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末期，很多国军飞行员驾机起义，投入了人民的怀抱，在国民党空军内部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行员俞渤等人在党的组织下，驾驶一架B-24轰炸机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起飞，轰炸了南京的目标后，克服艰难险阻，降落到了石家庄机场，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八大队的B-24轰炸机，注意机头的执行任务数量标记和垂尾的“8”标记。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1926年俞渤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军人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和长兄均丧于日军之手，悲愤的他报考了空军军官学校第23期，1945年到美国接受飞行训练。
他回忆起自己早年的经历依然很激动：“我到美国后不久，抗战就胜利了，我有点遗憾没能亲自上阵杀敌，但训练还得继续。”
“训练之余我接触到了很多共产党的信息，主动阅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还看了《从延安回来》《华侨日报》等进步书籍，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驾机起义中尉飞行员俞渤。
其实早在抗战之前，俞渤就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组织。
“1946年12月我们坐轮船回国，当时内战已经开始了，同学们对此议论纷纷。我的心里也很惆怅，打日本没赶上，反倒要打自己人。”
回国后的俞渤被分配到了第八大队，中尉军衔，驾驶B-24轰炸机，他跟同样不满内战的郝桂桥和周作舟经常交流看法。
▲1945年在美训练的八大队飞行员，注意背景的B-24轰炸机。
郝桂桥也是中尉飞行员，虽然不善言语，但是早就对内战深恶痛绝。有一天他曾对俞渤说：“我们一起到那边去吧，在这边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们可以从陆路到解放区，很多学生都是这么走的，我在北京大学有熟人，衣服和证件都可以弄到手。”俞渤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只能先安抚他的情绪。
周作舟最开始是机械兵，后来改学轰炸，担任中尉投弹手兼领航员。他也经常骂道：“老子不干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打这憋气的内战！”
▲晚年的周作舟，摄于2017年。
其实在国民党空军内部，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不想打内战，但是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
后来俞渤在南京逐渐接触到了党组织，1948年 8月发展为地下党员，他接到的任务是：保存自己，发展力量，待机发动起义。
说起发展力量，他首先想到了郝桂桥和周作舟。1948年10月周作舟秘密入党，11月，郝桂桥也被批准入党，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党支部，俞渤担任书记。
当时国民党正在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俞渤的上级叫林城，每次接头都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他们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进行活动。
▲地下党员林城，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红色特工人员。
与此同时，淮海战役开打，国民党几乎把空军都调去支援，南京大校场机场黑压压地挤满了各种飞机，每天都要起飞大量飞机执行轰炸和空投任务。
俞渤等人故意消极作战，把炸弹乱投一气，能糊弄就糊弄过去。12月，他们接到了上级的命令：“组织起义，炸毁大校场机场和总统府。”
他们三人偷偷地寻找着可以争取的起义对象，同时研究飞行路线和具体的轰炸步骤，不断有人表示愿意参加起义，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但是敌人为了稳定这些飞行员，火速偷偷把空勤人员的家属运到台湾。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很多准备参加起义的人动摇了。
尽管那些动摇的人表示不会出卖朋友，但是俞渤意识到必须尽快行动。一同起义的还有中尉飞行员陈九英和中尉领航员张祖礼。
▲中尉领航员张祖礼。
12月15号，俞渤、郝桂桥和周作舟在夫子庙附近的一家饭馆包间开会，决定尽快起义，不成功便炸毁飞机，与敌人同归于尽。
第二天他们的机会就来了，晚饭之后值星官宣布：“蒋总统很关心我们，今天晚上要接见我们，饭后全都去新生社（空军俱乐部）看电影。”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届时大部分空勤人员都不在机场，守备力量不强。参与起义行动的俞渤、陈九英和张祖礼一直待在宿舍，郝桂桥和周作舟装模作样乱挤了一阵后就跑路了。
▲1950年上海二六大轰炸，蒋介石曾到新生厅致辞，后来又与八大队飞行员合影。
他们五人在宿舍碰头后，又偷偷去附近转了一圈，果然一个人都没有，于是迅速回到各自的宿舍，拿上手枪、耳机和航图，分两组跑向机场。
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们装作出任务的样子，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机场，果然没有被盘问。
这时地勤人员已经完成了维护工作，二十多架B-24静静地停放在停机坪。
▲左图是1964年美国卫星拍摄的南京，从上到下依次是明故宫机场、大校场机场和土山机场，右图是如今的南京。
正当俞渤等人窃喜的时候，一个身影突然从黑暗里窜出来：“口令！”，一个端着枪的哨兵凶恶地喊道。
突如其来的变故顿时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口令是什么。面对越走越近的哨兵，俞渤便冲他说：“出任务的！”
