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从“资产”转为“负债”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很多，大致可分为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一般而言，生物因素是人体本身的影响因素，包括遗传、激素分泌水平等；而社会因素是人体外部的因素，包括经济水平、教育程度、风俗习惯等。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深入，社会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生育率的关键。

　　在农业社会，生产单位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孩子是劳动力和生活保障的来源。孩子越多，这个家族、家庭就会越兴旺。在过去高死亡率的生存环境下，高生育率成为维持社会发展的必然。在农业社会，生育孩子对家庭来讲是投资，5~6岁的孩子就能帮助家庭承担简单的劳动生产，10岁以后就能参加农业生产活动。人丁兴旺意味着家里有充足的劳动力，因此人们有动力多生，尤其希望多生男孩。


　　进入工业社会，生活环境、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条件得到改善，儿童死亡率显著降低，这使人们摆脱了被迫生育以延续子嗣的状态。当婴幼儿死亡率降低，人们生养更多子女的意愿也相应下降。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在养育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上取得平衡，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由于工业社会劳动分工逐渐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孩子从出生到参加工作需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教育时间越长，教育成本越高，参加工作的年龄越大，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则越大。一方面提升子女培育质量的成本不断增高，另一方面父母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也在上升，那些在子女身上消耗的时间原本可以用来获取更多收入或者享受稀缺的闲暇，这一切都促使孩子在家庭中的角色发生转变，从“资产”转化为“负债”。一些家庭发现，他们对孩子的投入实际上很难收回，这使得家庭生育子女的意愿降低。

　　在现代家庭生育决策中，女性的重要性越发凸显。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大幅提升，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女性生育子女的隐形成本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对生育的态度，也相应地推迟了她们的结婚和生育年龄。女性生育子女延续后代、操持家务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

　　此外，随着20世纪60年代廉价、便捷的避孕药和避孕器具在全球的快速普及，有效的避孕措施变得简单易得。避孕知识的掌握和避孕工具的普及使得两性行为与生育实现了分离，性与生育的脱钩也促进了观念的变迁。所以，低生育率成为一种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