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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断是对战争等重大问题最后的定夺,是决策的关键环节。《易经》 中说:“夬者明法而决断。夬即分决,是六十四卦之一,法是决断的理 论依据。明法而决断,要求决断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为“决断” 是否正确、及时,会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和战略资源的有效配置。

古人在长期的战争实践和决策活动中形成了决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的基本点是以“利”为先导,通过轻重权衡、关节点的把握和据 敌情的变化适时做出决断。。

一、权衡轻重,趋利决断

权衡轻重,趋利决断,就是将帅通过对决策方案再三掂量,在审时度 势的基础上,按照利益原则做出最佳选择的过程。

在中国古代,“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以之平衡而权轻 重”$。权衡轻重的目的,是对事物内在平衡关系的认识。特别是事物利弊 之间的关系,更要审视清楚。在决策中,战场形势复杂、当面临多方案选 择的情况下,权衡利弊,“以计其去”,选择最佳方案,是对指挥员的决断 能力的严峻考验。孙子指出:对于未来的战事“不可验于度”®,要靠人的 度量。比如“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越人不能相 互援救,即使有这么多的军队,对胜利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孙子通过对 势的权衡而得出的结论。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物皆然,心为甚。” ®权和度对物如此,对心的审视和度量就更为重要了。 因此,尉绿子总结说“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即通过内外 等各方面的权衡,淘汰一般方案,选择最优方案。

春秋末期,楚国在楚庄王的治理下,实力不断增强。当时庄王^欲伐 越,大臣杜子劝谏说:“王要伐越,有什么理由吗?”庄王说:“越国政乱 兵弱。”但杜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最担心的是决策不能权衡内外的实 力,就像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但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睫毛。他认为,楚 国兵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这是兵弱的表现;境内庄蹊嬌为盗,官吏 却不能禁,这是政乱的表现。楚国弱乱,说不定还在越国之上,而伐越的 决策就像眼睛不能看清自己一样。庄王听后觉得有道理,遂放弃伐越的计 划。杜子的自见之明,是细审内外、左右权衡的结果,体现了趋利定策的 基本原则。否则,一味地从主观愿望出发,看上去是争利,实际是误入歧 途,将付出沉重代价。

权轻重的决策价值观,基于客观,取最大之利,这是决策中容易确立 的观念。但在具体决断中是否能准确把握大利和小利,又是决策的另一重公元208年7月,曹操在取得北方战 场胜利之后,挥师南下,率军进攻荆州牧 刘表。8月,刘表病死;9月,刘表次子 刘琮率荆州军七八万人及荆州官吏迎曹。 当时投靠刘表屯兵于樊城(今湖北襄樊 市)的刘备闻讯后,率众2万余人,奔夏 口。曹操率领精骑5000追击刘备,一昼夜 行军三百里,抵达江陵(今湖北江陵市), 表示将与孙权争夺江东。面对这一严竣的 战略形势,张昭等主张降附曹操,孙权在 鲁肃、周瑜的策划下,决计联合刘备,共 *1* 抗曹军。最后联军在赤壁大获全胜。战后

刘备分兵取得了荆州长江以南武駿(今湖南常德市)、长沙(今湖南长沙 市)、桂阳(今湖南郴县)、零陵(今湖南零陵)四郡。为防止刘备扩大 势力范围,孙权将自己的綠妹嫁给刘备以示友好,同时又在长江沿线的江 夏、南郡(今湖北江陵市)驻军,势力西及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使 刘备难以向益州扩展Q公元209年,刘备亲自到京口(今江苏镇市), 请求孙权将荆州全部让给他。周瑜要孙权趁机软禁判备,以瓦解其新近形 成的势力,但当时曹操虎视淮南,曹军_守着荆州北边重镇襄阳,随时 可以寻机南进。孙权以与刘备联合的大利为重,釆纳鲁肃的意见,将部分 仍被曹军控制的南郡“借”给刘备,以增强抗曹力量。但孙因此而失去 了对长江中游的控制,偏离了他充分利用长江的战略初衷。公元214年, 刘备率军入蜀,占领益州,取得了全据长江上中游的优轉地位,对长江下 游的孙权构成威胁。孙权在刘备占蜀的第二年向刘备讨还荆州,遭到刘备 的拒绝。孙权大怒,派大将吕蒙率军攻占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欲 夺回,适逢曹操进攻汉中,便与孙权和谈,以湘江为界共分荆州:江夏、 长沙、桂阳三郡归孙权,南郡、武陵、零陵归刘备。公元219年5月,刘 备击败曹军占领汉中后气势正盛。当年7月,关羽自_大军向曹魏樊城、 襄阳方向发动进攻,企图夺占南郡的全部。孙权乘虚&攻关羽后方,关羽 在回救中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最后被孙权杀掉。公元221年, 刘备打算与孙权彻底决裂,发动夷陵之战,但最后被_逊火烧连營,完全

