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平《人生自我管理必修课》 在线视频课程下载
中国式管理战略特征的第一个重要表现是其谋略观念。谋 略是战略的核心环节，它要处理的两个关键问题是管理的目标 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礼记•中庸》），做任何一件事情，必须先 经过周密的分析和计划，才可诉诸实施；切不可贸然行事，以 免招致失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 高祖本纪》），谋略向来被认为是管理的重中之重，以致在史 家笔下，惨烈的楚汉战争成为两军谋略家的比拼。大致来讲， 谋略属于事前的决策环节，但西方管理学的决策理论无法全然 解释中国传统管理方式的谋略观。相比决策方法的科学性、理 性而言，中国人的谋略总体上属于一种经验判断，带有明显的 直觉、预测意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谋略理论不仅体现 在对事物、事件的筹划上，而且更多地指向人心的测度和人际 关系的处理上。在我们看来，人际关系是中国管理活动的一个 特殊对象，也是最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因素。因此，中国 人向来把人际关系看得很重。为了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一个 人往往需要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和需求，以此作为自身行动的 参考。如果两个人处于竞争态势，则奉行“知己知彼，百战 不殆”的原则，先行揣摩对方心思，以便调整自己的竞争策
略。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形容那些善于交际、精于世故的人 为“老谋深算”，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应当承认，崇尚谋略体 现了中国人成熟稳重、行事谨慎的文化性格，但同时也不可避 免地造成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此外，人际交往谋 略的运用，有时也容易导致极端的“阴谋”现象，使人与人 之间的信任度降低，诱发虚伪、算计等丑恶现象。因此，我们 在看待中国传统管理中的谋略思想时，应对其正面影响和负面 影响加以区分。
中国式管理战略特征的第二个重要表现是其全局观念。所 谓全局意识，指的是中国人传统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往往习惯 于把事物放到普遍联系的背景下进行“统观”，从整体入手， 坚持整体优先于局部的管理思维。首先，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 方式，任何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边的诸多因 素发生关联，其中，某些关联关系极有可能影响人们对该事物 的管理。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人们在管理中应该对事物间的联 系加以充分研究和运用。中国民间有句俗语“顺藤摸瓜”，非 常形象地揭示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现实效用。其次，在中国传统 管理思维中，上述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大部分不是偶然的、表 面的联系，而是稳定的、内在的联系。这些联系事实上超越了 “环境”的概念，构成了管理对象的一部分。比如，上例中 “顺藤摸瓜”的比喻，如果按照现代管理学的观点，“瓜”是 管理对象，是管理活动所应关注的焦点；而“藤”是环境， 或者说是手段，“瓜”和“藤”实际上处于割裂的状态。但在 中国传统管理思维看来，“瓜”和“藤”俨然是一个整体，如 果没有“藤”，则“瓜”也就不复存在。因此，中国人崇尚从 整体上把握事物及其联系的宏观管理方法。第三，在我们看 来，中国传统管理方式的全局意识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人的大 局观。所谓“大局”，即强调整体目标对于局部目标的优先 性。应该说，整体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一个个局部目标的完成， 但在特定的条件下，某个局部目标可能变得对整体目标无益， 甚至阻碍整体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一般倾向于 放弃或牺牲这个局部目标。中国古代著名的“田忌赛马”的 典故便体现了这一原则。当然，由于大局意识被赋予了较多的 道德色彩，其实用主义根源常常为人们所忽视。
中国式管理战略特征的第三个重要表现是其长远观念。霍 夫斯泰德在运用文化维度模型考察中西文化差异时，曾专门针 对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提出“长远观点与短期观点”这一维 度。所谓的长远观点，包括坚忍、尊卑有序、节俭、知耻；短 期观点则有守常、维护“面子”、尊重传统、礼尚往来等。长 远观点是儒家观念的集中表现，并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创业精 神；短期观点反映了儒家观念中对不平等关系的一种社会规 范，因为角色间鲜明的等级观念有助于维系社会的稳定和和谐。霍夫斯泰德等人认为，长远观点是面向未来的，短期观点 则是面向过去的，前者是一种动态的观念，后者是一种静态观 念。G在我们看来，尽管霍氏有关长远观点与短期观点的阐述 在一定程度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特征，但单纯从时间向 度上来划定长期或者短期的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应该说，无论 是霍氏所谓长期观点的坚忍、尊卑有序，还是短期观点的 “面子”、礼尚往来等，在相当程度上都反映了中国人对长远 生活的一种内心安排。