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小舍得》一播出就引起了家长的共鸣。剧中看似夸张的场景恰恰反映了当今父母真实的焦虑。名师辅导和补习班有很多种。父母不仅有无尽的心，还有无尽的钱。
中国校外培训行业整体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其中中小学校外培训规模约占40%，报培训班成为很多家长的选择。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频繁的校外培训乱象，培训机构超教，收费乱象，虚假宣传.
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会议指出，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完善相关法律，依法管理校外培训机构。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褚赵辉在《法治日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政策并不太少，6月1日生效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规范，这是目前校外培训机构整改的最高级别法律之一。
但接受采访的专家也表示，目前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还比较零散，水平不高。建议对国务院及相关部委近几年出台的现行政策法规进行总结、修订和充实，尽快在国家层面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立法，加强对各类培训机构的监管。
培训机构混乱
作为两家知名的网络教育机构，作业帮和思勉导师均于5月10日被北京市市场监督局处以警告和250万元罚款。
经调查，作业帮在其官网谎称“与联合国合作”，虚构教师教学经历；猿类辅导也有虚假的内容，比如谎称“班主任一对一同步辅导”，编造老师的教学经验。此外，在销售课程时，作业帮助和思勉导师没有以有标记的交叉价格进行交易，构成了使用虚假或误导性价格手段欺骗消费者进行交易的行为。
记者注意到，4月25日，北京市市场监督局以利用“交叉价格”欺骗交易等违法行为，对4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即向谁学习(后更名为高图课堂)、学而思、新东方在线、高思处以50万元罚款。
事实上，尽管近年来有关部门对培训机构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但仍然存在许多混乱。比如今年2月，猿导、作业帮、高图课堂、清北网校四家网络教育龙头企业的广告，邀请同一位网络名人扮演“老师”角色进行宣传，造成“面子碰撞”。
楚赵辉指出，目前培训机构的混乱集中在各个方面。父母饱受高额收费、乱收费、退费之苦。在教学质量方面，存在虚假宣传、教学超标准、教师资格怀疑等问题。
“目前的处罚大多是行业内比较知名的机构，问题还是很多的。中小型教育培训机构更加混乱，整体行业有待规范。”楚赵辉说道。
地方政府尝试特别立法
《小舍得》年，为了让孩子能够顺利进入培训机构的“选调班”，家长们尽了最大努力，这种“疯狂”也在现实中上演。在楚赵辉看来，学校对考试成绩的要求过于单一，缺乏多元的评价标准，一些家长把希望寄托在培训机构上，形成了以培训机构为主的市场。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邹容认为，不能允许教学和培训机构的发展
针对日益增多的网上培训，2019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也出台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对中小学生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校外网上培训活动提出了规范性意见。
2020年6月，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专篇，明确规定了退款程序和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为学龄前未成年人提供小学课程教育；学校、幼儿园不得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为未成年人提供有偿课程辅导。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为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也制定了专门的立法。
2020年8月，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辽宁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的议案》。
草案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超标准”或“提前”授课，不得以任何形式组织中小学生科目等级考试、竞赛、与招生相关的评分等考试评估活动，并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草案为了防范办学风险，对收取培训费的方式做出了禁止性规定，要求对大额资金流动进行监管和风险预警；校外培训机构应当与依法接受培训的中小学生的监护人签订培训协议。
呼吁出台专项立法校外培训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小学生和家长对教育培训多元化的需求，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一种补充。但虚假宣传、超纲教学、乱收费等乱象也直接导致了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影响公立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相关部门虽然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出台了多项政策，但规定较为分散，相互之间规范不一，强制力不够，建议从国家层面对培训机构进行专项立法。
佳音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佐东对此表示认同，他建议进行校外培训教育专项立法，将国家现有政策中关于校外培训教育机构工作章程、设立审批、组织机构等方面的规定内容，加以汇总、修改和充实，形成校外培训教育法的内容，推进校外培训教育行业持续性规范化的发展。
2016年，韩国制定了辅导法来专门规制培训教育机构，该法对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立、教学活动、师资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立法规制，通过立法明确了教培机构经营者的义务，并建立了严密的法律责任体系。
陈佐东认为立法可借鉴韩国经验，校外培训教育法的主要内容应包含立法宗旨、监管对象、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监管内容、政府管理职责、法律责任等方面。
监管并不是打压培训机构发展。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认为，要把“规范经营”与“治理培训热”分开来，尊重培训机构的合法经营权，并建立权责统一的教育培训监管体系。
刘林发现，现有法律对教育培训机构的发展规范并不清晰，教育培训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比如，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并没有针对培训教育的专项条款，不同属性的教育培训机构也存在标准不一、规范的法律不尽相同等问题，这增加了依法治教的难度。
刘林建议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设立“培训教育”专章，同时尽快对教育培训机构进行专项立法，由教育部等政府部门起草培训教育条例，明确培训教育的法律身份。
对于立法内容，刘林认为应对培训教育进行定义，规范其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规范培训教育文件中的内容应凝练为法规条文，对机构设立、教学活动开展、师资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立法规制，构建完善的立法体系。要建立完善权责统一的教育培训的监管体系，明确各政府部门的监管责任和具体分工。
在储朝晖看来，治理乱象、规范发展最有效的措施是减少源头上的需求，要继续深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深化对教育评价体制机制的改革，减少对考分的依赖程度，降低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需求。此外，要让教育回归本质，避免过多资本涌入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机构也应找准行业定位，在教育的公益性和商业的营利性之间寻求平衡。(赵晨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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