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泽东为何要将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还是主席高明

1973年12月，中国军队历史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不同寻常的事。

“中共十大”召开4个月后，中央军委颁发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这件事不但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各种猜测。

纵观全球，如此大范围的将领调动实属罕见。

当时我国总共只有11个大军区，除去刚到任不久的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不在这次对调名单内，毛主席大笔一挥，就调动了八个。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毛主席为啥会在军队中搞出如此大动作呢？

邓小平后来的一番话，说出了毛主席的高明之处。

萌芽大厦的崩塌往往都是从内部开始，建国以来，咱们周遭一直都不大太平，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列强环伺下，人民军队打赢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战役。

仗是打赢了，可毛主席心里却有一丝隐隐的担忧，他在跟汪东兴谈话时曾说道：

“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反正我相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

虽不是军人，但建国以来，毛主席始终对军队工作抓得很紧，他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要求部队里的重大问题都要向他报告，有时候甚至营、连一级的干部调动，都要经过主席的批准，部队领导的动向，更是毛主席关注的重点。

强国必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血淋淋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指挥枪”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有国无防、任人宰割，就是因为军队沦落成为个人或狭隘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

一个国家的军队掌握在什么人手上，始终是关系这个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而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真正成为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浴血奋战的重要力量。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实际情况却有点复杂。

毛主席曾这样剖析过：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人民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

这番话，是对我们过往道路的深刻总结，管好枪杆子，才能干大事，国家的一切，还是需要国家安全、稳定为保障，对军区司令人事改革的想法，也渐渐在毛主席脑海中蔓延开来。

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林彪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谋划篡权，由此给共和国带来不小动荡的“九一三事件”。林彪的陨灭，让毛主席看到了军队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他开始重新启用那些被打倒和受排斥的老干部，并对部队真实情况，做了个大梳理。

1973年3月10日，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邓小平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这是他“三起三落”中的第二次“起”。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又被押送至江西省新建县，在拖拉机修造厂做钳工， 一干就是三年。

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破败后，邓小平主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揭发、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并表达愿意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的愿望。

毛泽东仔细读完邓小平的来信后，内心很是震撼，他批阅说：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解放老干部”便开始成为周恩来重中之重的工作。一年前，周恩来确诊膀胱癌，身体每况愈下，还开始尿血，他迫切需要邓小平这么个“接班人”，毛主席的话也让他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时不我待，病痛中的周恩来经常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对老干部的审查结论和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叶剑英也旗帜鲜明地对周恩来的意见表示了支持。在自己倒下之前，一定要把邓小平送过“桥”。

1973年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

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随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经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就在周总理躺上手术台的同一刻，一份《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的文件也正式签发。

很显然，毛泽东也有意将邓小平送上高位，培养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他没有历史问题，没有投降过敌人，协助刘伯承打仗很得力，是有战功的。”无论何时，伟人的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未变动的问题，他想听听邓小平这个“新人”的看法。邓小平沉思片刻后，把面前的茶杯跟主席的对调了过来，毛泽东会心一笑：“英雄所见略同。”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对政治局和军委提出了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不由得想到了三年前的那场争执。那天周恩来将“八一”社稿拿来审定，这篇稿子，一改过去多年的提法，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了，陈伯达和张春桥还为此起了争执。

虽然表面没什么反应，但毛主席心里却对这种说法很是反感。

在几个月后的南方巡视中，他对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以下还有师、团，还有司、 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

“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我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

可就算如此，毛主席看到这份稿子时，还是面不改色：“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修改过了，我就不看了。”并让汪东兴代其圈去了原稿中“毛主席和”四个字。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他的党羽也被一一清除出军队，这件事也坚定了毛主席“革新”的决心。思忖一会儿后，毛主席缓和了语气，转换了话题：“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为好。”

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都支持。”

毛主席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得胜利”正是靠着这样的精神，人民军队才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唱完歌，毛主席接着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

他侃侃而谈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不利的消极因素，他提议说，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

会场气氛更紧张了，大家都预感到会有什么大事发生，毛主席也不藏着掖着，他指着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

“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会议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也敲定了八大军区司令互换的方案。

主意是拍板了，可要让大家真正理解这个决定却不容易，很多人心里难免犯嘀咕或是有怨言，为了让将军们明白，12月22日，在毛主席书房内，又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面对面会议。

参会的田维新将军后来回忆道：当时毛主席坐在书房的中央，左边是朱总司令，右边是“新官上任”的邓小平，周总理等几位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毛主席后边。毛主席身边还有一个人，是他的翻译王海容，她负责把主席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

