和风格史，而中国互联网文化的研究内容不仅应该包括社群、平台和技术，还应该包括实践、内容和风格。最后，他总结了互联网文化史写作所应体现的特色，即叙述性、阐释性、全局观、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文学性。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与社会学系教授杨国斌）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围绕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的理论创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而互联网史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的理论体系具有重大意义。他进一步表示，推动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的理论创新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回应世界之问，即人类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二是回应中国之问，即中国应该建构怎样的国家形象。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
中国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原主任闵大洪建议，要把中文互联网史的研究目光放宽投远，研究范围不应仅限于中国内地互联网，还应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区互联网和中国台湾地区互联网，以及海外中文互联网。这里所说的中文互联网系指中国人及华人在全球互联网上建立运营的使用母语中文的传播平台及传播节点。此外，他特别强调，当今研究者更应该以“小我”之笔，记录时代巨变的大历史。
（中国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原主任闵大洪）
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原常务副主任胡建生分享了有关互联网与世界真实发展的思考。他认为，能否让更多的人相对均衡地从中获益，是衡量互联网发展的价值标准，而立足于生态文明理念，目前互联网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数字鸿沟、无差别放大、集中与垄断等等。他指出，互联网应成为高质量发展与和平发展的推力。
（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原常务副主任胡建生）
全国政协委员、安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新光从四个维度出发，梳理了网络空间安全从代码对抗到体系博弈的30年演进规律：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基本关系维度，表现为信息化环境和场景本身的演进；在内在逻辑维度，表现为脆弱性、威胁和对抗代价的演进；在能力形成维度，表现为创新、商业竞争与供给的演进；在网络安全发展推动力维度，表现为需求、动力与模式的演进。
（全国政协委员、安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新光）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逸在国际关系视野下探讨了数字化的安全与发展治理的发展史。他指出，互联网的扩散、全球网络空间的形成和国际关系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互动，网络空间治理模式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国际体系力量分布的一种投射。当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面临来自地缘政治的全面冲击、威胁和挑战，未来，应建立新的观念体系，将发展和安全融合在一起进行全面认识与思考。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逸）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研究员鲁传颖分析了全球网络安全形势与治理进程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当前全球网络安全陷入了军事化、国家安全化和国际安全化三重挑战，展望未来，应推动联合国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发挥主导性作用、建立国际网络安全领域的实体性国际机构、充分发挥多利益攸关方的力量以及强化对进攻性网络行为的监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研究员鲁传颖）
”
为期两天的互联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一场桨声摇橹里的思想碰撞告一段落。方兴东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衷心感谢与会嘉宾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同时邀请各位专家学者未来再次齐聚乌镇，继续为互联网史的创新发展贡献智慧。
文字 | 何可 王小禾
排版｜丁春力 钱颖可
责任编辑｜肖玲 张可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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