那名哨兵显然对这个回答不满意，声音也抬高了八度：“不许动！口令！”，这时俞渤也火了，在国民党内部，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何况他们都是尉官。
“他妈的！什么口令不口令，老子出任务，听见没！耽误了任务你担待得起吗？！”说着俞渤便把航图袋朝哨兵脸上一扬，“老子不知道口令！”
这一招果然管用，这个小兵被吓唬住了，跑道尽头还有一架正在试车的运输机，哨兵以为他们也要去试车，便站在原地盯着他们。
▲大校场机场里的运输机。
为了以防不测，身强体壮的陈九英便也盯着哨兵，其余人去寻找合适的飞机。找了一圈后，发现有些飞机有油无弹，有些有弹无油，有的油弹皆无。
好不容易找到了油弹均有的514号机，该机当天下午最先返航，地勤已经加好了油并挂上了5枚炸弹。
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10分了，时间不早了。周作舟去打开炸弹舱，其余人拿走了轮档和夹板，准备登机。
▲停放在地面上的国军B-24轰炸机
就在这时意外又发生了：远处突然传来了汽车的声音，两盏车灯照亮了飞机。俞渤赶紧把周作舟拉到了机腹下的巨大阴影里，大家都蹲着不敢出声。
汽车上的国民党士兵根本想不到，起义者就近在咫尺，而且就从他们四五米远的地方疾驰而过。
看着敌人走远了，起义者们又开始忙活起来。周作舟发现炸弹舱已经上锁了，无法从那里进入飞机，于是想从前起落架那里钻进去，但是舱门也被木板堵上了。
▲注意B-24卷帘门式的炸弹舱门，很与众不同，但飞行员决定海上迫降时不利于逃生。
国民党为了防止飞行员驾机逃跑，简直煞费苦心。木板不仅堵住了进入飞机的通道，而且会影响起落架的收起。
周作舟用力一拉，直接拉断了木板，但是他手上也被挂掉了一块肉。顾不上疼痛，他首先钻进了机舱，其余4个人也钻了进去，有条不紊地开始各项准备，不一会儿就启动了4台发动机。
这时那名哨兵听到了发动机的轰鸣声，也走了过来查看情况，但是太晚了，514号B-24已经开始滑跑起来。
俞渤驾机越过了在跑道头试车的运输机，插进跑道直接起飞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周作舟钻进了轰炸舱，陈九英和张祖礼操作自卫炮塔警戒。
▲B-24机鼻处的轰炸舱。
飞机很快爬升到了2000米高度，他们首先要轰炸大校场机场，防止敌人升空拦截。俞渤驾机绕了一圈后，对准了机场，周作舟不断修正轰炸航线。
当机场出现在瞄准镜里后，周作舟按下了投弹钮，但是没有一点反应。“怎么回事？”俞渤问，“可能是出故障了，你转一圈，再试一次。”周作舟回答道。
正当飞机开始压坡度左转时，4枚炸弹掉下去了，没有命中机场。此时蒋介石在新生社给飞行员们打气，爆炸声着实把他吓坏了，在侍卫的保护下匆匆跑路。
▲B-24炸弹舱，中间的过道供空勤人员通行。
最后一枚炸弹是留给总统府的，他们睁大了眼睛，确认了总统府的位置，但是也没有投放成功。
俞渤只能继续驾机盘旋，正当飞机在长江上空转弯时，炸弹掉了下去，命中了燕子矶。炸弹没有命中目标，机上五人心里都不是滋味。
关于炸弹为何没有顺利投下，俞渤直到后来才知道原因： “我停飞后才偶尔得知，大校场机场有一批发对内战的地勤，他们故意破坏了几架轰炸机的投弹系统，其中一架就是我们驾驶的514号B-24。”
▲抗战时期国军地勤人员正在维护飞机，我党的地下工作做得很出色。
丢光了炸弹后，为了躲避敌人的战斗机和防空炮，俞渤加大了油门向北飞去，原计划在安东（今丹东）着陆。
这时陈九英匆忙跑到驾驶舱说：“油箱没有加满，飞不到安东！”这下可难倒了众人，开始商量起对策。
陈九英说：“可供B-24这种大型飞机起降的机场不多，只有北平、天津、青岛的机场才有这种条件，可这些地方都还没有解放。”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俞渤说：“石家庄怎么样？那里的机场可以着陆。”陈九英算了一下，机内的燃油飞到石家庄绰绰有余，就是临时改变目标，没有通知当地的解放军，容易闹出误会。
▲从南京到石家庄和丹东的直线路径，夜间飞行难度很大，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很容易迷航。
飞机越往北飞，天气越不好，外面漆黑一片，没有参照物，他们只能睁大眼睛观察着外面。
12点10分，机组根据地面一辆机车头喷出的白烟发现了平汉铁路，然后右转，不一会便看到了石家庄的灯光，大家顿时松了一口气。
但是还没来得及高兴，地面的灯光突然熄灭，实行了灯火管制，同时防空炮也朝B-24开火。原来地面解放军不知道这次起义计划，还以为是国民党来夜袭。
▲随着装备的改善，我军也建立了防空部队。
俞渤试图用无线电联系地面，但是没有成功。他又打开了航行灯和着陆灯，一亮一灭，表示是起义飞机，但地面的同志没有理解这个意思。
看不到机场，俞渤只能下降高度，驾驶着笨重的B-24贴着屋顶和树梢盘旋寻找机场。由于能见度很差，他们只能看到一条淡淡的跑道。
机组成员想各种办法，但在没有地面协助的情况下，所有尝试都失败了。B-24一圈圈地盘旋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油料也将消耗殆尽，警告灯已经亮起来了。
俞渤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仍心有余悸：“油料只剩20分钟，再不降落就要机毁人亡了。我们决不能弃机跳伞，一是地面情况不明，可能造成伤亡，二是这架飞机属于人民，一定要完好无损地交给解放军。”
▲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上的514号B-24轰炸机。
大家都睁大眼睛寻找着跑道，俞渤又看到了那条模模糊糊的跑道。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只能估计距离，硬着头皮往下落。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这种能见度极低的降落就是自杀。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跑道的四个角出现了四颗火苗——地面解放军终于意识到了，点起火堆帮助B-24着陆。
有了参照物，俞渤顺利地将飞机降到了地面，此时已经是17号凌晨两点多了，机上五人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起义机组成功落地后的照片，注意他们还没来得及换装。从左往右分别是郝桂桥、张祖礼、陈九英、周作舟、俞渤。
这次起义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特别是那五枚炸弹，虽然没有命中，但似乎在控诉国民党的罪行。国民党只能对外宣称炸弹是不慎掉落，让起义的英雄们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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