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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昭公对自己失 败原因的总结不可谓不深刻。由此可知，只有察纳进言才不会轻信那种“无稽之言”。
齐景公认为，鲁昭公的话发人深省。他跟晏子会面时特意提到此事。 齐景公感叹道：“假如鲁君能回到鲁国，他难道不会成为像古代圣王那样的君主吗?”
齐景公的赞扬无疑是发自肺腑的。他满以为晏子会表扬自己善于总结他人的经验教训。谁知晏子劈头就是一句：“不对。”
“愚蠢的人喜欢后悔。不贤德的人总觉得自己很有本事。溺水的人事 前不问水流深浅，迷失方向的人事后才去问路。这就好比是大难临头才慌慌张张打造兵器，吃东西被噎住了才急匆匆地去挖井，即使再快也来不及了。”晏子再次以犀利的口才批得齐景公恨不得找个地洞钻。
齐景公之所以觉得鲁昭公的话很有道理，大半原因是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毛病——喜欢溜须拍马之徒。
而晏子却指出事前不能虚心纳谏，事后才悔不当初，于事无补，于 己无益。假如真能从一开始就做好，鲁昭公也不至于流亡他国，更用不 着总结这份沉痛的教训。如今自己酿成的苦果已经吞下，鲁昭公也根本没有机会再回到鲁国执政，又怎能成为齐景公口中的“古之贤君”呢?
总之，“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是一个了不起的智慧。我们 无论处于何种位置，都应该做到慎重严谨，不信谣不传谣，凡事与人多 商量，不要主观臆断拍脑袋做决定。这样才能像善于纳谏责实的古代明君那样，提高做事的成功几率。
在春秋战国时代，《尚书》堪称士子必读书目。因为《尚书》不仅仅 记录了上古帝王的事迹，还指明了古典社会应当遵守的大经大法。后人 说“读史可以明智”,更多是从相关历史事件中寻找经验教训。《尚书》 记载的历史典故并不多，其最根本的意义在于用这些典故来解释王朝兴 衰的“天命”。也就是说，《尚书》相当于古代的政治思想启蒙书。从某 种意义上说，自从西周建立以后的整个古代中国社会，都是以《尚书》的天命观为指导思想的。
古中国人将世界化为三大部分——天、地、人。三者统称“三才”, 其中“天”的地位最崇高。故而，道家创始人老子有“人法地，地法天”
的说法。
在古代人眼中，“天”的内涵十分复杂，既可以指宇宙自然，又可以 描述为人格化的“皇天上帝”“老天爷”。对于科学尚不昌明的当时来说， “天”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小到一草一木的枯荣，中到一人一家的贫富 贵贱寿夭，大到国家天下的兴衰生灭，都由“天”来决定。人们将其称
之为“天命”。
神秘兮兮的天命，主宰着世间万事万物的运动。如果借用现代观点 来解释，天命相当于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只不过，古人对世界的认识没那么深入，将其称之为“天命”。
既然“天命”主宰着世间的一切，那么人间的治乱也必然服从于 “天命”之下。《尚书》出现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君主制社会。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君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而是将君主看作是上天治理世界的代理人。
《尚书·大禹谟》有言：“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上天眷 顾某个人，故而能让他成为拥有四海的君王。君权来自天命，王朝也有 天命护佑。古人将君主称之为“天子”,即上天之子。由这个称呼就可以 看出，君权被神化为上天赋予的特权，具有不可颠仆的神圣合法性，不允许群臣万民有所质疑。
顺着这个思路，人间帝王制定种种刑罚，也是为了维护皇天定下的 秩序。但《尚书》的“天命观”并没那么简单。在鼓吹天子有天命的同 时，《尚书》还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最权威的阐释。具体而言，其天命观对君权的论述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 ，以“天命”规定王权专制的总纲。
不同于现代社会，君主制社会的治乱安危往往系于君主一身。因为 国家所有的大权都集中在国君手中，而且君主的每一个决断都会为天下 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古代思想家在构建理论时，总是将君权与天命捆 绑在一起。例如，《尚书·益稷》就说：“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
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
这句话的大意是：普天之下、四海之内的苍生都是帝王的臣民，治 理他们是帝王的天职。可见，虽然真正的大一统文明是从秦朝开始的，
但天下定于一个帝王的思想，早就在《尚书》中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在《尚书》记录的所有年代里，王权的辐射力很有 限。周天子虽贵为天下共主，但他的号令并不一定能让四方诸侯服从。 至高无上的绝对王权，仅仅是《尚书》提出的一种理想境界。直到秦汉之后，虚构的绝对王权才变成了真正的现实。
《尚书》这种以“天命”规定绝对王权的观念，逐渐引发了两种问题：
首先，由于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导致君主的负担太重。 一个明 君可以开创一代盛世； 一个昏君可以败光一个王朝。于是，古代中国历 史的常见景象是：先由明君开国，最终因昏君亡国，中途的间隔长短不
一，大体上是明君少而庸君多。后人称之为中国的王朝周期律。
其次，由于王权至高无上，无人可以制约君权。《尚书》记载的圣王 事迹，包含了不少明君自我检讨的内容。《尚书》试图以树立榜样的方式 来教导各位国君要做个“有道明君”,通过强化内在道德感来约束专制君 王的一言一行。励精图治的君王，总是自觉将国家兴衰视为一己之责。 他们不会让大权旁落，就算犯了错，也只是下“罪己诏”以自我检讨。 因为在那个年代，没人有权力和资格判处君王有罪。然而，大部分专制 君王对君道并不感兴趣，常常肆意妄为，导致朝纲混乱不堪，无法制约
君权的群臣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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