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清洛装企签单店面管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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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最难得的就是有一颗淡定平静的心，尤其是在别人犯了错的时候， 能够平静对待更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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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领导人也难免一时冲动、头脑发热，办出一些 事后会后悔的事情。可能有些办错事的人并不是存心的，也并不是不可饶恕的  就应该给他们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特别是对那些有培养前途的人才更应该如此。

平定天下之后，李世民知道官吏中收受贿赂的人不少，觉得应该加以制止。 于是大臣萧璃就向他提建议，派人私下里拿上府库的绸绢去送给官吏，看谁收  受。果然有一官吏收了两匹绸缎。李世民就非常愤怒，下令把这官吏杀了。吏  部尚书裴矩向李世民力谏：“做官而受贿，是该死罪。但这位官吏受贿却是陛下  派人所为，就是有意陷人于法也，这恐怕不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个原 则吧!”李世民听了裴矩的谏诤之后，马上悟到自己的失误在于这样一来，实际 上是表明，他对天下之士没有一个信任的，这将导致君臣之间相互猜忌。于是  深为悔悟，并召集文武官员五品以上者，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并说：“裴矩能当

官力争，不面从于朕，倘若每事皆然，天下何忧不治?”

后来，李世民的旧臣长孙顺德接受了别人所馈赠的绢，被李世民知道了， 就很惋惜地说：“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就会共享府库中的财富，为何  贪于收受贿略呢?”因为这个人过去有功，李世民不想加罪于他，免了他的死

罪，并在朝会的时候还赐给这位大臣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就非常不解地说：

“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为什么还要再赠给他绢呢?”李世民就说：“如果这 个人还有人性的话，那么他得朕赏赐所受到的羞辱就比杀他还令他难受。如果 他得了赏赐还不知道要为自己的作为惭愧，那他就如禽兽无二，杀了这样的人 又有何益呢?”李世民这样对待人的办法是足以对所有人都起到教育和感召作

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错误，就不应该掩盖了那些犯错之人的功劳。人才难得， 不能因为一点点小错误就埋没了一个人才，那样实在是得不偿失。作为领导人 要摆正心态，不要苛求完美，谁没有个犯错的时候，自己肯定也有办错事的时候，管理下属还是要以安抚为主，以惩罚为辅。

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下令将论述曾静造反的案子的所有文件编在一起，集 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书中，雍正帝接受曾静这个反贼的挑战，将曾静所写 的无法无天的观点，逐条摘出，加以批驳。书中收入上谕十道，曾静口供四十 七条及其认罪书等。曾静在认罪口供里说，雍正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兼得 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是个好皇

帝。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实际又成了为雍正嗣位及初政作宣传的书。

雍正将该书颁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让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如果有不知道

该书的，发现后，就拿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

如此编书发行已是一奇，古来罕见。而最奇的是在处置曾静、张熙二犯的

问题上。

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不仅曾静本人应被凌迟处死，而且应诛连全 族。雍正帝则力排众议，别出心裁。他不顾群臣的反对，不但没有杀曾静、张 熙，反而在十月将他们免罪释放，还宣布将来子孙也不得因为他们诋毁过皇帝

而诛杀他们。

处理的原因据说一是岳钟琪为明了投书真相，曾同张熙盟过誓，不能让这个 国家重臣违誓失信，所以应宽免曾张二人；二是雍正认为：曾静“并无反叛之实

事，亦无同谋之众党”。要不是曾静自行投首于岳钟琪，“使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

呈露”,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析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晚

之?”“即此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

雍正的意思是，正因为这曾、张二人投书，才获知制造谣言之人为阿其那、 塞思黑两个太监，追出元凶，通报百姓。这样看，曾、张二人不但无过，还有

功劳!

于是，雍正还让这对儿照惯例应当被砍头的师徒做“反面教员”,前往江 浙、陕西等地，随时现身说法，以宣传《大义觉迷录》一书和雍正皇帝的英明

仁慈。

雍正的这一判决结果，真让满朝文武为之惊讶。

以帝王之尊同一介谋反书生大辩论， 一年后又将涉及皇室丑闻的材料集结成书公布于全国，不久又将服输的叛逆者释放，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是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的奇事。

如果有人办了错事，损害了你的利益，正是表现你气度的时候来了。原谅 他们，将他们做的错事拿来一一分析，教育其他的人，让他人引以为戒，并安

抚办错事的人，告诉他们没关系。这样不仅能将你受到的损失降到最小，还能

提升你的形象，赢得人心，实在是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