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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没有如今这么发达的科学技术，更没有现代人理性客观认识事物的 思维与能力。对于神秘莫测、变幻无常的天，古人在意欲探求却不具备相应 条件的情况下，自然会生出无限的遐想和崇拜敬畏之情。现代人常认为这种 对天的某种崇敬是迷信，其实是有失公允的。这种朴素感情留存的意义并不 在于是否接近真实，而在于追求真相的求知欲；并不在于是否符合所谓的 科学，而在于对古人其他方面的哲学思想发挥过无可替代的巨大影响，因为

古人很多的理论道术都源于对天的认知方式和角度。

先秦时代，天代表的意涵范畴经历了一番由具体到抽象，由盲目到理性 的演变过程，具体的天主要指人格神，而抽象的天更多地指向指导实践的规律、法则，成为天道。

从远古到殷周时期，天基本等同于有意识、有思想，能直接监督一切的 人格神，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类似于西方的上帝，完全是一种超验、超脱 的独立存在。《诗经·大雅》中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 之莫”“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小雅》中

有“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覆怨其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沓背憎，职竞由人”。《尚书·周书》中有“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 文王，殪戎殷”“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类似的文字描述极多，此处不一一列举。

与西方宗教不同的是，中国远古的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是密不可分乃至 可以合二为一的。郭沫若认为，“卜辞中的帝就是高祖要”,而“至上神帝 同时又是他们的宗祖。”陈梦家也说：“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逐渐接近、混合， 已为殷以后的中国宗教树立了规模，即祖先崇拜压倒了天神崇拜。”祖先生时为人，死后为神，或者生时即半神半人。无论生死，祖先都在保佑本氏族、

部落、国家的兴旺发达，人与神、人世与神界、人之事功与神之业绩是直接相连， 浑然一体的，《礼记·祭义》中“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即是此意。生死、 人神的界限始终没有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作用的，这为日后天道观念逐渐抽  象化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据李泽厚的观点，这种人神的相互作用在远古  有非常具体的实现途径，即巫，而巫术在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中渐渐成为氏 族部落首领的专属乃至垄断职能，首领、君、天子成为最大的巫，来沟通人 世与神界，最后做出决策，指导行动。在这样的巫君合一、人神合一的过程中， 君主的形象被叠加上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的影子，天与君、神与人的关系更加紧密。

由于对天的认识停留在人格神的具象阶段，商周之际的社会对天极尽恭 顺虔诚，态度恳切挚诚，事事依从，不敢有丝毫违拗，基本属于盲目崇拜。 这在《诗经》《尚书》中随处可见，如《诗经·大雅》的“帝谓文王：予怀 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大任有身，生此 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尚书·洛诰》的“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尚书·周 书》的“天命不易，天难谌”。这些与基督教《圣经》中“申命记”的立场、口吻相似。

西周灭亡之后，历史行至东周时期，礼坏乐崩，宗周将亡，天子地位一 落千丈，往日光辉不再。当时不少人自然而然地发觉，曾经代表了神的意志来操控人世的天子、君并不像从前认为的那样全知全能，更不是绝对的正确，

他们也犯同常人一样的错误，也会将国家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由于君作为  大巫沟通人与神的世界，天的权威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天子身上，这种对天子  权威的怀疑必然波及于天，生发出对天的质疑。《诗经·小雅》已经出现“昊  天不佣”“昊天不惠”“昊天不平”“天命不彻”的说法，《诗经·大雅》  也有“昊天上帝，宁俾我遁”“瞻卬昊天，曷惠其宁”“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的表达。诸如此类，社会对天的信仰已经动摇，朴素的崇拜情感已经不能使  人满足，于是认识逐渐理性化、抽象化，作为人格神的天被抛诸脑后。《诗

经·大雅》的“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尚书·周书》的“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都属于相对客观进步的认知。这时的大趋势是，天由 宗教意味逐渐变为哲学意味，其中偶有反复，先秦诸子对天道的认识正处于

这个渐变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