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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人和管理方面， 一向有两个根本原则， 一是有恶必罚，二是有功必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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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赏有罚才是一个领导者风度的表现，也是一个领导者体现威严的一方面。 领导者不能脱离下属，也不能和下属走得太近，所以既要有赏也要有罚。赏罚 分明，执行严格，才是一个成功的为政之人，这是中国古人的一贯思想。当然 为政之道首先要有人情，必须符合人的本性，韩非子曾说：“凡治天下，必因人
情。”而赏罚分明的办法，是最符合人性的。
春秋时期，鲁国人为开发积泽地区，有意放火烧荒。谁知当时正刮北风， 火焰乘风向南蔓延。国君哀公很着急，恐怕大火吞噬了整个鲁国，于是亲自率 众前往积泽救火。但这些救火的人一到现场，都不与哀公救火，而是去追逐野 兽，因此火势越来越猛。鲁哀公将孔丘找来，问是怎么回事。孔子说：“追逐野 兽的人自得其乐不受惩罚，救火的人自讨苦吃得不到奖赏，因此，这大火便无 法扑灭。”哀公说：“这话说得在理。”孔子又说：“事情紧急来不及奖赏，而且 如果救火者都给奖赏，从国家的财政上看，也赏不过来，您应该使用刑徒之法， 首先惩治那些不救火的人。”于是，哀公下令：“不救火的人与临阵脱逃者同罪，追逐野兽的人与犯八禁者同罪。”
这个方法真灵，号令还未传遍，铺天盖地的大火已经被扑灭了。鲁哀公以 赫赫君主之尊指挥救火，竟然无人响应。看来，驾驭之道对于领导者说来，是 极为重要的。其实，孔子教给哀公的驾驭技巧也很简单， 一个是“赏”,一个是“罚”。
时代在飞速发展，各个环节，各个地方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 一种制度、 一个政策也是一样，经历太久了也会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变得弊病百出。作为
官员，要善于发现这些已经过时的制度、政策，及时地将之革除，以免旧服套曾国藩敢于打破陈规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实在是有眼力的。
本来，练军是朝廷的旨意，是慈禧太后为加强京师防卫、抵御虎视眈眈的 外国军队而采取的对策，但选练六军，连捻军都不能平，更何谈“自强之道”。 当时负责此事的是官文，清廷对他也有微词。早在清廷调任曾国藩为直隶总督
时，就令他筹划此事。曾国藩谨遵办理，岂敢有误!
到保定总督署后没几天，曾国藩就前往大校场看将士演练队操。这也是对 直隶军队的一次检阅。曾国藩吃过早饭后即正襟危坐，检阅军队。头一阵是中 军所统的练军，号称直隶六军之一，共约千人。当时演练了急战阵、藤牌阵、 连环阵三种阵图，每种阵图变化六七次，三阵演习下来，共有二十般变化。在 西方用洋枪洋炮侵略中国的19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国藩对这种用阵图变化抵御 外人的传统技法表示十分忧虑，他认为这都是花架子，好看而不中用，“皆花法 也”。第二阵检阅的是用西方武器武装的洋枪队，由赵喜义所带，称为义胜后 营。洋枪队武器虽说是西方化，但也吸收了中国的传统，即两军短距离作战所 用的长矛也派上用场。第三阵是李德英所带的义胜前营，曾国藩对这一队更是 失望，不但“队伍不甚整齐”,而且“末操杂技亦平平”,曾国藩用“无足观”
三个字表示他的不满。
经过一天的检阅，曾国藩因为“危坐太久”,搞得“骨节酸疼”,但这毕竟
是小事。让他寝食难安的是靠这部分军队抵御内外突发事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直隶军队的文化素质也不高。四月间，他出题考试直隶六军，虽只是很简 单的问题，但答非所问者居多。而且，京畿之地，纨绔子弟的作风在军队中蔓
延，吃喝嫖赌，比外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国藩感到问题严重，必须改革。但如何改革呢?组建湘军式的部队容易 惹人耳目，用现有的练军也难符其实，曾国藩为此苦苦思索，他让幕僚搞一个 初步的方案，阅后也不满意。曾国藩将他过去读过的《畿辅通志》找来，细细 翻阅。他要得到点儿启发。但他仍然很失望，阅读兵制各卷后， “不甚了了”,
他责怪说：“不知作者果未得要领乎?抑余不善阅乎?”他再阅一次，仍无所得。
曾国藩清楚了，因为该书乃“雍正间所修之志，至今情形亦多不合矣”。
曾国藩只好亲自起草练军的折稿，但困难重重。 一是过去的成例，传统不 能因循， 一因循又入故套；二是另起炉灶属于破例，这又会引起权贵们的不满。 因为京畿不比其他地方，如果练成的军队不归朝廷绝对统辖则后患无穷，他将
成为朝廷的罪人，这让他感到左右为难。
五月十四日，曾国藩再次拿起给朝廷的草拟折稿，但沉思良久也写不下去， “以练军之事最难筹办，心无成竹，故文不克就耳”。曾国藩号称晚清善写奏牍
的三家之一，这下也被难住了。他知道，这是体制的问题。
更困难的是，当时关于直隶练军之事，内外大臣发表了倾向性很强的意见， 即不用勇兵。因为勇兵驻于近畿，剿也不能，防也不能，且与居民寻衅滋事，
因此多主张练兵，而反对养勇。
曾国藩的看法却与此相反，他从湘军、淮军的成功中受到启发，他认为东 南募勇多年，良法美意，练军应当参考。五月二十一日，他上了《直隶练军事
宜折》,讲了他关于练军的一些改革办法和主张。
不料，曾国藩的改革办法遭到京城权贵的普遍反对。七月二十七日，他在
日记中写道：“因闻直隶练兵折为诸津要所不悦，痛加驳斥，心绪作恶。”
曾国藩深感打破陈规之难，不在于当事者定志不坚，而在于旁加阻挠者实 在太多。八月十七日，他再上《练军事宜折》,先谈了一番用兵不可一味拘泥成 法的道理，又驳斥京中要员的种种责难，最后他请求慈禧允准，暂不争论，由 他“先行试办”。这也是曾国藩的聪明之处。他避免与诸权贵直接交锋，而是先 做不说，只做不说。他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阅
历何由大明哉!”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曾国藩在直隶练军收到了一定成效。他调任两江总督 后，由李鸿章接任此事。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觐见慈禧，西太后问： “尔在直隶练兵若干?”曾国藩回答：“臣练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 四千，共为七千。拟再练三千，合成一万，已与李鸿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办 理。”慈禧问：“南边练兵也是最要紧的，洋人就很可虑，你们好好地办去。”曾
国藩回答：“洋人实在可虑，现在海面上尚不能与之交战，惟尚设法防守。臣拟
在江中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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