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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农耕社会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可以说是靠 天吃饭，对自然界的依赖性非常大。为了更好地组织生产生活，我们的 祖先创造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个庞大而驳 杂的体系。其基本内涵是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运转 周期。无论是神神叨叨的阴阳五行八卦，还是实用的二十四节气与农历， 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进入先秦时代以后，人们把各种各样的 传统习俗制定为系统化标准化的“礼”,并且将不同季节及月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编成了《月令》,以指导具体的政治活动与社会生产。

目前最完整的《月令》被收录在《礼记·月令》篇。该篇包括了孟 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 季冬十二个月的政令。由命名方式可知，《月令》实际上是对“春生、夏

长、秋收、冬藏”这条自然规律的细化运用。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觸中。其日庚辛，其帝少嗥， 其神蓐收……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天子居总章大庙，乘戎路， 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 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易关市，来 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 类。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行夏令，则其国 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礼记·月令》)

这是典型的月令体文章，不仅将天文地理物候知识熔于一炉，还将人间的政事与生产与之接轨。

第一部分是说天文星象。仲秋八月时，太阳运行到了角宿(二十八 星宿之一);黄昏时分，牵牛星出现在南天正中位置；拂晓时分，觜宿 (二十八星宿之一)位于南天正中位置。八月的吉日是庚辛日，在五行中

属金，祭祀的帝王是少昊，主神是蓐收。

第二部分是说物候。中秋八月开始刮大风，大雁从北飞来，燕子飞往南方，鸟类纷纷储藏食物过冬。

第三部分是说天子应遵守的礼仪。天子在八月住在西向明堂的正室， 乘坐白色战车，驾车的是白马，车上安装着有白龙图案的旗帜，身着 白衣，佩白玉，主食是麻籽和狗肉，使用外面有棱角且内部深邃的生活器具。

第四部分是说关于敬老的惠政。官府在这个月要慰问和赡养老人，赐给他们几案与手杖以及粥食。

第五部分是说这个月可以大兴土木，修建城郭，建设新的都邑。

第六部分是说八月应当减少关税，开放市场以招揽外商，进口各种货物用品，以便利人们的生活。

第七部分是说仲秋八月的政令禁忌。假如做了春季才能做的政事， 就会导致秋雨不按时降落，应该结果的草木又重新开花，国内发生让人  们恐慌的祸事。假如推行夏季的政令，国内会发生旱灾，蛰虫不肯按季  节规律入洞穴藏身，各种农作物莫名其妙地重新生长。假如推行冬季的  政令，风灾就会频频发生，雷声也会提前消失，草木还没到冬季就过早地枯死。

以上仅仅是部分节选，并非完整的仲秋八月的月令。这就是“月令  体”的大概格式。我们从中不难体会到祖先们根深蒂固的“天人合一 ”的思想。

为什么《礼记》要收入《月令》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月令”也是广义的“礼”的一部分。

古人的“礼”并不仅仅是若干场合下的基本礼仪，而是涵盖了几乎所 有的社会风俗与典章制度。甚至可以说，古代中国的法律有很大一部分 是与“礼”重合的。春秋礼崩乐坏，战国以法代礼。但战国法律有很多 内容，其实是来自于古老的礼仪风俗。例如，秦国《田律》有一条古老 的环境保护法，大致内容是春二月开始“时禁”,不得进山林砍伐树木， 不得下河捕捉小鱼小鳖，不得狩猎幼兽，直到夏七月才解除“时禁”。这 条规定就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强制确立古老的“时禁”传统。而类似的内容，我们在《月令》中也能找到。

《礼记·月令》:“(仲春二月)是月也，安萌芽，养幼少，存诸 孤……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也就是说，在仲春二月，应该 保护草木的萌芽，养育幼童和少年，抚恤孤儿。不要把川泽的水资源耗 尽，不要让池塘干涸，不要焚烧山林。这条月令与《田律》 一样，都在贯彻“春生”的天地之道。

先秦各诸侯国通用《月令》,所以很容易观察出该国的社会状况如 何。例如，周定王派单襄公出使宋国，单襄公完成使命后，又借陈国的 道路南下楚国。他回朝后向周定王汇报说，就算陈灵公没遭遇劫数，陈

国也肯定要灭亡。

周定王问缘故，单襄公分析道：“先王遗训有言：‘雨季一结束就应 该修整道路，水流干枯时就顺势建造桥梁，草木凋谢时就应该开始储藏 粮食，霜降来临时就应该开始准备冬衣，寒风刮起时就表示该修整座城 池了。’故而《夏令》说：‘九月修路，十月架桥。’按照《月令》的提 示，当人们做完场院的农活时，就应开始准备土箕与扁担。看见营室之 星出现在中天时，正式开始营造工作。在大火星刚出现时，大家就去官

府那里集合。所以，先王办事不浪费财力，惠及百姓。”

他顿了顿，又说：“陈国却不然。早晨都能看见大火星了，但陈国的道路杂草丛生，乡里的谷场被废弃，不在湖泽上修筑堤坝，河流上也没有舟桥。这种荒废先王政教的做法，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果然，周定王八年时，陈灵公被陈国大臣夏征舒杀害。次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趁乱攻灭了陈国。单襄公的预言一一应验。

作为古典社会的大经大法，《礼记》不仅包含了许多礼仪风俗，还收 录了对农耕生产生活具有极强指导意义的《月令》。可以说，不懂《月 令》就难以体察农业文明的基本运行规律。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不知 道”。随着时代变迁，后世王朝的礼乐典章已经与西周春秋时的礼乐文明 相去甚远，政令也各不相同。但《月令》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依然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