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优质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导致红包盛行，破坏了社会对医生的基本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优质医疗资源的严重短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决策层也感受不到填补这一关键短板的紧迫性。
在我的青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全国只有少数人享受免费医疗，国企和集体企业职工享受有限医疗保险。其他大多数中国人需要自己支付医疗费用。由于全国贫困，大多数中国人生病后都用硬肩膀，很少去医院就医。如果得了绝症，基本都是死在家里，导致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长期被掩盖。少数人公费或通过医保去看医生，原有的医疗机构(除了北京、上海等少数有全国疑难杂症患者聚集的大医院)基本能满足看病需求，医生没有创收压力，甚至不用加班，所以医患关系普遍和谐正常。
这种变化始于1984年之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乡镇企业方兴未艾。人们开始富裕起来，医生数量急剧增加，医疗资源短缺开始暴露出来。和尚多粥少，于是很多和尚为了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开始给粥发红包，很快就成了常态。提交人回忆说，从那一年到去年，虽然几个亲戚和直系亲属仍然在医院工作，但在过去的20年里，每当他们遇到家人看病时，他们甚至会配牙齿，即使亲戚中的医生已经提前配好了桥，他们仍然要发红包来表示感谢。对方虽然会礼貌的收红包，但是收了就放心了。
可以说，病人发红包起点不同，但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自愿的，出于对医生真诚的感谢。从长远来看，医患关系不再是相互信任的救死扶伤的关系，而是一种已经改变的金钱关系。这为今天医患之间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埋下了祸根。到目前为止，经过媒体和网络的广泛传播和炒作，几乎所有的患者，无论说什么，心里都对医生有成见和看法。因此，每当发生针对医生的医疗暴力时，施暴者往往会得到同情，而受害者则很难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同情。
另一方面，医疗卫生管理部门深知医生普遍接受红包，知道医生不信任病人的症结所在。导致他们对处理医疗暴力事件信心不足，进而客观上纵容医疗暴力盛行；
二、贸然放弃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统一生产、经销和销售。
市场化改革前，国家实行药品、医疗器械、医疗辅助材料的统一计划生产、统一销售和分配，医院按照国家规定的价差调剂药品。这种做法有三个核心环节。一是药品在行政许可计划下生产，质量由政府控制，出厂价格由政府指定；第二，国家在省、市、县三级设立了国有医药公司，并计划按大区域(如华东、华北)分配生产的药品。各级批发价差也受国家限制，各级药企都是非营利性主体；第三，各级医疗机构，大大小小，都是皇帝出钱，不需要用药养自己的医生来解决生存问题。这样，虽然被批评为制度僵化，但基本上保证了中国没有假药，更不用说医药暴利了。整个药品生产流通体系基本保证了药品价格的质量、需求、合理配置和普及，不存在药企之间的恶性竞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整个医疗体系的泛市场化改革
从长远来看，已经得出了六个连续的结果。第一，大部分患者吃不起药，做不起手术。第二，医药代表成了社会腐败的新行当。几乎所有的医生都以不同的形式吃药厂或者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回扣；三是各级药监部门成为药企行贿的重灾区，导致药监官员成批倒下，甚至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被拉出来吃枪子；四是大处方和各种变相大处方盛行；第五，假药和劣质医疗器械伤害患者；六是医疗质量基本缺乏保障，医疗卫生事故频发；
这样，整个社会的病人乃至非医务人员对医务人员的仇恨进一步积累和发酵。当他们遇到火星时，医疗暴力之火被点燃，并相继出现。当然，医疗卫生部门对此心知肚明，也想清理一下。但是药品和设备给医生的回扣，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因为很多近亲都是医生，作者说每个人都有一份，这绝不是夸张的猜测，也不是故意渲染的)，只是因为程度不同，最后很难怪到大众。只有当一些医生真的不讲理，被媒体抓住，确凿证据被曝光，医疗卫生部门才勉强处理一些倒霉医生的痒处。
因为医患关系异常恶化的根源比人们想象的更为隐蔽，而现有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流通体系和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壮大和固化，虽然实践证明这种完全开放甚至放任自流的体系显然不适合国家目前发展阶段的国情，现在很难推倒和重塑。要恢复相对和谐的医患关系，创新的范围和难度远远超出了新医改所能承受和覆盖的范围。由此不难得出一个无奈的结论。短时间内，比如2020年之前，新医改一期结束，不可能真正改善医患关系。
既然如此，鉴于医疗暴力事件日益增多，除了采取根据病床配置安保、在机场设置安保仪器、加大打击医疗暴力等措施外，还不如要求媒体暂时远离医患暴力报道，假装没看到。这样也许可以减少一些愤怒的病人从治疗暴力的人那里学会走极端的需要。特别是，媒体应避免以情绪化的语气报道医疗暴力。但是，媒体不能完全袖手旁观。对于政府打击医疗暴力的正面典型案例，要集中火力，加大覆盖面。
虽然医生群体的形象不好和自身的不成功有关，但是每个人都有必要去看医生。如果医生整体处于懈怠状态，最后倒霉的还是我们的病人！作者说，有官方统计：近年来，全国每年毕业的医学博士、医学硕士、医学生、医学院校、医学技术、医学工作者人数为60万，但实际每年执业医师人数不足六分之一。而实际执业医师的比例仍以每年1%-1.5%的速度递减；只有缓解医患矛盾，医生才有安全的环境，才能回归医疗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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