失去了荆州。

围绕荆州争夺,刘备的一系列决策,虽然都是趋利抉择,但却因小失 大,特别是在与孙吴的利益冲突中,对利益的追逐超越了两国的战略平 衡,最终造成荆州全失,诸葛亮制定的由南北两路前出的战略计划落空, 极大削弱了蜀国的战略优势,为后来伐魏的战略行动蒙上了一层阴影。相 反,孙权从开始的联刘抗魏,到后来让出荆州,取大利维护大局的一系列 决策从某种程度上扶持了刘备,使其成为三角关系中的重要一极。两国结 盟后极大削弱了曹操的战略优势,但在此后的战略行动中,两国并未延续 赤壁之战前后形成的战略,最终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由此可见,战略 决断中对大利、小利的正确把握,决定了决策的正确性,直接影响到随后的战略行动。

在权衡轻重、趋利决断中,任何决策方案都有利弊两个方面,特别是 在多种要素构成的利害关系中,对方案的选择往往关系到大局。

战国中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开始向外扩张。公元 前316年,蜀国的封国苴国与巴国交好,由于巴蜀两国长期为敌,蜀国伐 苴,迫使苴王逃往巴国。巴向秦国求救,秦惠王想趁机夺取蜀地,又嫌路 远道险。恰在此时,韩国兴师西犯,面对这种局势,最高决策者秦惠王举 棋不定。谋士张仪、司马错各自献计,然而两人意见迥异。司马错主张伐 蜀,张仪则主张攻韩,双方在秦王面前就进攻方向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张 仪认为,秦与魏结交与楚亲善,进兵韩地三川(今河南宜阳一带),然后 取新城(今河南伊川县西南)、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临兵东周,占 据九鼎,“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如果放弃三川 宝地,而去争夺偏僻的戎狄之地,其结果会“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 地不足以为利”®,从而远离王业。

司马错反对张仪的计策,他认为利用蜀国内乱派兵攻打,对秦国来说 就如同豹狼驱赶羊群一样。而且攻取蜀地,既可以扩大秦国的疆域,又能 以此作为秦国的战略基地,还能得到制止暴乱的美名,可谓名利双收。而 攻打韩国,胁迫周天子,必然招致众怒,况且,“周,天下之宗室也;韩,

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如 果他们再依附齐、赵、楚、魏等国,把九鼎和土地送给楚国和魏国,秦国 想阻止也无法阻挡,而攻打蜀国则万无一失。

两种方案摆在秦王面前,秦王最后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果断定下伐 蜀的决心。这也是秦王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因为秦国就当时的实 力而言,攻打韩国也没有获胜的把握,而攻蜀不仅易胜且有重要的战略价 值。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秦惠王派兵南下,顺利攻取了巴蜀,此 后,富饶的巴蜀之地成为秦统一六国的战略大后方;同时从巴蜀沿江而 下,不出10天就可东攻楚国的要塞,进而威逼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 北);并从西南两面形成对韩魏的包围。可见正确的战略决断,对此后的 一系列战略行动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权衡轻重,趋利决断,注重对决策对象系统的分析和利弊的权衡,是 决断相互联系的多个目标的方法和理论。权轻重贵在抓住此时与彼时的情 况变化,贵在清楚洞察当前紧迫战事的要害;同时要处理好当前局势与未 来大势的关系,用着眼未来的战略眼光权衡当前的紧迫问题,这样才能在 分清利害的基础上做出正确决断。攻心除了用力威慑外,用利攻心是最常见的对策,它在化解危机中往 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春秋末期吴越争霸中,越王勾践之所以成功自 保,与“以顺其志”的谋划分不开。吴国太宰伯嚭因接受越国美女、财 宝,极力劝说吴王,越已臣服,不要灭越,从而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 年生聚,争取到可贵的战略空间。公元前265年,韩国因迫于秦国的军事 压力,决定把上党郡献给秦国以缓解被蚕食的危机。但最后赵国受利,引 发了秦赵长平之战,而韩却相安无事。这是上党太守冯亭以利攻赵的 结果。攻心决策除了以利诱惑之外,以德服人,是长效的攻心之策。孟子指 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因此,“以德服人”就成为攻心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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