比如说，“面子”和礼尚往来表面上只 是维持一种既往关系，但其潜在的更深层次的目标则是为未来 发展创造稳定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从目标一策略这一角度 来看待长期观点和短期观点，或许比使用时间向度更切合中国 传统价值观的真实情况。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国传统思维 模式中，长期一短期并非是一种两极分化，而是一种综合、辩 证的认知方式。在这种认知方式的影响下，中国人在处理当下 问题和未来问题时常常难以把握其间明确的界限，从而模糊地 混为一谈。例如，“事不过三”、“下不为例”等原则就是这种 模糊性的体现。
“儒表法里”的理论根源在一定意义上可见于荀子的“隆 礼重法”思想。一般认为，汉代武帝年间董仲舒提出“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学大一统思想，真正奠定了中国传统 政治“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的独特文化。也就是说，统 治者表面上鼓吹“仁政”、“爱民”，实际上却大肆推行严苛的 专制统治。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法”在本质上仍然不过是一 种专制主义的统治手段，它与西方基于平等原则的公民法权有 着根本的区别。
中国传统的“法”思想集中体现于韩非的“法、术、势” 相结合的理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官府，而布之于百 姓者也”（《韩非子•难三》），即由统治者制定并公布于世的 规范。“势”主要指君主的权势、权威，韩非告诫统治者一定 要“执柄以处势”，即牢牢控制制定和执行刑罚的权力、权 威，以达到“抱法处势则治”的境界（《韩非子•难势》）。 “术”则是君王的具体统治手段和策略，包括刑名之术、察奸 之术等具体而微的办法。“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 难三》），与明文的法规相比，“术”是君王内隐于心的统治智 慧。显然，“法、术、势”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王 道政治理论。借此，统治者以制“法”为工具，以取“势” 为目标，以运“术”为策略，对臣下和民众的控制可谓得心 应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韩非的“法、术、势”理论事实 上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因袭。需要指出的是，自秦以 后，法家思想尽管获得普遍运用，但大多打着儒家“仁政” 的幌子，这也便是“儒表法里”的意指所在。
儒家所提倡的“仁政”不仅可以成为文饰“法术势”的 幌子，而且也具有实用效力。儒学之“礼”具备规范与教化 的双重功能，其规范一端可以诉诸于“法术势”，而其教化一 端则有赖于儒家对“礼”、“仁”关系的独特诠释。“人而不 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礼”的实现 最终还是要求诸个体的自觉。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孔子把 “仁”的学说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据统计，在通篇仅 万字有余的《论语》中，“仁”字的出现就有109处之多。尽 管孔子所谓的“仁”的涵义不尽相同，如“仁者，人也” (《礼记•中庸》）、“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博学 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为 仁矣……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等，但大体 上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即所谓“爱人”（《论 语•颜渊》）。从“仁”的内在性来讲，人要自觉秉持同情、 宽恕、包容的情怀，践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 渊》）的原则；从外在性来讲，则要“克己复礼为仁”（《论 语•颜渊》），既注重自我克制，也强调因循社会规范。总之， 对于“礼”、“仁”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 客观的因果关系，即“仁”在“礼”先、“仁”为“礼”本; 但更确切地说，儒家的“仁”不过是复“礼”的逻辑所需， 是一种避免外部强制而求诸于己的道德节律。从这一点来说， 儒、法的结合的确不失为一种实用主义。
在我们看来，不论是儒家的“礼”、“仁”，法家的“法术 势”，还是二者的结合与调和，在古代社会都只是当政者因时 而取的手段之一，其本身并没有永固不变的法理原则，更不会 对统治者产生实质意义上的制约性。实际上，正如法家“势” 学说所揭示的，处于“治人”地位的君主在其强大的武力背 后，还拥有立法、司法的双重权力。在这样一种权力格局中， 儒学所鼓吹的“仁”往往成为统治者的特权和被统治者的义 务。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仁”、“法”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都不具备明确的客观性，而是归附于权力，因而人 们对道德和法律的遵循时常转化为对执法者个人的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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