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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庄子的泯灭一切事物对立的“齐物”、泯灭一切是非对立 的“齐论”、泯灭是非标准的“辩无胜”等论辩，无一不是“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同一 ” (《庄子·齐物论》)的绝对相对主义的诡辩",是他哲学 思想上相对主义的必然结果，是他对当时明辨思潮中取法标准上主观主义的批判结果。
任性不是以必然性为基础的，而是依赖于某种偶然 性的东西。故而他把“任性”称作“形式的自由” “主观假想的自由”, 而不是真正的自由。而培根则更是要求人们注意知识的确定性和适用的范 围，要时刻警惕理性离开经验去任意驰骋，因此他要求“决不能给理智加上翅膀，而毋宁给它挂上重的东西，使它不会跳跃和飞翔”"。
问题在于，古代多走了一步的相对主义的诡辩，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值 得注意的经验教训，但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自古至今，谬种不绝。作 为一种思维习惯的残余，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在许多人脑中存在着。例如：曾被人们炒得沸沸扬扬的“高薪养廉”,一直是比较流行而又争议颇大的说法。有人把“高薪养廉”视为反腐败的制胜法宝，似乎“高薪养廉”可 以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现实存在于社会而被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有人则对“高薪养廉”嗤之以鼻，认为其最终结果是“高薪养活”。
其实，绝对的高薪肯定是不现实的，其社会成本无疑将很大。而且，以“高 薪”为货币能否兑换“廉洁”,多少是个够?这也是有争议的。因此，反腐 败中最大的思维障碍就是过度依赖某一方面的行动战略。如过度强调“高薪 养廉”,或是过度强调增强惩治腐败力度，或是过度强调只是建立一个反腐败机构等，都与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理念相悖。
应该说“高薪养廉”只是属于对腐败具有一定程度预防效应的权宜之计， 属于功能有限的经济型策略。人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因此， 人既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一面；又有另外的 一面：“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 子·礼论》) “高薪养廉”虽因注重了人的追求利益的“经济人”的本性， 体现了对人性的关照，但它所蕴含的经济逻辑却是与公共事务领域格格不入的市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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