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福抢跑雷军二十五年

电动车大战，各路英雄的来路大不一样，最典型是雷军和王传福，一个互联网旋风，一个土包子老牛，关公战秦琼，非常有意思。其实每个人都是别人的镜子，如果单独看一个人，怎么都觉得完美，可一对比，就能把人看透。

12年前，雷军创立小米的哲学是顺势而为，这个“势”就是乔布斯引领起来的互联网手机，今天造车也依然是顺势。但王传福不一样，王传福是要成为“势”本身，他造自己的势，不趁别人的势。

雷军总结过，小米本质上是一个效率企业，能够做到“人有我好”，“人有我快”，“人有我省”。但比亚迪做的是“人无我有”，因为王传福最初创业时就说，“要把命握在自己手里”。

创业千山万里，千难万险，但其实有时候结果一早都注定了，高手相争一剑封喉，往往就在一句话上面。

1

风光的时候，可以看出人做对了什么，而颓废的时候，可以看出人做错了什么。

2020年如日中天的时候，华为手机一度占半壁江山，可一旦美国翻脸，芯片断供，马上跌入谷底。就算华为，也没有把命握在自己手里。

上面这条崩塌的曲线，又一次血淋淋的证明，来自对手的最大尊敬，就是赶尽杀绝，如果还让你上蹿下跳，那是你还不够强。

今天的手机业处于“四连杀”。没有创新，增速降低，甚至负增长，导致市盈率降低，是第一杀。大家杀价抢存量，利润降低，导致市值崩盘，是第二杀。优秀人才流失，被高增长掩盖起来的管理矛盾爆发，是第三杀。接着创新能力和服务意识降低，人心背离，是第四杀。四环相扣，形成循环，将整个手机业拉入谷底。

即便如此，苹果还是稳当得很。最近这个季度，小米收入同比减少9%，苹果增长8%，小米净利润减半，苹果微增1%，至于运营利润，小米开始亏损。

当年某大佬说过，“乔布斯有一天也会死，所以我们还有机会，我们生存的意义就是等着他挂掉。”

可乔布斯挂掉11年了，其他人依然翻不了身。苹果无可替代的那个优势，其他人竟然无一可以弥补。都说苹果多少年没创新，可人家还是牢牢统治高端市场，一家赚走了整个行业绝大部分利润。

苹果是智能手机的开创者，做出了从人机交互到应用商店等等一系列的原始创新，如果说小米们是随风而起的猪，那苹果就是台风，一股内力，刮起一阵十几年的风。

苹果一直坚持垂直整合，独裁封闭。要做最好的软件，必须自己做硬件，反过来也一样，如此保证最顺畅的使用体验。苹果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到应用商店的一系列核心，全部自己研发设计，绝不受制于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自然赚走绝大部分利润。

乔布斯的遗产撑了11年，还可以傲视天下英雄。今天苹果收入是小米的9倍，利润是70倍，市值是60倍。我们年年月月所做出的这么多创新，实际打起来都只是战术级的，都只是高通芯片和安卓系统、以及韩国面板的马前卒。而战略级的创新，11年前就定下了。

以战术的勤奋掩盖战略的懒惰。硬件、软件、互联网的“铁人三项”，真正做扎实的有且只有苹果。我们做铁人三项，只是组装，人家做铁人三项，从芯片和系统开始。我们在手机上做的事，虽然创造了很多流行术语，但跟PC时代的联想并没本质区别。

手机业这个通病，放到小米身上，最大的后遗症就是被逼着去造车，手机是鸡肋，造车才能吸引到廉价的资本和最优秀的人，以及群众的注意力，这三样能续命。

但造车跟当年造手机的状况完全天地悬殊，当年小米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往无前的热情，完美占据先机，不怕大家伙。而今天的小米自己是大家伙，却错过了先机，雷军本来想退休，却又不得不赌上前半生。

2

电动车大战，蔚小理在内的“互联网造车派”，打爆款、流量思维、搞粉丝团，都是小米的门徒，只有土包子比亚迪才是苹果式的造风者。

比亚迪从95年开始造电池，已经27年，电池对于电动车，相当于芯片对于智能手机，另一家造电池的宁德时代，被称为电动车的高通。比亚迪从03年开始造车，已经19年，包括电机、电控、发动机，几乎所有关键部件，都自己研发。

比亚迪和特斯拉是全球新能源汽车第一第二，两者合占30%，而恰好这两家都是坚定的垂直整合，其他都是组装。特斯拉前董事会成员卫思力说，比亚迪是目前特斯拉唯一一个真正的挑战者。

