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就是对这 一需求的一种回应，各协会提供了关于其相应行业情况的非常具体的数 据
经济与社会都迫使企业主 和经理们去寻求企业内部管理之外的更广泛的信息。。例如，旅馆贸易协会就提供了关于以下信息的统计数据：如旅馆中 提供加长型、大号床、双人床的旅馆比例，提供有线电视、语音邮件、 室内电视游戏、熨衣板、外文书面材料的旅馆的比例，甚至在浴室提供沐浴液的旅馆的比例。
每个单独的旅馆都需要这类信息，因为其要与其他旅馆进行竞争， 所以不能在供给上输给其他旅馆。小的经济型汽车旅馆并不需要在供给 上样样都与大的豪华宾馆相比，但一个小型汽车旅馆却不可能在落后其 他小型旅馆很多的情况下仍然得以存活。对于很多自认为有知识的人来 说，这些细节可能并没什么意思，但当其所经营的企业的兴衰直接取决 于企业对顾客需求的满足程度时，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这些细节就是
关系到企业生死的问题了。当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产生的主要的经济后果取决于更广泛的信息时，我们就不可以把信息仅狭隘地定义为受教育阶层所感兴趣的那种知识。
很多受过很好教育的人都认为企业经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 经营企业的人都是一些几乎不具有任何学校和大学里面所教授的那些知 识的人，而列宁仅仅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当中的一个。然而很多改革了现 代社会的技术和经济的人，如托马斯·爱迪生、莱特兄弟、亨利·福 特，他们所经历的称得上知识学习的学校教育也相对较少。相反地，很 多在学术上表现过人的人在企业经营中却一败涂地。简言之，知识并不 存在这样一种等级，即拥有等级较高的知识的人就一定可以胜任拥有的 知识等级较低的人所做的工作。此外，对于知识信息碎片进行整理的很 多工作都是通过市场上的系统性交互作用来实现的，而不是由某个对整 个经济进行监管的人来完成的
当经济决策从在市场中进行操作的人的手中转移到计划委员会的专 家手中时，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把决策权从知识较少的人手中转移到了 知识更多的人手中，但其实更可能的是决策权被转移到了一些拥有的知 识更少，而进行了更多假定的专家手中。20世纪末期很多国家都放弃了 对于中央计划的实行，了解了保证其正常运行所需的那种在收集上的困
难程度，中央计划模式的不良记录是不难理解的。
农业对于政府机构来说特别难以计划，因为其需要大量非常细致的 知识。单是一英亩的土地上的土壤质量都会差别很大，就更不用说整块 耕地，或是遍布全国的所有耕地了。 一个身在遥远的首都的中央计划委 员会的人不可能了解某块耕地的什么地方更适合种植胡萝卜，或是哪里 的当地条件，如气候、土壤和昆虫等，更适合于小麦的种植。没有一个 包括各种细节的比较详细的全国地图(此地图本身可能就有几平方英里那
么大),他们几乎不可能知道哪一片土地更适合于种植哪一种作物。
一个由价格进行调节的经济体制所拥有的知识总量也许不会比中央 计划型经济多，但信息的传递方式，以及决策的权力的分配都是不一样 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当公路边的一个加油站的所有者发现公路正处 于维修之中时，其就会减少向供应商订购的汽油量，因为他知道在维修
工作完成之前，经过他的加油站的车辆是不可能有以前那么多的。
这个当地的加油站主人在订购的汽油量以及营业时间的决策上不需 要征得任何人的同意。信息和权力是属于同一个人的。此外，这个人的 经营活动是在利润和亏损所固有的激励和约束下进行的，而不是受限于 某个身在远方的官员的命令。这种情况并不是加油站所独有的。在整个 由价格进行调节的市场经济中，这种由拥有事实依据的人及时进行决策 的现象是很普遍的。这就是其优于中央计划型经济的诸多地方之一，也
是两种形态的经济产生的结果存在巨大差别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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