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远征俄罗斯的失败是导致拿破仑帝国衰落和最终崩溃的转折点。事实上,打倒拿破仑军队的头号英雄是斑疹伤寒将军。肆虐法军的斑疹伤寒疫情创造了每天杀死6000名法国人的记录。无论是法军造成的死亡人数,还是法军造成的恐慌和战斗力损失,都远大于敌人的作用。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球大流行的影响。苏联革命使德国人结束了东方战争,把全部兵力集结到了西线。为了在美军全面参战前结束战争,德军于1918年春对西线发起猛烈进攻,一度向巴黎郊区推进。但是,凶猛的流感爆发,让一大半的德军士兵倒下,让德军精心策划的“最后一击”化为乌有。虽然英法联军也患了流感,但英法等美国全面参战,为时已晚。许多战争史专家认为,如果德国不被这种流行病所阻止,它很可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赢家。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在中国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瘟疫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清楚地记录了曹骏真正的失败,那就是“公以赤壁,而备战,而不利”。于是疫情很大,死了很多官员,把军队引了回来。“也就是说,曹军在赤壁之战中战败是真的,但并没有导致全面失败。真正迫使君失败的是“大疫”。至于华容道抓放曹的情节,纯属小说家的文学创作。
明朝死于自然灾害的说法,是现代明史研究者普遍接受的说法。虽然“小冰期”时期干燥寒冷的气候和频繁的旱灾帮助了明朝的衰亡,但瘟疫在明朝的最后一刻砍下了最关键的一刀。明末1633年山西发生鼠疫,1641年传播到北京周边地区。1643年底,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传播性和致死性更强的肺鼠疫逐渐取代了腺鼠疫。1644年春,鼠疫在北京达到流行高峰,造成北京20-30%的人口死亡,人间有地狱,黄昏时人不敢走。这时,李闯王的军队跑进了大运会,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原本坚固并由城防重兵把守的帝都。然而,当野心勃勃的李自成坐上皇帝的宝座时,瘟疫的幽灵已经渗入了他的军队。结果一向顽强勇敢作战的大顺农民军在鼠疫袭击下短时间内丧失战斗力,被多尔衮、吴三桂联军击败,使得北京在短短一个多月内两度换主。为什么李自成和他的军队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然“腐败”,一直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直到近10年后,鼠疫这个幕后推手才被推到历史研究的前台。
传统历史学家在探究上述历史事件的成因和驱动因素时,总能总结出胜利者是多么睿智和不可预测,失败者是多么无望。但是,如果没有瘟神的援助,可能就没有赢家,所以上述结论可能会反过来。每当看到专家们按照传统史学的思维方式做出类似的评论,我仿佛听到了黑角里的瘟神,发出一种奇怪而轻蔑的冷笑。
二
纵观我国《二十五史》和地方志等史书记载的传染病疫情记录,总的趋势是年龄越晚,记载的疫情越多。这并不意味着疫情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是越有可能未来的历史记载越详细,疫情被遗漏的可能性就越小。但在两个时代,疫情的数量都比前一个时代显著增加,甚至高于后一个时代,说明这两个时代确实是历史上传染病的高峰期。
第一个时代是东汉末年到三国初。事实上,从东汉中期开始,传染病的疫情就出现了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并在东汉后期达到高峰。东汉末年,有记载的全国性瘟疫有12起,小规模的地方性瘟疫不计其数。204-219是最可怕的时候。在瘟疫的蹂躏下,很多地方的死亡率达到50%甚至更高,强度甚至可能高于14世纪中期欧洲的黑死病。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描述“禹氏宗族二百余人,建安未十年,死者三分之二,伤寒十人”。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是中国三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上人口减少最剧烈的时期。人口从6000多万急剧下降到1500万以下。鼠疫可能是这个悲惨时期的头号杀手,它对人口减少的作用可能超过战争和饥荒。