何小鹏不久前说，造车后才知道，互联网太容易了，只要有一个长板就行，造车链条太长，一个短板都不能有。蔚来这两年也变了，电池、芯片等等都要自研，甚至还要做手机。

87年，王传福21岁上大学，学的是跟电池相关的物理化学，研究生也是研究电池，第一份工作还是搞电池，95年，日本企业淘汰落后的电池生产线，大哥大兴起，于是王建福开始创业。

当时电池是日本人的天下，王传福去日本看生产线，一条镍镉电池生产线要几千万，一间全自动化、全干燥的锂电池工作室要几十亿，全世界都认为，电池就得这么才做得出来。但王传福只有表哥投资的250万，日本人说，你们中国人干不了这个，回去吧。

王传福认识到，走别人走过的路，就是死路。

没钱但要创业，王传福的土办法是，自己动手制造生产设备，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由人工完成的工序。这样算下来，一条日产4000个镍镉电池的生产线，只要100多万人民币。

比亚迪后来建成了上百个这样的车间：在一条六十米长的流水线上，密密麻麻坐着四十个工人。他们穿棉布工作服，坐在常温车间里，每个人手边都有一种夹具，能准确地完成点焊、检测，手上动作以秒计算，十几条生产线组成的车间拥挤而杂乱。

生产线上所有非标准自动化设备，都是比亚迪自己研发制造，每道工序分解成若干工位，由全世界最廉价的工人和几块钱做成的夹具来完成。

而在日本，工人们必须穿好净化服，经过淋浴吹风后走入宽敞明亮的真空车间，每一条生产线上都配备了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一条线上仅需要几个工人。

当时日本的电池产品都是在纯干燥室里面做出来，王传福没钱，就在配方上想办法，加一种能吸水的药剂进去，过程中直接把水吸掉了。

如此，比亚迪生产出了比索尼、三洋便宜且品质更高的手机电池，成为诺基亚、摩托罗拉的第一大供应商。

这个从零到一的故事，基本涵盖了比亚迪的几个基本打法。

第一个，王传福绝不妥协，“不要惧怕技术”，“一切专利都是纸老虎”。所有技术都是人做出来的，日本人是人，美国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人，而且更能吃苦。这种态度，即使放到今天都未必是主流。

9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企业自觉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在全球产业链上，中国企业的角色分工就是世界工厂。进口昂贵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支付不断上涨的专利费，依靠低廉的劳力、土地和不断压缩成本，让便宜货行销全球。

“技术恐惧症”弥漫在中国实业界，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们聪明地转战更加暴利的领域。段永基、尹明善、梁信军要联手去非洲采金矿，刘永好、鲁冠球、李如成热衷于银行证券公司的股权，康佳、波导、海尔投身房地产。

市场派、资本派和管理派轮番占据主流，技术派处于边缘。柳传志曾经比较联想和华为，“我做研发，都是先把积累做好，水到渠成往前走，这个做法相对任正非要慢些。就像爬珠穆朗玛峰，陡峭的南坡达到顶峰更快，但北坡比较平滑。任正非敢走南坡，使我对他充满敬重。”

第二个，人海战术。比亚迪成名后，日本人西方人第一次来参观，感到“害怕”，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造电池，造手机。王传福说，我凭什么？凭的就是人，几十万的劳动大军和几万的聪明工程师，这就是我的资本，它比几百亿的市值更可靠，不会忽高忽低。

毕业一两年的大学生，在比亚迪就可以研发攻关，王传福不迷信海外专家，很少去外面高薪挖角，喜欢培养毕业生，说中国有这么多勤奋聪明的人，是上帝的恩赐，如果不把这些人用好，其他都谈不上。

人工加半自动生产线，能弥补全自动化设备的缺点。一套1000万块电池的生产设备，比亚迪三个月内能造好，而日本企业从引进自动化设备到调试完毕，至少一年。人工介入随时可以改，全自动化生产线会批量出错。

第三个，成本低。比亚迪的半人工半机械手，成本只有日本流水线的40%，当年三洋一块锂电池成本4.9美金，卖10美金，而比亚迪成本1.3美金，卖3美金。

后来一路做到车，都是这个路子。06年丰田把热卖的比亚迪F3买回日本总部拆解，惊讶的是，这些车价格不足丰田竞争车型一半，也是在一排排人满为患、人工与半自动线相结合的车间里造出来的。

