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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疑惑始终挥之不去：为何老庄 之说被贬为消极，而孔孟之学则被誉为积极？避世、入世， 消极、积极，真正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虽然对问题的答案似 有所觉，却一直未能弄通弄透弄明白。近来对修养问题发生兴趣，看了一些史书，发现宋代的 名臣范仲淹有助于人们理解道学和儒学的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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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说：“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厂又说：“恶人自有 恶人磨，只争来早与来迟了 丁谓在朝张牙舞爪，倒行逆施, 很快犯了众怒，不久也被罢黜为崖州司户参军。
要去崖州，必过雷州，于是这对生死冤家还得有一次 交往。不消说，害人害己的丁谓是极其尴尬的。“若见雷 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当时好事者调侃这位落难 的朝中显贵的诗作，传神般地道出了丁谓的难堪。
且说寇准听说丁谓要路过雷州，便让人送了一只蒸羊到 雷州州界上，丁谓请求与寇准见面被拒绝。当寇准听说家仆 欲去找丁报仇雪恨时，便紧闭大门，不让家仆出去。虽然看 错丁谓是寇准一生的愧疚，但饱经人世沧桑的寇准却不屑对 其快意恩仇。
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在雷州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 旅程，享年63岁。
寇准死后十余年，朝廷又想起了这位大功臣。于是，晚 景凄凉的寇准又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随着仁宗皇帝的一纸 诏书，他原有的官职又都恢复了。“复太子太傅，赠中书 令、莱国公，后又赐曰忠愍。皇祐四年，诏翰林学士孙件撰 神道碑，帝为篆其首曰'旌忠（侏史｝列传第四十）
总之，凡是能糊弄活人的招数，宋仁宗都玩了一遍。寇 准倘若地下有知，不知又作何感想？
九
寇准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集文韬武略、忠肝义胆和使 气任性、狭隘刚褊、“不学无术”于一身，多方位地呈现出 了人的复杂性。他的一生，用《论国里的一句话来概括恰 如其分：“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也，过也，人皆见之; 更也，人皆仰之了
史书对寇准的评价有褒有贬：“准于太宗朝论建太子, 谓神器不可谋及妇人、谋及中官、谋及近臣，此三言者，可 为万世龟。渲渊之幸，力沮众议，竟成隽功，故所谓大臣 者，于斯见之。然挽衣留谏，面诋同列，虽有直臣之风，而 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与，致启怀政邪谋，坐窜 南裔。勋业如是而不令厥终，所谓’臣不密则失身'，岂不 信哉!”（侏史•列传第四十》）
在侏史）编纂者脱脱等人的眼里，其功业与日月同 辉，其缺憾也一目了然——即缺少“包荒之量”和谋事不 密、处事不慎云云。
浏览史书，总觉得寇准与历史上许多仕途坎坷的大臣命
运不同，诸如伍员、屈原、文种、韩信、贾谊、孔融、岳 飞、文天祥等。在令其历尽磨难的同时，老天又似乎对寇准 特别眷顾，宋太宗赵匡义、真宗赵恒对他均知之甚深，虽然 都有些讨厌他过于刚褊的性格，比如太宗曾为他遗憾：“鼠 雀尚知人意，况人乎？”真宗批评他“多许人官，以为己 恩”、“刚忿如昔”，但同时都对他的忠诚和才干赞赏有加。 太宗一朝曾两次将寇准贬黜，但太宗在贬之以后却总是放心 不下，一再问询其情况，关念之情溢于言表；真宗一朝，寇 准前后三次被贬黜，三次被起用，而且真宗在生命的最后关 头，仍然对寇准寄予厚望。侍奉这样的主子，与侍奉夫差、勾 践、刘邦、曹操、赵构一类的主子，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古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寇准的一生不仅遇上了 对自己知之甚深的皇上，而且遇上了几位对自己相知甚深并 始终予以鼎力支持的同事。如前所述，晏殊、吕端、毕士 安、王旦都对寇准给予了无私的提携和支持。特别是后三 人，不仅是他任相时的同事和上司，而且是皇帝重用他的重 要举荐人。由于寇准比他们年轻，由于他们了解寇准的为 人，故而，在过于较真、处事又不大厚道的寇准伤害了他们 的时候，他们总是表现出了一种难得的宽宏大度，一次又一 次予以体谅和包容。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人，寇准才得以一次 又一次地化险为夷，遇难呈祥。
人品很好，智勇双全，皇上器重，同事呵护，寇准为何 在仕途上走得颇为坎坷，为何先后五次遭遇贬黜呢？说来说 去，还是其自身性格上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的 悲剧，他的苦涩，主要是由其过于偏激的性格造成的。
寇准三十岁出头便当上了副宰相（参知政事），但他年 轻气盛，办事操之过急，不大懂得尊重吕端，用今天的话说
叫做“不尊重领导”。为了协调正副宰相的关系，让年轻的 寇准知道进退，太宗赵匡义专门下了一道手扎：“自今中书 事必经吕端详酌，乃得奏闻。”按说皇帝的手札一下，他就 应知趣、谨守朝中的规矩了，他却惘若未闻，依然我行我 素，是以很快因在官吏升迁问题上意气用事受到了弹劾，而 在太宗好言劝诫时，他依旧喋喋不休地纠缠于具体的是非， 迫使大失所望的太宗说：“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导致 其拜相后的第一次被贬黜。
