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金融开放这个主题，我想强调两点：第一，经济开放政策很重要，聚焦国内经济周期并不意味着国家政策向内转；其次，下一步是稳步推进金融开放。虽然开放会面临金融危机的风险，但一味追求稳定也有效率损失的问题。金融开放要平衡开放与稳定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二选一。
如何理解双循环时代的开启
目前，我们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周期为主导，国内国际双周期共同推动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开放政策应该是一个重要保证。有人误解了“聚焦国内大周期”的双周期，特别是引起了一些国际投资者的怀疑和感觉，中国的政策走向是否会更加向内倾斜。
我个人认为，如果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来看双循环，可以避免这样的曲解。国家重视国内经济周期，并不意味着以后只做国内的事，与国外隔绝。
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这一点：如果把每个国家比作一艘船，那么每个人都在努力驾驶。虽然有的船更大，有的更小，有的更落后，有的更现代化，但共同的目标是发展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过去四五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很多船被绑在一起，被推着前进。改革开放后，我们把重点放在国际流通上，特别是80年代后期，我们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在我看来其实是在全球化中追赶快船。快船在前面加速。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想赶上经济发展，我们不仅可以用自己的桨向前划，还可以利用国际循环赶上欧美的快船，就像把他们的船挂在我们的船上，用绳子向前跑一样。
在过去的40年里，国际流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的问题是前面的国际快船速度在不断的变慢，人总是割断绳子。那么是不是应该一直挂着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个人的理解是，国内周期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后和欧美的快船脱钩，而是自己前进，最终目的是让大家一起走。而且，中国要努力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如果我们做得好，中国将是这艘大船，或者是带领每个人前进的大船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开放政策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要想做好国内事务，必须坚持对外开放，自己做不到，至少不是最有效率的。第二，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才能带着大量的船只前进。我不确定我将来是否能和欧美一起去，但至少我可以和一带一路的许多经济体一起前进。
正是因为经济开放政策很重要。基于国内经济周期是主要经济周期的提法，认为国家政策正在转向内部是错误的。
如何理解下一步金融开放的目标
以上认知也适用于金融开放。下一步，中国要稳步推进金融开放，平衡开放与稳定的关系。客观来说，这是很多国家都遇到的问题。在过去的40年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跌跌撞撞。他们确实放手了，但都遇到了金融危机。
当然，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就停止前进。关键是如何平衡。退一步说，中国未来将成为世界经济海洋中的巨轮，对金融的要求也很高。我们总结了过去的金融改革。经过40多年的金融改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规模比较大；其次，有更多的政府干预；第三，监管相对薄弱。这些问题在未来会逐渐改变，而且是
“十四五”财政工作的具体目标在相关政府文件中有系统论述，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金融要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第二，在发展过程中，要保持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就像在前进的过程中尽量不翻船一样。
我觉得这两个目标很重要。金融开放只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渠道。金融开放的内容很多，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金融服务的开放。国内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不断对外开放，成为中国这几年坚持对外开放、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重要证据之一。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包括多项牌照的发放，以及取消在华经营股权的相关限制。金融服务的开放非常明显。面向未来，金融服务业将保持开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值得期待，那就是从正面名单开放到负面名单开放。过去我们列出了允许进入的市场准入主体、范围和领域，但未来将改为遵循“法律不禁止”的原则，除明确禁止的领域外，所有领域都对外开放。这是一种高标准、世界级的金融开放模式。
另一方面，将于2021年开始的“十四五”期间实现的资本账户可兑换，也是中国下一次金融开放的一个关键点。开放资本账户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和风险。要平衡开放和稳定的关系，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做。
金融开放中如何平衡效率与稳定
当然，资本项目的开放会使未来资本的跨境流动更加灵活和自由，但同时也需要保证金融稳定。怎么做？我简单说三个要点。
首先，我们应该遵循和尊重改革的顺序。有些事情没做完，不要轻易走下一步。比如人民币汇率不灵活，即使开了资本账户，未来还是有回头路的。在这方面，我们在2015年吸取了教训。
第二，要出台一些宏观审慎政策。开放当然好，但是也有一些过度开放。比如短期跨境资本流入流出，对金融稳定非常不利。能不能在前期设置一些措施，避免风险无法控制的积累？宏观审慎政策可以说是下一步
构建总体的金融稳定体系和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第三，要有合理的、可接受的资本项目管理政策。这其中有一点存在非常大的争议，就是政府是否应该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一些管制。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不太喜欢这种做法，因为管制肯定存在效率损失。我的看法最近有些改变：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如果市场机制成熟，跨境资本流动不会引发灾难性后果，当然不该管制，但是过去50年的经验是，很多国家放开以后最终引发了很大的金融危机。考虑到这种情况，这时候就不再是寻求最好的效率与忍受效率损失之间的选择问题，而是忍受效率损失与应对巨大的金融危机之间的选择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本人会倾向于选择保留一些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以尽量避免巨大的金融危机，尽管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效率损失。
归根到底，进行经济政策包括金融政策的决策，最后其实都是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权衡。很多最优选择存在于教科书当中，但在现实世界里，关键还是权衡利弊、做好自己的成本效益分析。
(本文据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北大国发院举办"中国经济观察"第56期报告会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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