在汽车制造的焊接、涂装、总装等几个工艺上，共有2000多个设备是比亚迪自己研发制造的，在电池工厂里，60%的生产设备是自主开发的，其中很多都是完全的原创。

一款车的设计给欧洲做，在07年至少2000万欧元，但比亚迪自己做，成本1/4不到。2000万欧元相当于2亿人民币，可以养一个庞大的工程师队伍，他们不仅造车，还可以造其他东西。

10年，小米要造手机，跟高通签了一摞合作协议，这使高通把小米当成铁杆，成就了小米的旋风速度，但也断了一个念想。

95年，日本人用天价生产线把王传福的路堵死了，却成就了另一种可能。如果日本人把王传福当成小弟手把手扶持，就没有今天的比亚迪。

3

王传福这个人，脑袋里没有教条。

“定位”之父艾·里斯在2010年点评比亚迪，“最好做一个业务，不要做两个，现代商业最重要是聚焦。”雷军的互联网七字诀里有一样是专注。但比亚迪绝对是一个不专注的公司。

做电池，做IT零部件，做手机组装，做燃油车，电动车，做轨道交通。做To B，也做To C。做自有品牌，也做代工、组装。几乎涵盖所有业态。

王兴说，太多人关注边界，而不关注核心，是核心决定了边界在哪里。巴菲特和芒格素以边界感和克制著称，其实，他们从来没说过伯克希尔投什么行业不投什么行业，他们划出的边界是‘懂’和‘不懂’。

王传福的核心就是技术。“别人做多元化，90%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比亚迪干一个成一个？因为我们过度重视技术，反而觉得技术是很容易的事。”

王传福要造车被很多人笑，股价被基金经理抛盘砸掉了快1/3，但他说，汽车就是一堆钢铁零件，完全没有神秘感。那时王传福一上飞机就看汽车的书，看多了，就知道汽车是一个做了100多年的传统产业，是一个低科技产业，就是一堆零件的排列组合。

王传福要求，比亚迪任何一个管理者都要有一种舍我其谁、一定能赢的勇气，“不要对技术有恐惧，别人有，我敢做，别人没有，我敢想。”有一次王传福梦中出现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竟然真的为一个研发难题提供了思路。

从技术的角度，多元化有其优势，不同产业是互通的，可以融合，1+1不止大于2，有时做得好能大于20，无限的创新就从整合当中出来的。

互联网七字诀里还有一个快，但比亚迪又是一个慢公司，互联网势力造电动车是2015年以后，比亚迪是从03年开始，提前了12年，如果从造最核心的电池开始，提前了20年。

不满足于组装，而是要把电池、电机、电控到芯片、混动发动机都搞透，一定是慢。电动车什么时间爆发，最大取决于我什么时候把成本降到足够低，续航足够长，开起来体验比得上燃油车，这股台风是被我掀起来的。

在高科技制造业谈互联网速度，只能是搭便车的速度。

核心零部件自研自产，在疫情供应链波动的时候，可以不受打扰。而组装商们只能四处出击，或者干等，上不了量，成本还会暴增，平时10美金的配件短缺时可以涨到200美金。

某些很难突破的技术如IPD底盘，博世一家全球市占率是90%，比亚迪是博世靠前的保供对象，但即便如此，比亚迪的IPD也是经常断货，不过现在据说也自研成功了。

搞核心研发，前面慢，冲破临界点，后面就快。互联网思维，上手快，但芯片和系统在别人手里，人家让你快就快，让你慢就慢。

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其实一切互联网思维，在核心技术壁垒面前，都是纸老虎。

早年做手机代工，王传福只看得起富士康，即使世界500强伟创力，也跟大部分手机组装企业一样，把引进一流生产设备、建设现代工艺流程作为核心能力，如此，并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

制造业的命门，王传福认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整合能力。比如手机的生产分三个部分，顶端是设计，中间是组装，下端是零部件，绝大部分企业只做组装，而大部分零部件要采购，设计方案也依赖于厂家提供，他们的利润才是必须优先保证的。

做电池的时候，王传福尊敬东芝，有核心技术，不止是渠道，也不止是组装，或者贴牌，这样的企业上得快，垮得也快。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人无我有”，如果我垮掉，很多企业跟着关门。就像今天的宁德，它关门了，很多车就出不来了。

但垂直整合没有被王传福死守成“教条”，这个东西会产生大锅饭，会导致封闭。比亚迪给诺基亚做过代工，王传福常说，不要重复诺基亚的失败，这家巨头倒掉不是因为质量和管理，而是输在生态上。

