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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决断制度的制约机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因此劝谏制度 是对决断制度的有机补充。在中国古代决策体系中，除了君王、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决断权外， 将帅在战争中也享有很髙的决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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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劝谏已成为决策中常见的 现象，许多思想家、政治家还将其看做一种社会责任。公孟子曾对墨子 说：“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墨子指出，对于“事上竭忠，事 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的仁人，可以“击之则鸣，弗击不鸣”，
但“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 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即国家危急关头，不敲不 鸣，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强调君子要有劝谏的责任感。
公元前484年，吴国准备进攻齐国。出兵前，越王带着使臣及厚礼前 来朝见吴王。吴王和他的大臣们都得到了厚礼而皆大欢喜。惟有伍子胥担 心越王这样做是有意助长吴国的骄傲之气，于是劝说吴王放弃进攻齐国的 打算，调转矛头进攻越国，彻底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可是吴王夫差被胜利 冲昏了头脑，一意孤行，不听伍子胥的劝告。后来，吴国被越国吞并，吴 王夫差做了俘虏，上吊自杀。这则谏而不纳的实例，说明劝谏是避免决策 失利的重要手段。秦汉以后，劝谏成为一种制度存在于监察系统中。谏官 对上只有规劝的责任，对下则起监督的作用。唐宋以后，谏官从监察系统 中分离，劝谏成为专职。其职能范围虽然变小，但其决策中的作用增大。
例如，唐代在具体的监察机构设置上，御史台和谏官机构分置，相应地， 唐代的监察官也就分为台官和谏官。台官和谏官的职责有明确分工，“御 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掌规谏讽谕，凡朝政得失，大臣至百官，
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当，皆得谏正”®。因其职责重大，台谏官 的选任备受统治者重视。为了保证有一支高素质的台谏官队伍，唐代还制 定了一系列较为完备的选拔标准和条件，并将这一制度与科举选拔制度相
结合。谏官的地位在唐代很高，唐太宗曾下令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员人 阁议事，谏官均随其参与决策，随时论谏。此时谏官的作用显而易见。如 贞观初年，岭南诸州反叛，唐太宗欲下令征讨，经过魏征再三谏争，终于 停止了南征之举。唐太宗具有纳谏与兼听的雅量，遂使魏征成名。相反， 专断的皇帝喜欢阿谀奉承，不爱听逆耳忠言，如隋炀帝曾以判死罪的办法 对付进谏之官。可见决策中的劝谏虽然已成为一种制度，但因时而异，其 作用在专制制度之下非常有限。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这种 “特权”的体现。从根本上讲，这种特权仍是君权和皇权的延伸。所不同 的是，这种特权一旦授予将帅，他们就有权在危急关头决断而不受君权或 皇权的约束。孙子受吴王之命训练宫女，在三令五申之后，两名嬉笑的宫 女队长将被孙子斩杀，吴王虽然反对，但仍不能阻止军法的执行。后来在 战国初期，司马穰苴在军中斩杀齐景公的宠臣庄贾，体现了“国容不人 军，军容不入国的古老原则。容是指礼仪、法度。国容重在礼让有度， 军容重在威而有信。君命有所不受，既是战争的需要，也是军威的需要。 将帅的这种决断权，对于充分调动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及时抓住战机具 有重要作用。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决心在漠北与匈奴主力决战。命卫青率四将军 和5万余骑出定襄寻求与左贤王所部决战。命霍去病率5万精骑，出代郡 寻求单于主力决战，另有步兵数十万掩护辎重在后跟进。
卫青出塞后，从俘虏那里意外得知单于所在地，当机立断，放弃寻找 左贤王决战的意图，率精兵直逼单于。在漠北两军相遇。单于严阵以待， 卫青立即命武刚车构成环形车阵，并以5千骑应战。双方激战至黄昏，大 风骤起，扬沙击面，两军互不相见。卫青乘势派骑兵从左右两翼对单于实 施包围，单于只率数百壮骑出逃。最后卫青率主力顺利进驻匈奴后勤基地 贺颜山赵信城。补充军粮后烧毁余粮，凯旋而归。此役歼敌1.9万人，取 得了漠北决战的关键性胜利。卫青临敌决断的高超指挥艺术，成为“每出 辄有功的主要原因。“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在战时是否能得到充分体现，关键在于帝王 个人的素质。西汉前期名将周亚夫，于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等 待回击入边的匈奴，部队屯兵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渭水北岸），军令严 整，文帝欲驱驰而入，因不合营中军礼，守备的士吏不准文帝的车队驰人 营门，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文帝不但不指责，反而称赞周亚夫 为“真将军”®。景帝五年（公元前154年）周亚夫率军平定吴、楚之乱，
不到3个月即平定叛乱。周亚夫军事才能的充分发挥，与西汉相对独立的 将权制度有密切关联。
将帅在战争中的决断制度，随着各代由盛转衰，特别是在封闭、独裁 的官僚体系下，往往难以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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