毛主席对面坐着的，是各大军区的政委、司令员，而将要调动的8位，坐在最前面。

会议开始后，毛主席拍了拍朱老总的肩膀说：“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不是黑司令。”显然，毛主席这番话别有深意，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是我们军队永远不能丢掉的初心和使命。

简单讲过几句后，毛主席站起身来，与站在一侧的肖劲光、陈世榘（jǔ ）、田维新和马宁四位高级将领一一握手。

“身体好吗？”

毛主席握着肖劲光、陈世榘将军的手问道，陈世榘立正回答道：“托主席的福，身体还好。”

“井冈山下来的人不多了”，毛主席感叹了一句！

与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握手时，毛主席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田维新同志，你是哪人？”

“山东东阿人”，田维新答道。

“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毛主席又问道。

“鱼山”，田维新一边说，一边暗自钦佩主席连这都知道。

毛主席又问：“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

田维新想了一下：“要说湖的话，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

“噢，那就对了”，毛主席突然画风一转说：“总政治部就交给你负责了。”

田维新毫无准备，被毛主席突然的任命整懵了，咱俩不是在拉家常吗？不过他也很快反应过来：“德生同志走了，总政就我一个副主任，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请主席委派主任。”

“不，就是你负责了”，毛主席打定主意，十分肯定地说，“我资历、经验都不够，还是请主席派个主任吧！”田维新还想推托一番，可毛主席已经不再作答，开始与空军司令马宁握手谈话。

听到马宁的姓后，毛主席笑了笑：“你姓马，我出个谜语给你猜，打个字吧，这个字谜是：一个大来一个小，一个跑来一个跳，一个吃血吃肉，一个吃草，你猜这个谜底是什么？”

毛主席突如其来的兴致，一下便给马宁难住了，毛主席又看了看大家，都没猜出来，他笑了笑，并没有说出谜底。

“这个谜底我后来才搞明白，是独领风骚的‘骚’。”

接见完后，毛主席便开始讲话了，他讲话是穿插着讲的，还时不时提几个问题。说着说着，他突然向坐在前排的许世友问道：“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

“读了”，许世友回答得也很干脆。

“读了几遍？”

“一遍”

“一遍不够，要读三遍”，毛主席还随口背了《红楼梦》第一回中的一大段，“你就只讲打仗，以后讲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你就做周勃，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主席说的这个周勃，是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是刘邦去世后安刘灭吕的主要将领，史记里说他“不好文学”，但刘邦欣赏他的忠厚老实，可以托付大事，一句话，一个典，就将毛主席的政治智慧显现得淋漓尽致。

周总理见会见时间很长了，就提议唱个歌啊，于是大家又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了第一段，毛主席说不错，“就是这第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乱。”

唱完歌后，毛主席宣布：“散会”。

12月22日，毛主席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也再度集中。

毛主席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让他在各位将军面前树立点威信，便叫他点名，王洪文也不推辞，便大大咧咧地点起来。

“许世友！”

“许世友！”

王洪文叫了几声，无人应答。

王洪文向会场望去，只见许世友面色铁青，眼望天花板，不理会他。“许世友的名字是你叫的吗？你王洪文做政治火箭行，领导军队不行。”在上海时，这俩人就是出了名的不对付，虽然一起喝过酒，没想到，在这个场合，许世友还是一点面子不给。

王洪文也不带怕的，他又大着胆子，喊了一声：“许世友！”

这下可把炸药桶点着了，许世友把茶杯“咚”的一声，就“摔”到了茶几上，场面一度尴尬到了极点。王洪文没见过这阵仗，他扭过头，无助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铁青着脸，有些恼火，一言不发。

周总理见状，接过名册，赶出来救场。

“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

“到！”

刚刚还火冒三丈的许世友，立马响亮地答道，王洪文巴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点名结束后，周总理开始宣读司令员对调的具体方式：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跟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跟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调。

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会议结束后，也都按照规定，十天内，带着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到了岗，对调工作就这么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这次重大军事变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毛主席的这次“军队改革”，是对过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能打仗，永远是衡量军队战斗力的第一标准，决不允许军队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存在，这是人民军队永葆纯洁性的保障。

后来回顾起这段历史时，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曼兹是这么说的：

“这是有意识地显示，文官掌握着国家政权，这次规模调动之大，表明传统势力已经被打破，中国地方军事主义已经走向衰落。”

邓小平在说起这次对调必要性也说：“这恰好说明毛主席很懂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决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体，有个势力范围。”

是啊，“党指挥枪”，枪杆子必须紧紧攥在共产党手上，而不是被某个个人操纵。

军区司令对调，是毛主席经过长久酝酿后的一项重大决定，稳定了当时的政治局面，保障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给后来我们的治军路、强军路，提供了先行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