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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的实现，对于农耕文明来讲，除了富国强兵之外，控制其战略 要地，相当重要。商代与后来的元、清，在战略上十分相似。军事上的强 势地位使他们防守的意识淡漠。商都没有城墙，元、清不修筑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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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 们却很重视对都城的选择。商在殷建都，找到了既便于控制四方，又适宜 居住、发展的理想位置；清取得全国政权后，并没有把都城留在黑土地， 而是与元一样，以今天的北京为都，实现了战略上的平衡而非地域上的平 衡。古代的都城，更注重其军事上的战略价值。即统治中心一旦建立，经 济文化中心随之而来。大运河的南北贯通，就是封建社会后期为了平衡南 北经济上的差异所做努力的成果，体现了经济服务于国家战略大局的观 念。但值得人们思索的是，商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开创者，而元、清则是游 牧民族入主中原。实际上他们在战略上的趋同并不在于他们的身份，而是 他们超强的实力。当然，仅这点远不能解释商代在战略布局上的构想，的 确他们的决策风格，是后世政权所不能企及的。周人以弱胜强对商的胜 利，打开了另一扇战略谋划与决策的窗口，从此开创了中国传统战略思维 的另一极D
盘庚迁殷对后世最大影响还是“中心”文化内涵对民族心理的培育。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这不能不说起始于商人对统治中心 不屈不挠追求的实践。这一传统作为中国战略文化的源，一直贯穿于历史的 长河。从而由此衍生了最初古人对世界的朴素看法，即“中国”就是“世 界”的中心。今天看来这似乎很“幼稚”，其实不然，因为世界本是一个发 展的概念，即便我们知道今天地球的概貌，但对整个宇宙而言，我们所认识 的世界，仍是局部的，甚至是微小的。这样也就不会认为古人最初对世界的 认识是那样的浅薄。恰恰相反，我们今天依然在寻找世界的中心，并以此决 策确定我们的战略。当然这不再是“盘庚迁殷”式的以具体都城的方式显现 出来，而是以一种柔性的、灵活的、多变的国家战略模式体现出来。
今天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面对整个世界 的变化，国家作为一个分子融入其中，体现了现代国家发展的新趋势。正 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弱化、利益强化的双重矛盾现象出现了。这一历 史进程虽说是在更髙文明与技术的前提下发生的，但寻求国家战略平衡的 目标依然存在。这个平衡点，与商人寻求统治的中心没有本质的区别。所 不同的是，今天在维护这个平衡点时所采用的手段是多样化的，但军事上 的均势或制约能力依然是其他因素所不能替代的。这便带来了千百年前所 未有的巨大变化，军事战略的重心随着国家经济利益的重心一起迁移，从 而实现两个重心的重合，以保障国家的安全与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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