16年比亚迪开始在内部市场化，在企业文化中加了一条“竞争”，让各部门走出去体外存活，分两步，第一步，“赚比亚迪的钱不叫本事，赚其他车企的钱，才叫本事。”后来拆分了包括电池和半导体在内的五家子公司，电池的潜在客户包括所有车企。第二步，“光把产品卖出去还不够，把企业卖出去，上市，才是真本事。”

如此，比亚迪相当于苹果加高通的合体。

雷军是猎手，猎手的心就是顺势而为，寻找老虎，一箭毙命。雷军早年也死心塌地做软件，可惜运气不好，盗版太严重，后来软件被互联网化了，雷军就此认定大势难违。后来做游戏、做B2C、做米聊、做手机，都是在借势，但要么中途放弃，要么做不到第一，势尽也无力回天。

王传福是农民，自己把种子埋进去，浇水，施肥，等待，一旦长出来，收割，完全是自己的。其实王传福也是顺势而为，新能源是一个百年大势，但不同的是，他是要自己把东西种出来，不会跟在人后捡现成。

这些年，雷军常在风口浪尖，说过很多豪言壮语，“《硅谷之火》让我想做一个伟大的人”，“我要用未来十年和微软来一场豪赌”，“金山离一个伟大的公司越来越远”，“绝不做一家半死不活的中庸企业”，“活着就是为了科技报国”，一种强烈的“勇于伟大”的情结。

王传福的感觉不一样。做电池，因为他看到石油会污染，会枯竭，新能源于国于民都是必须，而电池就是把清洁能源存储下来再利用的最关键节点，王传福要做的是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不会有雷军那种，跟互联网擦肩而过的刻骨铭心的痛。

“勇于伟大”和“潜心做事”，自然不同。

4

芯片的芯，下面是一个心字，芯片和心态，都是最难做的，又都是有决定性力量的。

中学语文老师常常讲，玉不琢，不成器。石头怎么磨都磨不成玉，但一块上好的玉石，也必须要打磨才能够现处真身，发出光彩。成大事的人，在生命当中总会有一段磨心的艰难时光。

乔布斯曾被苹果赶出来，他说那是发生在他身上最美好的事。雷军在金山15年左右艰难，走钢丝，从金山离开后的三年，苦闷迷茫。任正非在创立华为之前，离婚加失业，旁人眼里的loser。

66年王传福出生在安徽一个农民家庭，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家十口人靠父亲做木工过活。

十三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庭没了顶梁柱，五个姐姐先后出嫁，妹妹送给人寄养，十八岁的哥哥王传方退学工作，扛起养家的责任。王传方帮富人家耕地除草、带孩子、洗衣服，几乎什么都做。

这时候整个家里，只有王传福一个人在读书，希望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心里开始有一条信念，“永远要比别人做得好”。

两年后王传福十五岁，准备考中专，因为当时中专可以分配工作，但母亲在当天突然去世，王传福跑回家也没见到最后一面，因为缺考了两门，只能继续读高中。

父母留给一对兄弟的全部财产就是四间茅草房，王传福每日沉浸在学习中，以此忘掉痛苦和孤独，也渐渐养成了独立、强势的性格，“我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支配。”

王传福看到哥哥的辛苦，也想休学工作，哥哥一直说：“再苦再累，卖房也要读书，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他要求弟弟考上大学。

母亲去世那年，大嫂张菊秀嫁进了门，是跟哥哥打工时认识的，她身上有中国传统妇女的贤良淑德。王传福的高中三年是家里最艰难的时期，大嫂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为柴米油盐发愁。

王传福从高中起住校，每周末回家向嫂子取10元的生活费。有一次家里实在没钱，嫂子在村里挨家挨户敲门，最后借到不到5元的散票子。哥嫂承担学费和生活费，直到研究生毕业。

王传福上大学那天，哥哥把结婚时带的一块“上海牌”手表送给他，嫂子卖了自己的嫁妆，一对金耳环，给王传福交学费。哥嫂又搬家到长沙，就近照顾这个弟弟。

长兄如父，哥哥也教王传福做人，要勤俭节约，要有志气，尽量花自己的钱。兄弟俩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没到嫁出去的五个姐姐家里过一个春节。到今天，王传福和哥嫂两家住门对门，生活上互相照应。

芒格说，“王传福的哥哥是英雄，牺牲一切来培养这个天才弟弟，这就是责任，是儒家精神。”

到这里就明白了，一个人如何有那么大的心力，死死坚持“命要握在自己手里”，做一个事情几十年初心不改，因为这个人小小年纪就几次生离死别，却无比幸运，受到真心关爱，从地狱里爬出来。

大悲大喜，至阴至阳，不就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