那么,到底是什么传染病导致了东汉末年的大瘟疫呢?目前关于鼠疫、流行性出血热、伤寒、流行性感冒的说法很多,有人认为是一种已经消失的古老传染病。从大部分死者的症状来看,是以哺乳动物为病毒宿主传播的传染病,特点是突发高热和严重的呼吸道症状,有血斑和血凝块。结合症状及其死亡率高,推断最有可能是鼠疫。当然,我认为应该是多种传染病的混合流行,以鼠疫为主要致死疾病。
第二个可怕的瘟疫时代,前面已经描述过了,是明末清初。这一次主要的流行物种比较明确,古代最可怕的两大杀手鼠疫和天花相继而来,依次肆虐中国大地。从万历时期开始,传染病疫情呈现出频率增加、强度增大的趋势,崇祯时期达到高峰。
明末清初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都伴随着瘟疫。除了直接导致北京意外沦陷、李自成军队迅速“腐败”的瘟疫外,天花还杀死了顺治皇帝、多铎等政治领袖。康熙帝之所以被选为接班人,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得了天花,不用担心被传染。根据现有记录,两个杀手之间似乎有分工。瘟疫对底层人民和士兵的影响更大,而天花对上层政治家的影响更大。明末大瘟疫的发生也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为了避免饥饿,饥荒中的人们挖了老鼠洞,吃掉了老鼠和它们储存的食物
鼠则留下了鼠疫杆菌,作为报复人类社会的工具。三
那么,东汉末三国初、明末清初这两个时代,为何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大瘟疫时代?这两个时代与历史上其它时代相比,有何独特之处?这两个时代之间又有何共同点?首先会被提到的是,这两个时代都是著名的乱世,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战争、灾荒之后必定会发生疫情,这在中国古代基本已成为规律。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也有很多,为何就这两个时代的疫情特别强烈,达到了古代传染病发病强度的顶峰?
如果我们从大尺度来观察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东汉末三国初、明末清初这两个时代,恰恰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范围发生质的变化之后,所面临的第一个乱世。自从汉武帝时期凿空西域,汉宣帝首次在西域设立管理机构之后,中亚就已被纳入中华文明的辐射范围。不过当时西亚和地中海区域尚处于混战状态,丝绸之路并未真正形成。东汉中期,汉帝国的势力再次深入中亚,此时罗马帝国和安息帝国已分别在地中海区域和西亚建立了稳定的秩序,丝绸之路真正贯通了。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从孤立于东亚大陆一隅,转变为亚欧大陆核心区经贸文化交流链条中的重要成员,是中华文明对外交流范围的第一次质的变化。此后在蒙古帝国时期,由于帝国的扩张使欧亚大陆各地发生了更加紧密的交流,但影响所及的范围并未明显超出此前的状况,不能算是一次质的飞跃。
第二次质的飞跃发生在明朝的后期。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将全球连结起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相继建立了地跨各大洲的帝国。这个时期的中国看似内敛保守,实际上也在不自觉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东南沿海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张,“倭寇”这种海上武装走私集团大量涌现。澳门成为西方人在中国的第一个立足点,西方传教士也已经大批进入中国。
世界各地交流强度和范围的扩大,既包括人员交流、商品交流的扩大,也包括物种交流、微生物交流的扩大。各地区难以避免会传入一些新传染病,或者旧传染病的新亚种(明末的瘟疫,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看似没有新的传染病病种发生,但很可能出现了新的亚种)。而对于这些新传染病或新亚种,该地区的人口尚未有机会产生出免疫力,便导致了传染病疫情的流行高峰。东汉末三国初、明末清初的传染病流行高峰,用这种理论来解释最为靠谱。当然在世界范围内更典型的例子,则是欧亚大陆各种传染病对于美洲原住民的大屠杀了。
在人类历史上,两种情况下最有可能引入新的传染病病种或亚种。一是与原本没有交流(包括直接和间接交流)的地区和人群发生了密切的交流;二是与原本没有接触的动物发生了密切的接触(主要是指驯养各种哺乳动物)。第一种情况上文已经解读,对于第二种情况,就等下次再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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