寇准第二次拜相后于毕士安共事。在此期间，他把自己 的名字与“漕渊之役”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建立了不世功 勋。逾渊之盟缔结后，他修养不足的欠缺日益突出，成功后 的“自矜”，皇帝的信任倚重，“守正疾恶”的行事风格, 令其“不为流俗所喜”，得罪了不少人。这次，寇准在官吏 升迁之事上，力度比从前更大更猛，不按规矩出牌，弓I起了 同事们的不满。于是，“小人日思所以倾之。”诬告寇准的 事情接连发生，多亏毕士安挺身而出“力辩其诬”，才将事 态平息下来。身为燮理阴阳、调和鼎鼐的宰相，他好善恶恶 的性格过于鲜明，无形之中将许多人推向对立面，硬是自己 把自己孤立了。其第二次被罢相，固然与奸臣王钦若的谗构 离间分不开，恐怕也和他不按规矩办事、人事关系紧张有关。
寇准第三次拜相后与王旦共事。尽管王旦上任之初，真 宗就向他指出了寇准“多许人官，以为己恩”的缺点，但他 还是十分敬重寇准。没想到寇准复出后几次在真宗面前揭王 旦的短，而王旦却浑然似一无所知，经常在真宗面前嘉许 之。不久，他因厌恶三司使林特而掺和河北地区交纳税之 事，引起了真宗的严重不满而第三次被罢相。解除其宰相职 务前夕，真宗和宰相王旦之间有过一段关于寇准的对话。真 宗认为寇准“刚忿如昔”，王旦认为寇准的短处是“好人怀 惠，又欲人畏威”。由此可知，寇准虽然光彩照人，忠勇可 嘉，但作为宰相，身上的毛病是很多的，也是很明显的。性 格的缺陷，修养的匮乏，虽然难遮其忠勇、才干和功业，却 也足以使之蒙尘。
寇准第四次拜相后与丁谓共事。正是丁谓这个寇准一向 十分器重的人，造成了其晚年的不幸。仔细思量，丁谓虽然 是一个狡诈奸猾的小人，但对其却一直敬重有加。他们两个 联手创造了 “溜须”的典故，亦因此而终结了多年的友善关 系。就那个经典的“溜须”故事而言，考其初衷，丁谓之溜 288 寇准之须，只不过是他们之间一向交好甚密使然，至多不过
■ 有些许取悦他的因素在内而已。他的那句不经意之言，固然
反映了二人的亲密，而更多的则是折射了其出言的轻率。他 的第四次罢相随后便发生了，•且厄运直到老死也未终结。其 晚景悲凉固然与丁谓的构陷有关，也与其过于托大、过于放 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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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性格修养上的缺憾，寇准自己心里是否清 楚呢？
史节中津津有味地记载了发生在张谏和寇准之间的那个 故事，似乎是向人们说明，寇准心里对自己的缺陷是很清楚 的。你看，当寇准遵照张诔的话翻看《汉书•霍光传》至 “不学无术” 一语时，便恍然大悟般地笑道：“此张公谓我 也。”但是，后人却从这个故事中有了不同的领悟。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宋论》卷三中，曾专门就此进行 评论，指出：寇准表面上的恍然大悟，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醒
悟。“夫岂知其悟也，正其迷也。”接着，又分析了 “径” 和“术”的区别。“术之为言，路也；路者，道也。《记） 曰：'审端径术疽 径与术有辨。夹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径， 其共由而正大者曰术。摧刚为柔，矫直为曲者，非术也 寇准由于不懂得径和术的区别，“乃惩刚直之取祸，而曲挠 以祈合于人主之意欲”，不仅方法不对头，而且路数也不正。 所以，其所谓的醒悟，正是其痴迷的表现。
王夫之进而对其分析道：“怏怏于用舍，一不得当，刑 方为圆，扬尘自蔽，与王钦若、丁谓为水火，而效其尤。夫 且曰吾受教于张公而知数矣。惜哉！”此言堪称入木三分、 一语中的。寇准在中国古代官场上，无疑是个异数。能在太 宗、真宗手下为臣，能和吕端、李沆、毕士安、王旦这样的 名相同朝共事，且得到他们的关爱、提携、包涵与支持，是 其幸运，也是他能够一展其长才的前提条件。或许，比这些 更重的，是北宋早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时势造英雄 寇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作为一个具体的个性存在，寇准是令人羡慕的；作为一 个政治家，寇准是不成熟的；作为一个人生旅途中的修养 者，或许寇准压根就不懂得这一套，压根就不学不这一套。 品味寇准，不由得想起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神曲》里的箴 言：
我一意孤行，笑骂由人。非但不加申辩，而且充耳不闻。
倘若寇准对苦涩有某种偏好，对人生亦作如是观，后世 诸君又当如何？
站在国学的门槛外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在天地 之间走了一回，留下了不少自己的印记，但世人印象最为 深刻的，恐怕还是这句“先忧后乐”的名言，还是这句名 言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一定意义上说，走近范仲淹，就是走近中国古代所不 遗余力推崇的士大夫精神，就是走近中国儒学、儒教，就能 做到真正从本质上把握儒学与道学的区别。
在范仲淹身上，充溢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 夫情怀，着实令人景之仰之。这种情怀虽然在古代官员身上 很少看到，但确是古代道统的精华所在。用一句通俗的话来 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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